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亮

王云五 （1888—1979）是著名出版家，1921—

1929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30—1946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鲁迅 （1881—1936） 是著名作家、文化巨匠，在其二十余年写作生涯中，出版著作  （含译著） 五十余部。由于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学术重镇的地位，民国时期的许多文化大家如蔡元培、胡适等，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著作也大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鲁迅是个例外。出版家与作者的关系有如自然生态，共存共荣，一损俱损;而王云五与鲁迅的关系，似乎别有隐情，耐人寻味。

一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执掌教育部期间，王云五与鲁迅曾一起在教育部共事。王云五 （王之瑞）在总统府接待处工作时，写信给蔡元培，提出教育方面的建议，受到蔡元培赏识，调他到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任职。鲁迅 （周树人） 则由已在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工作的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到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

蔡元培执掌教育部时主张精简，反对冗员，“连缮员在内，不过三十余人”。内设承政厅 （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王云五所在的专门教育司，“掌管：大学、专门学校、博士院、历象监、国史馆、国语统一会、学术会，以及授予学位，派遣留学生等”。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则是新成立的部门。

1912年8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后的官制，周树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王之瑞任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许寿裳任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三人均是教育部的青年才俊，时人誉为“三司之秀”。据王云五自己的回忆，他在专门教育司最大的作为是起草了 《大学令》，且把自己关于大学教育的一些设想写了进去。1912年10月24日，《大学令》 经临时教育会议审议通过，以教育部第十七号部令公布施行。《大学令》 对前清的大学管理政策多有突破，其中一些内容确实出自王云五当初向蔡元培提出的建议，如“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这一政策，为私立大学扫清了障碍，对民国时期大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教育部随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到北京不久，蔡元培即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改由次长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1913年3月，范源濂离职，陈振先任农林总长兼教育总长。陈振先是广东人，而教育部中主事的几位高级官员都是江浙人;陈振先对王云五较为倚重，王云五以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之职兼陈振先的主任秘书，并列席部务会议，这使教育部内部出现了中国官场惯见的派系之争。王云五自然坚决地站在陈振先一边，一度还以主任秘书代理了专门教育司司长之职，可谓红极一时。但好景不长，在陈振先辞职后，王云五无法在教育部立足，随后也辞职。

与王云五在教育部任职时间仅仅一年左右不同的是，鲁迅在教育部一直供职至二十年代，历经蔡元培、范源濂、陈振先、傅增湘、章士钊等多位教育部长，1925年离职时是“佥事”，仍然是一个相当于科长的职位，一直未受到重用。

王云五无意之中卷入派系之间的人事纷争，同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是否因此对王云五有了负面的看法，我们并不知道。

二

1921年秋，经胡适推荐，商务印书馆聘请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这是一个相当于“总编辑”的重要职位，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与此同时，鲁迅虽然在政府的官僚系统不受待见，却以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锐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而身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则倾向保守，显得沉闷。商务印书馆不能接纳鲁迅这样的激进人物是意料之中的。在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期间，鲁迅最重要的作品，小说集 《呐喊》 （1923年，北京新潮社）、《彷徨》 （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杂文集 《华盖集》 （1925年，北新书局）、《热风》 （1925年，北新书局）、《坟》 （1927年，北京未名社） 都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

其实，鲁迅与商务印书馆早有渊源。1904年，还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译了一本 《北极探险记》，由蒋观云转给商务印书馆，被商务以“译法荒谬”（因鲁迅译文叙事用文言文，而对话用白话文） 的理由退稿。此后，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几部译著。1922—1923年，商务印书馆集中出版了鲁迅的四本译著 《工人绥惠略夫》、《现代小说丛译》、《爱罗先珂童话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或许，这与鲁迅的三弟周建人 （1888—1984） 在1921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一定的关系。

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有目的的轰炸，损毁严重，被迫停业。已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将全体职工一律解雇，周建人也在其中。周建人入职以来就一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自然科学著作，并主编 《自然界》 杂志。周建人失业，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鲁迅十分着急，就托老朋友许寿裳转请蔡元培先生向王云五说情，请求让周建人回馆复职。1932年3月22日鲁迅致信许寿裳：“乔峰 （指周建人） 事经蔡先生面商，甚为感谢，再使乔峰自去，大约王云五所答，當未必能更加切实。”以后鲁迅为此事还多次致信许寿裳催问，均无果。

