汪兵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能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史研究者对于其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视。在党史学范式研究方面，胡绳运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与方法解读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的进程，并且深刻地阐述了这两种史学范式之间的关系，还有力地回击了“告别革命”论的错误观点。他关于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充实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提升了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以及为完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胡绳；中共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91-08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得以深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对于党史的性质与特点、对象与内容、理论与方法、研究范式等学科建设问题研究的重视。一批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作为“胡绳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胡绳对于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贡献更是影响深远。这从改革开放以后胡绳的个人工作经历就能看出来。1982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参与或负责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参加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宣传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主持和主编了党史通史型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因此，考察他的党史学貢献就成为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不过，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胡绳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特别是党史学范式）研究评析的成果并不多，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周一平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胡绳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但就这方面研究的整体进展而言，史学界关于胡绳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还需要进行深入地挖掘，诸如评析他用现代化范式的视角看待党史发展的进程以及阐述“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等。因此，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胡绳与党史学范式研究贡献作一考察和探讨。这也是深化胡绳党史学思想研究的需要。

一、 研究缘起：基于史学范式研究的学术史反思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先就范式概念的涵义以及学界关于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脉络作一简要的交代，以作为胡绳党史学范式研究评析的立论基础和阐释背景。关于“范式”的概念，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明确提出来的。他认为，“范式”概念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学科研究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其二是学科在变化中出现的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并形成了有广泛共识的知识共同体[1]（7）。这表明，“范式”概念的主要涵义是指某个学术共同体在研究中所秉持共享的理念、方法、价值和技术等的集合。

就史学界而言，较早阐述史学范式问题的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德里克。1995年，德里克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发表了论文“革命之后的史学”。随后，国内史学界开始关注“范式”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不过，就国内史学范式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主要是围绕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史学范式所进行的研究，兼顾社会史等其它史学范式的研究；其二，以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为主题，如何处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关系。关于第一点，持有革命史范式的代表性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2]。而持有现代化范式的代表性观点则认为：“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3]（112）关于第二点，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两大史学范式的关系是相互借鉴和共同存在，一起推动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就指出：“‘现代化范式弱化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而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4]还有研究者明确地指出：“史学研究不断涌现新的‘范式和多种‘范式并存，史学界出现不同的流派或‘学派，是史学走出‘危机和萧条而重新步入繁荣的征兆。”[5]因此，史学范式的深入探讨大大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同时国内史学界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史学范式研究的进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党史研究者。就党史学界来看，20世纪90年代间关于党史学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张静如的有关学术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于党史学研究范式的重视程度日渐明显，涌现出的代表性论文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即第一类是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研究性论文，诸如，苑晓杰的论文“论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理论探讨》2004年第5期）、何云峰的论文“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等；第二类是整体性阐述党史学范式的研究性论文，诸如，沈传亮的论文“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孙钦梅的论文“中共党史研究范式问题探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等；第三类是关于党史学范式个案研究评析性的论文，诸如，拙文“史学范式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大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期）等。不过，就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来说，还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党史学范式的代表性观点有哪些？发展的脉络是什么？因此，如何深化党史学范式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研究者着力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对党史学界的代表性史学范式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审视和述评。基于此，本文拟以胡绳的党史学范式研究为主旨，考察他关于党史学范式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其重要贡献，不断丰富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

二、 逻辑基础：胡绳对党史的性质和背景的阐释

纵观胡绳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来看，其研究范式的逻辑基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对于党史学的性质和研究背景的阐释。而考察这两个问题，就成为探讨胡绳关于党史学范式内容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且，阐述这两个理论问题，也能够从党史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审视党史学范式研究在整个党史学科体系构建中的深刻意义与重要价值。

（一） 党史学科的性质

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性质或者属性都是比较明确的。但具体到党史学科而言，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内高校把中共党史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以后，就很少有党史研究者认真考虑过党史学科性质（或者说定位）的问题了。改革开放初期，有研究者开始反思和研究这个涉及到党史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张静如曾指出：“1984年夏，在北京办的一个学习班上，我讲了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两个学科的不同，从而涉及学科性质问题，并提出必须用唯物史观指导作为历史学科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 [6]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静如认定党史学科是一门历史学科。而纵观胡绳关于党史学研究的论述来看，他并没有直接阐述过党史学科性质的问题。不过，他曾认为，应该把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是指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再上溯到五四运动，这60多年的党的历史。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7]（544）从这段引文来看，胡绳更倾向于把党史学视为历史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為，党史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门纵向学科，它的学科性质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要遵循着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当然，较之一般历史学科的特点，党史学科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等，但其学科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本质上还是应属于历史学科。

