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面容慈祥、精神矍铄的老人，活跃在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的会场上。他们欢聚一堂，畅谈国是。但你可曾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当年却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多数是闻名一时的战争罪犯。从战犯到公民，从民族的罪人到参与国家管理的主人，这是何等惊人的变化！不用说局外人，就連他们自己每当回想起所走过的这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时，也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共产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

将军羞作阶下囚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终于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彻底冲垮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战犯，先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在那成千上万的俘虏群中，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大员，也有国民党军队的中流砥柱、蒋介石的心腹战将。当他们意识到败局已定，将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的时候，多数人竟鬼使神差一般，摇身一变，装扮成普通的士兵，妄想瞒天过海。少数顽固分子则想以“杀身成仁”来保全“气节”、尽忠“党国”。

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率领两个兵团在西南支撑危局，当被人民解放军赶得走投无路之时，他在一座古庙里向部下公布了他的最后打算。这天早晨，阴雨连绵，宋希濂带着忧郁的心情，对集合在面前的近百名将校级人员讲道：“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彻底打垮了，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我们不愿作俘虏，因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翻过大雪山，走到很远的地方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苦，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干下去的，我们便就此分手吧……”宋希濂讲得悲凉慷慨，在场的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其实，宋希濂此时早已感到心力交瘁，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逃命，逃得越远越好。至于“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的话，不过是为了勉励部下，随口说说而已。

当宋希濂率领残部逃至大渡河畔时，忽然河谷中枪声大作，解放军又追上来了。这时，宋希濂的一名警卫忽然喟然叹道：“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宋希濂听后不由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的乌江自刎，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结局，他感到已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等到宋希濂渡河来到北岸山脚下时，忽然山上弹下如雨，解放军已将他们完全包围了。这时，宋希濂才明白，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当看到山上的解放军分几路冲下来时，宋希濂想到自己横枪跃马数十年，未曾战死沙场，却要落个当俘虏的可悲境地，霎时感到万念俱灰。他咬了咬牙，决心以死维护军人的尊严，为“党国”尽忠。宋希濂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抽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当他刚要扣动枪机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手枪：“将军，您不能啊！”

“这有什么，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宋希濂镇静地说。

是的，死对他们来讲并不可怕，他们所忧虑的是作为一名俘虏，今后将会受到的无穷无尽的折磨。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以往共产党人被国民党俘虏之后，受到的是非人的摧残，谁能说共产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死罪好受，活罪难熬。一世“英名”，与其活着受到“玷辱”，不如一死还可保全。死，也许是轻松的，是今后免遭苦难的最好解脱。原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王云沛，在被捕时也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喜剧。当他在人民解放军包围下走投无路之时，把枪一丢，翻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没想到杀身未能“成仁”，竟被解放军战士从海里捞了上来。等他面色苍白、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大口吸着清新的空气时，方知死也并不是那么好受。

“你是干什么的？”一个解放军指挥员和蔼地问道。

王云沛因早已换上了士兵的军服，便信口答道：“当兵的。”

“当兵的为什么要跳海？”

还没等王云沛编好搪塞的话，对方已拿出了一张他过去的照片：“你认认看，这是谁？”

王云沛一看，立时沮丧地垂下了头。

有些人因为过去无恶不作，杀人如麻，自忖被俘之后不会得到宽大，遂决心继续与人民为敌。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一天夜里，周元圣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了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即使进了战犯管理所，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仍有不少人演出了各式各样效忠“党国”的自杀事件：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战犯管理所当时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国民党的忠实信徒。

春风能度玉门关

共产党的监狱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样对待犯人的？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谁也说不清。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进了监狱，即便不死，也得被扒一层皮。因为，在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向如此。

可当他们身临其境，迈进“地狱”之门时，竟对共产党的许多做法感到疑惑起来。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局本部专员李约勒非常惊讶地说：“按我原先的想法，这里关押着一批如狼似虎的战犯，必然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这里白天根本没有警戒，只有夜晚才设置岗哨。为这一点，管教干部还特别向大家做了说明：这是由于战犯当中有不少的人怨恨很大，为了防止意外，保证安全，所以在晚上安置了岗哨。