王云五之所以答复“未必能更加切实”，大约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尚未复业。那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教材的印刷筹划上，因为必须赶在秋季开学前印出教材并安排送到各地学校，编译所的事估计还顾不上。对此，鲁迅表示理解。5月14日致函许寿裳：“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峻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1932年8月11日，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宣布复业之后的第十天，许寿裳复函鲁迅，说明周建人回商务印书馆复职一事已落实;次日，鲁迅与周建人还专程赴蔡元培家，意在面谢，但蔡外出了，专门留了字条让他们去取商务印书馆给周建人的聘约。

8月15日，鲁迅前往上海四马路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三楼 （编译所大楼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临时在此办公） 探望业已复职的周建人。由于商务印书馆百废待兴，周建人的合约仅有半年，到次年一月为止。不过，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多方努力之下，恢复和发展极快;周建人作为业务骨干，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都在商务印书馆任职。

三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随即对文化采取高压政策，中国文化中心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中国政治的大洪流中，王云五右转，成为新政府的“建制派”;鲁迅左转，成为反抗专制独裁的文化旗手。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的一批进步青年，如沈雁冰 （茅盾）、胡愈之、郑振铎等在三十年代前后却全都陆续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成为鲁迅领导的左翼文化阵线的重要成员。

王云五于1930年初被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聘为总经理。不久，国民政府先后颁布 《出版法》 和《出版法施行细则》，“对于报刊、书籍及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多达四十四条”。商务印书馆的历任主事者一贯秉持“政治中立”的办馆宗旨，这使它在民国初创时的教科书竞争中一度落后于中华书局，也是造成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保守沉闷的原因所在。王云五在这个时候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除了继续秉持“政治中立”的传统，在日常的管理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这既是他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所需。

1927年之后，商务印书馆没有出版过鲁迅的任何一本著作，鲁迅的书大多交给了上海的一些中小书局如北新书局、天马书局、青光书局、光华书局、春潮书局，以及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书店等。

鲁迅与许广平在这样的形势下迁居上海，对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印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王云五住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一百八十三号，鲁迅住在编号为“北四川路一百九十四号A”的一栋公寓楼的三楼四号，两人住处甚近，均位于电车终点站附近。但这两位过去的旧同事、如今的沪上名人没有任何往来，作为著作家的鲁迅和作为出版家的王云五就像两条平行线，居然没有任何交集！

对于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的谨小慎微，鲁迅曾经进行辛辣的讽刺：“王公胆怯，不特可哂，且亦可怜。忆自去秋以来，众论哗然，而商务馆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关于此事之文章，《东方杂志》只作一附录，不订入书中，使成若即若离之状。”这里说的商务印书馆所出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情绪高涨，而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商务印书馆“不敢有抗日字样”应该是王云五奉行所谓“国策”，不得已而为之，却与民众的抗日要求背道而驰。

商务印书馆如此小心翼翼，仍避不开日本人的轰炸。日军“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迄今门首尚有红灯赫耀，每于夜间散步过之，辄为之慨焉兴叹。倘有三闾大夫欤，必将大作 《离骚》，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心如故。此一节，仍亦甚可佩服也。”这一段话是鲁迅1932年8月1日致许寿裳信中提到的。鲁迅批评商务印书馆政治冷漠，无视日本人的步步进逼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不想得罪日本人，却仍遭日本人炸毁。这话有些刺耳，但大体还是事实;但对于同处一条马路上且“每于夜间散步过之”的王云五住宅，说成是“一·二八”之后“沦为妓馆”，则为臆测，或是道听途说，无非是借题发挥其对“王公”的厌恶之情。事实上，“一·二八”劫难之后，王云五一家生活困难，将北四川路一百八十三号的房子出租，以增加收入;全家则搬入租界威海卫路一百六十号租住。1932年2月18日王云五致胡适的信中，要求将预付译费“从六月份起每月底汇寄敝寓威海卫路一百六十号”。鲁迅所见房子虽是王云五所属，住在里面的却不是王云五一家人。

