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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哥儿》中红衬衫的人物塑造与批判

2018-12-18张军

北方文学 2018年29期
关键词:哥儿批判

张军

摘要:明治中后期,日本社会流行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潮。学校等教育界也不是一块净土,它与当时的日本社会一样,有权有势的学历贵族形成一股新兴势力,他们利用手中权力、结成帮派并阴谋陷害异己者,《哥儿》所讲述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现象。在四国地区的一所中学里,文学士出身的红衬衫身为教导主任,是中学里的学历贵族和当权者。红衬衫结党营私、玩弄阴谋和权术,赶走了老实巴交的青面瓜,陷害了鲁莽直率的哥儿和豪侠仗义的豪猪,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夏目漱石早期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关键词:《哥儿》;红衬衫;学历贵族;批判

一、《哥儿》写作背景

夏目漱石1903年从英国留学归来,没有获得学历、学位,手中也无积蓄,所有的财产就是几大箱书籍。回国后不久,漱石结束了漂泊多年的外乡生活,举家迁回东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担任了英文学课讲师。在熊本五高享受教授待遇的漱石留学归来后并没有被帝大聘为教授,使他难免不产生失落感。

讲师的收入较低,经济困难使得漱石不得不到其它学校兼课,并且写一些文章获得稿酬以补贴生活。可以说,此时的夏目漱石生活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之中,唯一能给他带来安慰与快乐的是文学创作。他1905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我是猫》。1906年初,正处在《我是猫》写作之中的夏目漱石被帝大文科大学教授会任命为文科考试委员,漱石不就,遭到批评。漱石觉得自己作为讲师,担任考试委员无疑是为教授们打杂而浪费时间。推崇“个人主义”的漱石坚定地主张“自我与独立”,本以为校方会尊重他的个人选择,可是,却遭到来自校长和教授们的压力。

1906年初,《我是猫》尚未完稿之际,即“考试委员”之事令漱石倍感压抑之时,他忽来灵感,根据自己11年前在四国松山中学的经历,用短短的一周时间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哥儿》。自己内心的愤懑也随之释然。半藤一利认为这是一部批判当时学历社会教育体制的现实主义作品[1]。的确,夏目漱石虽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但是,在以教授、博士等学历贵族为主导的帝国大学里,漱石感到压抑和无奈[2],他把自己的郁闷和对当时教育体制的不满通过《哥儿》发泄出来。

在对夏目漱石《哥儿》的研究中,关于哥儿、阿清婆的身世、性格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红衬衫的详细论述较少,这与日本人不愿轻易讨论他人丑陋一面的心态不无关系。对于有人提出的红衬衫人物原型问题,漱石则巧妙地予以回避。他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说:当时这所中学里只有我是文学士[3]。可是,考察1906年漱石写作《哥儿》时的背景就会发现,红衬衫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学校里一些教授、博士们的丑态。漱石塑造红衬衫人物目的在于揭露、批判学校里或教育界学历贵族们所组成的帮派势力和他们的卑俗行为。

二、红衬衫的人物塑造与批判

明治中后期,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社会流行出人头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风潮。教育界人士到西洋留学,取得学历、学位回国后以教授、博士身份出现在学校、科研等教育机构,形成一批新的学历贵族并且渐渐得势。红衬衫是中学里的教导主任,他虽然没有留洋经历,但是,作为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可以说是中学里的学历贵族和当权者。他的言谈举止体现了当时教育界学历贵族们的姿态,以下对此做一具体分析:

(一)表里不一,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平日里的红衬衫是这样一幅模样:嘴里习惯地叼着琥珀烟斗,胸前荡悠着怀表的镀金链子,腋下夹着红皮封面的《帝国文学》,笑呵呵地出现在校园里。这模样实际上是帝国大学教授的形象,而漱石却让他出现在一所地处偏僻的中学里,不能不说是漱石对帝大教授们的一种讽刺。透过哥儿视角的红衬衫形象则更加鲜明。

哥儿第一次见到红衬衫,就觉得他像似一个得了怪病的人。小说里这样描述道:“见面的教师当中有一位叫某某的教导主任,听说是个文学士。我想:文学士就是大学毕业的人,肯定很了不起。可奇怪的是,他说话嗲声嗲气,不像是一个男人”。更令哥儿惊讶的是:“这么热的天气,他还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质地再怎么薄穿在身上也肯定热,到底是文学士,衣着也如此独出心裁。而且,衬衫还是红色的,真有些鹤立鸡群。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家伙一年到头总是穿着红衬衫,像似得了怪病的人”[4](p.257)。