（二） 党史研究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不能不深入考察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只有通过阐述历史研究的背景，才能够使得研究者遵循着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并且，在党史研究史上，研究者大都强调研究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史时，必须要考察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比如，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8]（4）针对党史研究的历史背景问题，胡绳也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近代史的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有如何革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7]（545）。

三、 范式述评：以胡绳的党史学范式研究为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逐步开展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等史学范式的研究和评析。而就胡绳关于党史学范式的研究而言，他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涵义、主要内容以及相互的关系也进行了阐述。

（一） 革命史范式

就革命史范式的基本含义而言，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强调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主要是强调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是中国近代革命爆发的根本因素。而且，革命史范式还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性，在理论指导、史实选择以及叙事方法等诸多的内容上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与适应性。总体看来，这种史学范式源自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革命史的实践发展，并经过了一个形成的过程。1840年后，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诸多事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诸多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近代中国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特定条件下下，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民众的幸福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最主要追求目标。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逐步传入中国以后，现实的政治斗争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指导。于是中共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斗争问题，包括运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史学研究。比如，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论述就极具代表性。他曾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9]（631-632）这个论述既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也是革命史范式形成的思想渊源。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运用革命史范式的过程中要注意的内容。有研究者就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能不与当时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融为一体”[10]（205）。当然，由于当时的中共党人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上也比较为片面和单一，学习和运用的侧重点也主要是其中的革命斗争（表现为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这种理论思维对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有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史范式（或阶级斗争范式）逐步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主导范式。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史学范式也逐步出现概念化、教条化和抽象化的趋向。至20世纪 80年代后，这种史学范式在研究中产生的影响力仍然很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关于现代化范式研究的内在缘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对革命史范式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总体来看，革命史范式既有合理性也有不足之处。

具体就胡绳关于革命史范式的阐释而言，他主要是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角度进行切入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范式之争与线索之争是紧密相连的，把线索问题思考到底，其实就成了范式问题”。[11]（52）就其发展来看，胡绳对于革命史范式的思考和运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源头上来说，这种史学思想应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1948年他在香港出版的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就是运用反帝反封建的理论视角和革命立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进一步运用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的问题。1954年，他指出，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分期问题，就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联起来；主张把阶级斗争作为划分历史分期的衡量标准，并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辛亥革命） [12]（136-139）。他的这个观点在国内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的概括”。[13]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是延续革命史范式的典范。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化史学范式在国内的风行引起了胡绳的深入思考，进而引发他对现代化范式探讨的兴趣。

（二） 现代化范式

就国内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化范式就被少数研究者运用于史学研究中，開始用现代化的视角来阐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比如，在抗战初期，蒋廷黻先生著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当然，如果就国际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而言，一般来说大致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国际学术界通过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为“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发展提供了指导。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益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工作，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激发国内研究者关于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关注和热情。因此，国内现代化的史学范式，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所催生出来的产物，是整合各种现代化学说而形成的一种叙事模式和理论框架。进而，国内研究者逐步尝试着从现代化的角度和视角来评价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逐渐形成了一些理论学说。这就为后来形成现代化的史学范式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荣渠教授不仅从世界史研究角度提出了开展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出版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

胡绳关于现代化范式的阐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其一是对于现代化的主要涵义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其二是赞成用现代化的范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进程；其三是关于用现代化的范式来衡量和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时，提出了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关于第一个方面，胡绳认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就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14]（10）。关于第二个方面，1995年12月底，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修订版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问题，即第一个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第二个是对外开放的问题；第三个是可否以现代化的角度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其中，针对第三个问题，他明确地指出：要具体说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现代化问题，就要深入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15]（8）关于第三个方面，胡绳认为，用现代化的范式来衡量和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时，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方法相结合。他明确地指出，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书写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反之，如果不用，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是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触动旧制度的根基，在某些方面极有限度地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二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两种倾向难以分辨，观点却是泾渭分明的[15]（8-10）。总的来看，他不仅时刻关注着国内史学界关于现代化范式研究的进展，比较重视现代化问题和现代化史学范式的研究；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思考。比如，他关于现代化涵义的理解等，就有助于人们对现代化概念的认知。