在某些场合，鲁迅称王云五是“四角号码王公”，暗含讥讽，因为王云五总是将“四角号码检字法”挂在嘴上，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王云五编著的四角号码字典。

四

鲁迅对商务印书馆的“政治中立”办馆宗旨有所不满，对王云五主持下的重要出版物也有若干批评。

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 《万有文库》 （一集），收入各类图书一千零一十种，合计达两千册之多。由于 《万有文库》 规模宏大且销售畅旺，为商务印书馆赚取了巨额利润，王云五声名大噪，社会舆论称其为“四”（四角号码检字法）“百”（百科全书）“万”（《万有文库》）。王云五雄心勃勃，计划十年之内推出三集 《万有文库》。沪上书商看到“丛书”有利可图，也大批跟进。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以他独有的冷静，对 《万有文库》 贪多求大提出批评，为甚嚣尘上的“丛书热”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鲁迅把 《万有文库》 这样的出版行为称为是“书的还魂与赶造”。他说：“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知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有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花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日本侵略者轰炸，损失惨重。商务印书馆遭遇巨劫之后首先复刊的是 《东方杂志》，王云五承诺作为主编的胡愈之可以全权发稿。胡愈之策劃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题，于1933年元月以“新年特大号”推出。这个特大号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国民党却颇不高兴，认定里面内容偏激，乃至有攻击和影射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之嫌。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王云五以本期 《东方杂志》“颇多不合国策”为理由，逼迫胡愈之辞职，并且改变了主编可以全权发稿的办刊规则。此后，王云五亲自审稿，“乃切实执行发行人的职权，在付印以前，辄取排校稿遍阅一过，以作万一的矫正”。

对此事件，鲁迅写下 《听说梦》 一文，大意是说，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即使是说梦，也是不自由的。他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个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鲁迅的话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王云五在审稿时已对部分篇章进行删改的事实，而这正是胡愈之愤而辞职的原因。王云五正是鲁迅所影射的“资本家”，这“资本家”连人们做什么梦都要篡改，何其可恶！

讽刺的是，继任胡愈之的李圣五，是王云五引入商务印书馆的“人才”，深得其信任和重用，却刊发为汪精卫投降日本辩护的文章，在全民抗日的舆论浪潮中极不和谐，当然属于“违反国策的言论”。王云五不得不与其划清界线，令其去职，改任馆外编辑，从事纯学术著作之译述。

五

1936年鲁迅逝世之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出版 《鲁迅全集》。鲁迅生前自编有“三十年集总目”，将自己文章著作编为十卷，委员会再将鲁迅译文编为十卷，共二十卷。因此，鲁迅全集的编选颇为顺利。然而出版过程却一波三折。

首先是政治原因。鲁迅生前已有著作出版不易的感觉：“出版恐不能望之书局，因为他们要不危险而又能赚钱者，我的东西，是不合格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知照内政部，禁止发行 《南腔北调集》、《二心集》、《毁灭》 等鲁迅著作。出版全集，内政部注册登记这一关是必须过的，如果大量删改，还是全集吗？其次是版权问题，鲁迅著作大多分散于京、沪两地的中小书局出版，其中北新书局拥有最多版权。再次是版税问题，鲁迅生前对书商批评甚厉，多数与版税 （少付或付之不及时） 有关;而纪念委员会顾念鲁迅去世之后，“版税为其上赡老母，下恤嫠孤之唯一收入”，当然更要特别关注。

综合考虑之下，许广平与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分别进行了接洽。不过，按许寿裳过往经验，“全集事，北新必不可靠，开明、商务又多刁难”。为稳妥起见，鲁迅纪念委员会增补胡适为委员;又专门成立 《鲁迅全集》 编辑委员会，七位委员分别是：台静农、许寿裳、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大家各尽其能，全力疏通各个环节。

