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津涛

在当代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却很少有人记得王云五。当年因被列为“战犯”，他的名字长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上世纪80年代，有关王云五的研究在大陆重新起步，郭太风《王云五评传》、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相继问世。

其中，金炳亮是一名历史专业出身的资深出版人，出版《文化奇人王云五》后，又花十几年时间搜集资料，在2018年推出新著《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书名里“苦斗”和“壮游”，都是王云五很喜欢用的词，前者言其一生都在困苦奋斗；后者指他游历中外，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影响。如作者所言，此即是“王云五‘成功学的基本逻辑”。

改革与复兴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很长寿，在他九十多年的人生里，几次在教书、从政，及出版间转换职业，而出版无疑是其“主业”。本书不惜笔墨，用四章篇幅记叙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岁月。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那一年王云五只有10岁。24年后，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可也出现拉帮结派、论资排辈等种种弊端。这时的王云五通过十几年的刻苦自学，已在读书、著书、译书和编书上都积累了丰富经验，于是由学生胡适力荐，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层同意，出任核心部门编译所的所长，主持改革。

出身上海买办之家的王云五，虽然从小就无意继承父兄事业，但耳濡目染，还是培养了他在商业及管理方面的眼光。王云五上任后，大规模改组机构、引进新人，并瞄准各地学校兴建图书馆的商机，策划了一系列“小丛书”及“大学丛书”，是为《万有文库》之始。

本书作者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多年，对于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有着比单纯的研究者更深的体悟。他总结了王云五的三点经验：首先，坚持“以廉价图书大量供应市场”，将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其次，处处为读者着想，让出版由精英转向大众；第三，拒绝跟风出版，努力引领风潮。有此三点，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实现急剧增长。

当时影响商务印书馆业绩上升的主要因素，是背景复杂的劳资纠纷。王云五在处理工潮的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他“为人圆通灵活、办事果断干练”的才能。茅盾回忆，有一次，孙传芳命一名营长到馆内，要求资方、工人妥协，否则即派兵抓人。王云五闻言，竟快步走到营长面前跪倒，哀求宽限一两日，让他们自行解决。营长走后，王云五痛哭着对工人们说：“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但久而久之，王云五也是不厌其烦，以至一度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到中央研究院当了一名研究员。

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王云五在众望所归之下，回馆继任。他决定出国考察，向西方企业“取经”，学习兼顾社会、资方及工人三方利益的“科学管理法”。归国后，他开始在商务印书馆严格推行预算及薪酬、产品标准化等办法。

这时，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及其所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全部焚毁。王云五一边尽力推动商务印书馆复业，另一边趁机重启科学管理法，包括强化总经理职权，设立“人事委员会”、回避制度，以及一批有关薪酬、编辑、生产的新规。

经过此番改革，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新书品种和整体金额到1933年，即双双超过了“一二八事变”前的水平。复业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推出《复兴中小学教科书》《大学丛书》等，学术著作方面编印《中华文化史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如金炳亮所说，“这一时期竟成为商务印书馆自成立至1949年前新书出版最为鼎盛的时期”。

商务印书馆的劫难并未就此结束。仅仅过了几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所幸王云五吸取之前教训，已及时转移资产，改在香港主持馆务。1941年，香港又被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总部不得不迁往重庆，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归上海。王云五凭着自己的“苦斗”精神及经营策略，让商务印书馆在1942—1945年这段最艰难时期，也保持了每天平均0.39种的出版速度，成为“后方私人企业中财政状况最佳者”。

在战时四次复兴商务印书馆外，王云五入台后，还利用过往经验，一手振兴台湾商务印书馆，让其收入“五年间增加了七八十倍之巨”。“云五大楼”至今还矗立在台北。

作为一位文化名人，王云五除在出版事业上成绩斐然外，他还专任或兼任教职二十余年，其间兴建东方图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并留下“著作至少51种，主编的书至少465种”，作者说这样的成就“令人惊奇”，毫不夸张。

在政界的几番努力

至于王云五的从政经历，本书给予的评价则较低——“对于政治，他从未‘入流，他只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点缀”“以‘无党无派之身，为蒋氏父子的国民党专制背书”。

早在从事出版业前，王云五就在临时大总统府，给孙中山当过秘书，后来又短暂供职于“教育部”。1938年，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者称“无党无派的王云五”在参政会内“为国民党充当马前卒”。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则说，“……重要讨论中王必发言，其主张更受重视而通过，这自然由于王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其立场不偏不倚的缘故。”相比之下，或许后者更切合王云五当时的真实作用。

在重庆参政期间，王云五萌生了“摆脱商务”，用余生“另作一种尝试”，即投身政界的想法。在他看来，“一个人假使自信能替国家负一点责任，不必自命清高。”及至1946年，王云五毅然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宋子文内阁的经济部部长。

王云五将“科学管理法”应用在经济部，致力于提高部门工作效率，并“辅导”全国工商企业建设。在其后的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任上，王云五亦是推行“科学管理”，但成绩有限。王云五后来无奈地写道，“除了许多普普通通枝节的事件，我的努力还能发生效用外，所有根本计划，纵然多半获得张院长的赞同，却没有能够实行”。他当时已发现，非但行政院不能自主，“就是国府主席蒋先生，在一般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做主的，却也不如传说之能绝对做主。”

即使成绩不大，1947年“行宪”后，王云五还是被选定为财政部的部长人选。对此，作者在书中说，“以王云五的精明，当然也不想在这个非常时候接手财政部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王云五实在不愿意成为翁内阁的牺牲品。”

事实上，王云五起初的顾虑是，“个人牺牲事小，而于国无补，转致一般人误认我要负了误国的责任”，担心不仅不能挽救国家财政，还要赔上自己的清誉。不过王云五最终同意出山，理由有两个，“大抵是由于人情难却者半，由于生平不自量与不畏难的特性，特想借此解决国家的困难者，也居少半。”所谓“人情”，是蒋中正、翁文灏的几次相请；至于对解决国难的自信，则来自他几次复兴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以为凭借过去的经验，能让国家财政恢复正常。应该看到，王云五出任财长虽然有人情的裹挟，但他自己的报国意愿，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财政部任上，王云五按照既定构想，依靠美援，推行“币制改革”，但“新币”金圆券很快破产。其中原因复杂，王云五自己亦有解释，作者在书中坚称的“根本原因”，则是“国民党已近瓦解，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哪里还有人负责去切实执行那些即使在平时也难以严格执行的措施”，结果只是让“官员、财阀、资本家”趁机从中大发横财。

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因兑换金圆券而利益受损的人那么多，官员、商人同样成为“币改”的受害者（例如郭太风版的《王云五评传》中即举了银行家李馥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例子），正好说明，王云五的币改政策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执行的。至于这一政策为何失败的原因，恐怕还有待于经济史家的进一步研究。

王云五这一生，不管是课堂教书、经营公司，还是参加政府，目的都是服务社会。他作为文人和企业家，无疑是位杰出的人物，本书对此也作了较好描摹，但他的从政，却是毁誉参半，也甚少得到充分的理解，读来真是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