令人惊奇的是，关押战犯的地方不叫监狱，初期称“解放军官训练团”，后改名为“××战犯管理所”，战犯之间彼此以同学相称。因而，不少战犯当时竟天真地以为自己是解放军军官，集中在这里就像当年在国民党的军事学校里受训一样，一俟受训完毕，就会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混个一官半职。有些人虽把这种想法斥之为异想天开，但他们也解释不清管理所的奇特做法，到底是为了什么。

更叫大家感到诧异的是，在这里不但没有受到一点皮肉之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管教人员一个个态度和蔼可亲，十分尊重大家的人格，对每个战犯都是一视同仁，从不辱骂犯人。在起居、饮食生活上，对大家处处体贴入微，根本看不出有杀头的危险。如果共产党真要杀掉这些人，其实只消一人一粒子弹就解决问题了，何必浪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呢？

过去，在国民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共产党对中下级俘虏宽大，高级严;军人宽大，党政严;特务和有血债的杀无赦。两军对峙，枪子儿无眼，谁敢说自己没有血债？尽管眼下还看不出有杀头的危险，但难保哪天会被拉出去偿还血债。所以，心怀危在旦夕之感者大有人在。

曾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一直自信必死无疑，他每时每刻考虑的便是如何就死的问题。有一天，管理所为给犯人登记，叫他出去照相，但他误以为照完相，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因而情绪失常，整日坐卧不安。在绝望和恐惧的重压下，夜深人静之时，他跪在床上，叩首东南，与家人、老母在心中哭别，天将破晓时，又含泪写下“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的绝命诗。但第二天，他并没有被绑赴刑场。对自己的多疑和怕死，他本人也感到十分的好笑。可一想到反正早晚是死，他又难以笑出声来。他觉得死既不可免，便应当保全“气节”，趁还未被处决，活一天应尽可能多做一点对共产党不利的事。于是，沈醉又利用抄写旧诗度日的机会，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在笔下，用隐晦的辞句，编成一首又一首的“宫词”。例如，当领导人在管理所内讲话时，他便写上：“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在十一国庆节观看演出时写道：“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凡是他所不满的事，都变成了一首首的“宫词”，短短几个月中，竟写了百首之多指桑骂槐的“反诗”。

类似沈醉这样在初期不肯认罪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认为两党相争，各有主张，成王败寇，无所谓罪。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被俘时，杜聿明正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尚未就歼。管理十二兵团俘虏的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黄维和他的几名将官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军长写劝降信，其他几位将领起草了一封劝降信，可黄维却拒绝签名。当一名解放军干部找黄维谈话，问他为何拒绝广播和写劝降信，并开导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及罪行时，黄维竟愤愤地大声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

还有的人认为，我们是奉命而战，我们把蒋介石视为“正统皇帝”，为维护正统，为我所尊崇的“主”而战，是天经地义的，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何罪之有？

管理所为了端正战犯的认识，组织大家阅读揭露四大家族罪恶和讲述美帝侵华历史的书籍、文章，以及美蒋历次签订的卖国条约等，并聘请教员剖析讲解这些历史。在讨论中，管教人员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让所有人发表意见。他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却不能维护其统治，以致失败呢？讨論来讨论去，最后问题集中到三大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的失败上。对国民党几个精锐兵团在淮海战役被歼这个问题，有的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国民党今日一败涂地，来日东山再起也不是没有可能;有的认为这是天意使然;有的则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用人不当，并说：“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主要战役，摆头猪在那里指挥（指刘峙），如果摆头老虎在那里坐阵 （指薛岳），何至会如此一败涂地！”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驳意见，说：“即便刘峙是猪，为什么在广东国共合作时，他率领第一军会所向披靡？薛岳是老虎，抗战时为何会一败而再败，以致溃逃？”