红衬衫自诩有着“高尚情趣”,并且以此来训导大家:“本来,中学教师属于上流社会人物,不应该只是追求物质上的享乐,一旦沉溺与此,就会给品性带来不良影响。可是,我们都是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来到乡下小地方让我们怎么生活呢?所以,去钓钓鱼、读读文学书、写写新体诗或俳句等等,总之,我们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娱乐才行……”[4](p.308)。可是,他实际上却表里不一。嘴上说重品德、讲追求精神娛乐,暗地里却和艺妓往来,由此可见,红衬衫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红衬衫是中学里的教导主任和学历最高的人。他本该为了当地的教育事业贡献才智,可是他的心思却不在这方面。红衬衫为了个人的势力和利益结党营私,采用阴谋手段想方设法对付反对自己权威的人。

(二)拉帮结派,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

红衬衫虽然只是中学里的教导主任,可是,他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学校。

哥儿来到学校后在一次值宿时发生了学生们搞起的恶作剧──“蝗虫事件”。在讨论如何处置学生的会议上,校长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接着教导主任提议对学生宽大处理,二流子第一个表态赞成。然后教工们都纷纷表示赞成教导主任的意见。哥儿想:“这些可恶的家伙,大概都是红衬衫的同党”[4](p.305)。

通过考察发现:中学里确实有一个类似“红衬衫党”的组织。二流子就是该党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个二流子,怎么说他好呢?整天出入红衬衫家里,二人如影随形,完全不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反倒像似封建社会的主仆关系”[4](p.282)。

在十数人的教职员中,红衬衫作为教导主任,在校长与教职员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流子作为教工中的一员,可以直接监视到全体教工的一举一动,是红衬衫的帮凶。红衬衫还有个学生弟弟,他也应该是“红衬衫党”的重要一员。他的作用甚至比二流子还重要。他是哥儿和豪猪的学生,既可以监视教师们,又可以学生的身份监视学生们的举动。甚至于他凭借兄长的权势,有可能在学生中组织了“学生红衬衫党”,他有着教导主任弟弟,“红衬衫党”侦探和“学生红衬衫党”领袖的身份,这使得他更加神通广大。

豪猪是“数学科主任”,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看起来很有能力和前途。这对红衬衫来讲不是好事,豪猪对其未来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另外,豪猪为青面瓜打抱不平,还专门来找红衬衫说理。就是说,豪猪了解红衬衫从青面瓜处夺走玛利亚的详情,这是最令红衬衫担心的事情。因此,豪猪就成了红衬衫的“眼中钉”,红衬衫大有除之而后快之感。

英语教师青面瓜生性胆小怕事,他没有勇气与红衬衫抗争,未婚妻玛利亚硬生生地被红衬衫夺走了。红衬衫落井下石,为了消除这事带来的不好影响,干脆找个借口将青面瓜驱逐出学校,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去。

由此看來,红衬衫牢牢地控制着这所中学所有的人,并打算把与自己对抗的或自己不喜欢的人驱逐出学校。新来的哥儿对学校的详情还不了解,加之其“鲁莽直率”的性格为红衬衫所利用。红衬衫一面拉拢哥儿,许以涨工资、提干等条件,一面威胁哥儿对自己的权威和能力要怀有敬畏之心。还利用哥儿和豪猪的上下级关系,挑拨离间,诬陷豪猪,在二人间挑起战火,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三)排除异己,玩弄阴谋和权术

我们从学校里发生的几个事件中可看出红衬衫的阴谋。

1.“蝗虫事件”

从表面上看来,“蝗虫事件”是学生们针对新任教师哥儿的恶作剧,实际上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分析一下红衬衫和豪猪、哥儿的关系,可以看出:这是红衬衫、二流子的阴谋,是在他们策划下,由红衬衫的弟弟导演的一幕闹剧。

前面已经介绍了红衬衫和豪猪的关系。哥儿是新来的教师,是豪猪的部下,豪猪和哥儿的关系密切是红衬衫不愿看到的。所以,在他们还不十分熟悉的时候,制造事端来挑拨他们的关系。豪猪作为“蝗虫事件”双方的直接领导者,一方是学生,一方是新来的部下,所以,无论怎么说豪猪都逃脱不了干系。可以说,“蝗虫事件”既能促使豪猪和哥儿关系对立,又可以教训一下哥儿,甚至还可以追究豪猪的责任,真可谓是一石二鸟。

在“蝗虫事件”中,红衬衫的弟弟应该是领军人物。如前所述,假若他是“红衬衫党”的成员和“学生红衬衫党”的领袖,那么,他在学生中就会有很强的号召力。捉弄一把从大城市里来的哥儿,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处于叛逆年龄时段的中学生来说是令人兴奋的。有教导主任的哥哥作后盾,他的号召一定会得到学生们的响应。