（三） 两种范式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的史学研究中，是否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怎么看待这两种史学范式的内在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是概介史学界关于这两种史学范式论争的代表性观点；其二，是阐述胡绳关于这两种史学范式研究的反思。

其一，概括地说，国内史学界关于这两种史学范式的论争情况，大致可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有研究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这两种史学范式之争，主要以郑师渠为代表。他明确地指出，这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在现代化范式的冲击下，容易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历史，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过低估计，这样“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16]。第二点，有研究者承认在中国近代史学领域存在着革命史和现代化的范式之争，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可容忽视的。比如，张海鹏就指出，应该强调是在“革命史范式”的主要指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17]（53）。胡绳也赞成这两种范式并存的观点，指出：“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14]（40）

其二，胡绳结合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史学范式的论争情况，作出了深刻的反思。1990年，他就指出，“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8]（77）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胡绳就已修正他早先提倡的用革命史范式来解释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进程的观点，尝试着用现代化范式来审视和解读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无疑，这是他就两种史学范式的论争而所做出的明确回答。并且，他的这个反思对于研究者运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国内学界出现了一股错误的思潮即所谓的“告别革命”论，试图用现代化范式简单地替代革命史范式。其实，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要否定中国近代“革命”的合法性。胡绳给予了有力地回击。比如，针对“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的观点，他不仅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点出了这个观点的危害，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就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作了阐述。他明确地指出：“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8]（323）

四、 理论意义：开启了党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党史研究者对于党史学科体系的主体部分，即对中共历史发展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发挥了党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但关于党史学科的“辅助部分”研究（包括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就比较滞后了。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党史研究者已逐步地认识到加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及构建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和内在价值。但到现在，党史学科的“辅助学科”建设仍然比较缓慢。比如，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只有张静如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其它相关的著述，还有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宋学勤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因此，总的来看，与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研究的大量成果相比，党史学科的“辅助学科”研究成果还显得比较单薄。因此，如何推进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特别是深入探讨党史学范式的问题，不仅是党史学方法论体系构建的路径，也进一步地凸显出加强党史学科体系基础建设的紧迫性。笔者认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对党史学界已有的史学范式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审视，并对代表性的研究者及观点进行个案的分析和述评。因此，本文探讨胡绳关于党史学范式研究贡献的理论意义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即一方面可以看出胡绳在党史学范式理论研究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他在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一） 丰富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作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两个史学的“解释”体系和方法，既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进程发展的产物，也对人们如何认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胡绳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史学范式研究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大大丰富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也为研究这两种范式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当然，就胡绳研究的历程来看，他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具有前后承接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他是革命史范式的实践者和现代化范式的赞同者，比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就是深入贯彻和运用“革命史范式”研究的经典之作，为人们深刻认知中共党史的“前史”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另一方面，他还曾对革命史范式作出了反思，提出要正确地看待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史学范式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出版了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就是很好的例证。另外，1995年至1998年期间，胡绳还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接续之作），并就课题的构思和写作与课题组成员进行了10次的谈话，之后出版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比如，在该书中，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对中国近代革命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改良主义有两面性；以现代化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也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总之，胡绳对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史学范式的研究和阐述，进一步地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理化进程。

（二） 完善了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

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具体贯彻于党史研究中，也是党史研究者所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历史理论没有进行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导致研究者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时出现了概念化、抽象化和教条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该是要分层次的，既具有高层次的哲学理论，也有低层次的派生理论（即历史理论）；并且还要积极构建一个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使得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指导党史研究时，具有可操作性。反观胡绳的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来看，特别是他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和阐释，无疑对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构建和充实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比如，周一平曾认为，在胡绳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领域中，他以现代化范式的设想来书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有利于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也有利于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可以为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教训与思想资料[19]。

同时胡绳关于党史学范式的研究观点也引起了党史学界的关注。比如，21世纪以来，张静如提出了一个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他认为，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礎，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20]（322） 并且，张静如还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对党史学的范式进行了理论性的整合。比如，关于革命史范式（模式）、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三个党史学范式的内在关系，他明确地指出：这其实就是一种研究模式（范式）。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从成立时起，其政治目的就是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富强的、人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国家。”“这一切，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21]（1345）