许广平与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最后选定鲁迅生前极少接触且曾表示过“不满”的商务印书馆，大约有几层考虑：一是全集体量大，印刷要求高 （包括手稿影印，以及插图、书籍设计等美术作品的彩印等），投资巨大。二是蔡元培兼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且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总经理王云五交谊深厚。三是鲁迅胞弟周建人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各方面联络较为方便 （鲁迅纪念委员会和 《鲁迅全集》 编辑委员会通信地址就设在上海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由周建人收转）。

此事经由蔡元培、胡适出面联络，而且有许广平的亲笔信，以王云五的精明，不可能直接回绝。但是据茅盾回忆，王云五“提出了严酷的条件”。王云五可能仔细考虑了《鲁迅全集》出版的政治风险，也从生意上考虑了可能的投资风险，希望以“严酷的条件”使得许广平和全集编辑委员会能够知难而退。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还是签订了出版合同。不料，1937年8月13日，上海闸北一带遭遇日军突袭，商务印书馆成为前线战区，损失惨重，且被迫停业。10月，王云五转赴香港，并将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大本营转到香港。此后，全集的出版一再拖延，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以商务印书馆在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威望，以及王云五办事雷厉风行的个性，尤其是在全集已获得国民党内政部注册批文 （仍有部分删改） 的情况下，显然说不过去。

在此过程之中，各种鲁迅著作的“坊间翻版偷印，及乱编之书，层出不穷”;日本人编译的七卷本 《大鲁迅全集》 也于1937年由东京改造社出版发行。迟迟未能出版权威版本 《鲁迅全集》 显然给编委会造成了极大压力。身在香港的茅盾曾数次与王云五面谈。上世纪二十年代茅盾曾在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一起共事数年，对于这个“王老板”的工作作风当不陌生。王云五态度诚恳，却又咬住版权问题不放，令茅盾发出“商务是老爷书店，即使他诚意要出 《全集》，但既有与北新交涉一事夹在其中，难免延宕”的感叹！

无奈之下，许广平主动提出解除合约，另谋他法。1938年8月，《鲁迅全集》 由上海复社出版发行。复社是胡愈之、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的一家小出版社，之前出版过畅销书 《西行漫记》。为了避免给复社惹麻烦，公开征订和刊登预售广告时，都是用“鲁迅全集出版社刊行”这样的名義。

六

对于王云五而言，鲁迅的嘲笑和批评似乎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即使到了晚年撰写回忆录，他对鲁迅也从未有过片言只字的“回忆”和评论！

事实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受到的攻击远远超过鲁迅私信中的文字。原因正是他在“一·二八”事变后宣布解雇商务印书馆的全体职工。商务职工遭受战乱之痛在前，再受失业之苦于后，奋起反抗势所必然。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对王云五群起攻击，王云五“无时不受辱骂和威吓”，几成“社会之公敌”（胡适语）。四十五岁的王云五一方面受着外界的攻击，一方面要想尽办法尽快使商务印书馆复业，还要承受老父病逝的伤痛，内外交困之下，“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嘲讽王云五的几处文字，与社会舆论攻击王云五的时间几乎吻合，而且恰恰是在他转托蔡元培请求让周建人回馆复职一事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时候。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王云五对出版 《鲁迅全集》 态度消极，并不是他不满于鲁迅对他的恶评，因为最初版本的 《鲁迅全集》 并未收入相关书信（鲁迅评论王云五的几处文字均见于他写给友人的书信），而主要是出于商务印书馆一向抱持的“政治中立”的办馆宗旨。当年孙中山写成 《孙文学说》 联系商务印书馆，思想开明的张元济尚且以“政府横暴”为由婉拒书稿，要求与国民党同穿一条裤子的王云五爽爽快快地出版 《鲁迅全集》，显然很不现实。更何况，三十年代国民党的出版高压政策，与民初张元济面对的出版环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作为著作者的鲁迅尚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话，王云五主持全国最大且颇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其实并无多少“出版自由”。

中外出版史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大多是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时错过了 《孙文学说》的出版，在王云五主持时，又错过了 《鲁迅全集》的出版，这虽然无损于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功绩，仍然令人唏嘘！

（选自《书屋》2018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