开会处理这一事件,红衬衫的目的是袒护学生并且追究豪猪的责任,因为这是在他的部下和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因此,他首先表态对学生要“宽大处理”。一些帮闲甚至提出了针对哥儿、豪猪的“作为教师,要为学校的未来着想,要反省自己,整顿校风校纪”的意见来。哥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还是豪猪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提出了“处理学生,让学生向哥儿道歉”的提议。结果,“蝗虫事件”并没有使红衬衫达到其目的。

2.“钓鱼事件”

红衬衫没有通过“蝗虫事件”达到目的,他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来挑拨哥儿和豪猪之间的关系。红衬衫为了表示对哥儿的好感与关心,特地邀请哥儿去海上钓鱼。这是红衬衫标榜的自己“高尚情趣”中的一种。可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哥儿又一次看到了红衬衫和二流子表演的一幕丑剧。红衬衫和二流子一唱一和,一会儿高谈阔论,一会儿窃窃私语。高谈阔论的是文学啦、美术啦等等,让哥儿听得云里雾里,窃窃私语的是关于学校里的事情。什么豪猪啦,蝗虫事件啦等等,声音低了很多,他们似乎是有意地让哥儿听得含含糊糊。但是,有一点哥儿听明白了,那就是:“蝗虫事件”是豪猪煽动学生搞出的恶作剧。他们的意思是:你哥儿对豪猪要小心一点儿,豪猪是个坏蛋。通过“钓鱼事件”,红衬衫达到了挑拨哥儿和豪猪之间关系的目的。

3.“打架事件”

“打架事件”也是红衬衫策划的阴谋。豪猪来到哥儿的宿舍谈事,红衬衫令其弟弟找上门来,说是邀请豪猪去参加学生们的胜利庆功会。红衬衫的阴谋是:利用学生们的庆功会,发动中学生和师范学生打群架,如果作为教师的豪猪在场,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打群架的主谋。唆使学生打群架,罪当开除。有趣的是,哥儿受到豪猪的邀请,也参加到打群架的队伍里了。结果,两个人不仅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带到警署做了纪录。

躺在床上养伤的哥儿看到当地报纸刊登了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打架之事的报道,报上将他和豪猪如何唆使学生打架,如何在现场指挥打架之事编造出来,上面写道:“中学教师崛田某某、刚从东京调来的狂妄自大的某某,唆使温顺恭良的学生打群架。两人在现场指挥学生向师范学校的学生大打出手……”评论是这样的:“本县中学一向以传统的良好校风而闻名全国,想不到此荣誉为两个轻薄竖子所毁,使我市蒙羞,我等应奋起声讨……希望当局严厉惩处这两个无赖,将他们赶出教育界……”[4](p.366)。

红衬衫的阴谋最终被豪猪看破,豪猪对哥儿说:他报社里有朋友,让你参与打架,然后马上通知报社写出来,大造一番舆论之后,学校以此罪名开除你的公职不说,还要给你戴上一顶大帽子,真是阴险恶毒之极。

三、结语

1906年的东京帝国大学,如同漱石在《哥儿》中描述的11年前的四国乡村中学一样,虽为教育圣地却充斥着邪恶势力和丑恶现象。漱石通过《哥儿》,尤其是通过对红衬衫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展示,对教育界学历贵族们横行霸道和卑俗行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

有光隆司评论:《哥儿》是一部看起来诙谐、令人愉悦的喜剧作品,而实际上却是一部悲剧[5]。在作品最后,豪猪和哥儿虽然痛打了一顿红衬衫和二流子,出了一口恶气,但是,这是他们万般无奈的选择,他们最终被迫辞去教师工作,而红衬衫等仍旧是中学里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邪恶势力依旧主宰着社会,现实中的夏目漱石如同作品中的豪猪和哥儿一样,是失败者。1907年,漱石辞去令人羡慕的东京帝国大学教职而专心从事写作,应该说是对当时学历社会教育体制的强烈抗议。

参考文献:

[1]半藤一利,小森陽一,石原千秋.「明治の『坊っちゃん』鼎談」[M].「漱石研究」第12号,『坊っちゃん』特集,翰林書房,1999,12.

[2]竹盛天雄.『坊っちゃんの受難』[J].「文学」,1971,12.

[3]三好行雄.『漱石文明論集』[M].岩波書店,1986,10.

[4]夏目漱石(著).『漱石全集』[M].岩波書店,全17巻,別巻1,1965,12~1976,4.

[5]有光隆司.「『坊っちゃん』の構造――悲劇の方法について」[J].「国語と国文学」,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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