（三） 凸显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既是党史研究工作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党史研究者必备的基本理论素养。有研究者就曾对新世纪以后的党史研究如何创新作出了展望，指出：“只有用新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开拓出以旧的历史视野和方法所无法提出的新的重大选题，或者对一些原有的重大选题做出比用旧的视野和方法所得成果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这样的方法才能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接受。”[22]（915）就胡绳关于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历程而言，改革开放时期之前他是革命史学范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又明确地赞成用现代化的史学范式来研究与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历史的进程，是现代化范式研究的重要推进者。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的实践已经证明，革命史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有研究者就指出，革命史范式在党史研究中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点：1. 预设的立场，无限制的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2. 在叙事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形词汇；3. 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和训导式的语言风格[23]。因此，要使各种党史学范式保持开放性的状态，不仅可以完善党史学范式理论的内容，也能够进一步深入解读中共党史的复杂历程。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胡绳对于革命史范式的反思以及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提倡，充分体现了他在史学研究方面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通过对胡绳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的梳理与考察，可以从中深刻地体察到他对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评析他关于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意义与内在价值。不过，限于论文的篇幅，本文也只能初步关注到这个问题，关于胡绳党史学范式的研究评析有待于继续探讨，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要把胡绳关于党史学范式研究和阐述放到整个国内史学界关于史学范式研究的学术进程中进行审视和考量，以避免出现只论“点”忽视“面”的局限。另外，在史学范式研究中，应该如何看待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的缘由颇值得认真探讨。并且，史学范式的不断转换和整合也凸显了研究者的学术旨趣与价值关怀。与此同时，历史学研究也应该不断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还要经历着旧的研究理念被新的学术思维所代替，史学范式研究的不断更新和重要转换就是很好的说明。当然，就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而言，应该在革命史范式的指导下，兼采现代化史学范式的方法，更加关注着中国现当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等，要重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总的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围绕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所展开的争论进展及成果，突破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固定的解读模式和认知方式。这也为研究胡绳党史范式思想提供了背景资料。此外，革命史范式的实践者也在不断修正认知的方式，使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比如，近些年来，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积极提倡在党史研究中运用“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并发表了“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和“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等论文，阐述了“新革命史”在党史研究运用中的方法论问题，在国内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2018年1月11日，是胡绳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1月10日，纪念胡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座谈会上，指出：胡绳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对党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党史简明读本。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现为第一卷）也是由他主持撰写的一部有重要影响的党史著作。这些重要党史著作的编写、出版对推动党史的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24] 因而，这些关于胡绳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贡献的重要论断，就包括他对党史学范式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和研究。并且，这也为史学界深入研究胡绳党史学的思想观点（包括党史学范式问题）及其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另外，研究者也必须克服“规范认识”的现象，即范式对于研究主体的重要影响，即“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25]总之，研究者要不断提炼新的党史学范式，进一步提升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推进党史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库恩. 科学中的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张海鹏.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J]. 近代史研究，2005，（1）：1-29，314.

[3]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续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步平.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J]. 近代史研究，2009，（5）：4-21，2.

[5] 董正华. 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J]. 史学理论研究，2003，（3）：8-11.

[6] 张静如. 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J]. 中共党史研究，1996，（2）：9-15.

[7] 胡绳. 胡绳全书第三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 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11] 郭世佑，邱巍. 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胡绳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 姜涛. 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J]. 近代史研究，1999，（5）：22-46.

[14]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5] 胡绳. 胡绳全书第六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 郑师渠. 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J]. 近代史研究，2010（2）：4-12，2.

[17] 张海鹏. 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8] 胡绳. 胡绳全书第三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9] 周一平. 胡绳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 中共党史研究，2005，（4）：100-109.

[20] 张静如. 暮年忆往[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21] 张静如. 张静如文集：第4卷 [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22] 張静如. 张静如文集：第3卷 [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23] 高华.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3）：82-90.

[24] 黄坤明. 在纪念胡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8-1-11（06）.

[25] 黄宗智. 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 史学理论研究，1993，（1）：42-60.

（责任编辑：夏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