经过管教人员的引导，他们最后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胜负不是一个指挥官可以决定的，正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东征北伐是正义的战争，所以能战胜军阀;而这几年的内战，是国民党所发动的违背人心的不义之战，其失败是必然的。

通过学习，不少人开始明白了自己一向奉为“明主”的蒋介石，其实早已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三民主义。而自己的爱国，实际上爱的是四大家族之国，不是人民的中国。许多人开始感到，自己追随蒋介石这么多年，使人民、国家在内战中蒙受了极大的摧残，以至弄得国破民穷，国家在世界上处处受到歧视，这不能说与自己无关。扪心自问，对国家、对人民确实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就这样，全国各个战犯管理所的交罪、认罪运动先后开展起来。

以诚相报结亲缘

在战犯管理所改造的绝大多数军政人员，都是接受了数十年法西斯毒化教育的人，要想使他们从根本上转变立场，倒向人民，这确实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在交罪、认罪的过程中，尽管所方一再交待政策，强调交待罪行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整治惩罚，但不少人仍是顾虑重重，在交罪时避重就轻，只讲鸡毛蒜皮，不讲血案，惟恐交待出大的历史罪行会被判刑惩办。

在国民党第十二军任高参的陈启銮，曾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二处当过科长，因听说共产党最恨搞情报工作的人，会把这些人一律当作特务对待，而当特务不杀头也要关上一辈子，所以他一直不敢交待这个职务。有一天，他曾三次跑到管理所办公室的门口，虽鼓足了勇气，但几次伸出去敲门的手还是缩了回来。在极度的矛盾中，他整天连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思索着：“交待不交待？”

直到听说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的情况后，他才慢慢地放下心来。

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都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主要干将，是有名的大特务。他们三人被俘后，曾先后被押往重庆白公馆关押。当时，一听说他们被押到了重庆，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一定会在那里被处决了。因为1949年11月底，震惊中外的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惨案的主持者正是徐远举、周养浩。当时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全部被杀，其中有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而沈醉在重庆五年多，也做过许多坏事。因此，连他们自己也认为被送至白公馆是为了归案，会在那里被枪毙。1952年清明节，重庆有数千人到白公馆烈士墓前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当时，他们三人吓得面无人色，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一口大气，惟恐被人发现抓走。但当他们强忍着恐惧凑到窗口悄悄窥探外面的情况时，不由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从白公馆通往山下的公路上竟站满了解放军战士。为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白公馆，政府竟调来了大批的战士保护他们。三人见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听说此事后，所有人心里都很不平静。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呢？像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特务都能得到宽大，其他人还怕什么？

于是，许多人开始向政府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国民党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军林交待了一桩他人所不知的血案。当年，他在沂蒙山区时，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那一幕惨剧，至今仍时时浮现在他眼前。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又残忍地将孩子扔了进去。孩子爬到母亲身边，偎倚在母亲身上，还天真地问道：“妈妈，我睡哪头？”

在国民党第十三兵团任副师长的姚延也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当他谈到自己在胶东杀害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解放军战俘和无辜农民达上千人，而且被杀害的人多数是被捆着活埋的时候，引起了许多战犯的震动和愤怒。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六十四军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姚轻耘，在与人民为敌时，残杀的人也数以千计。但由于能够主动坦白，这些人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在会上得到了表扬。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大家，每个人都感到，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是不计旧恶前嫌的。

但也有人在感动之余，自觉不自觉地又耍起了“小聪明”。这些人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养成了弄虚作假的恶习，为升官发财，假造学历、杜撰假履历;为吃空缺及军队补给而假造战报。这种情况，在国民党部队里是上行下效，极为普遍的。如今，有些人看到交待的罪行越多，且越是不被人所知的重大罪行，不仅毫发无损，还会获得大会表扬的殊遇，便难免重操故伎，将过去的伎俩在战犯管理所内重演起来。

往日，由于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多数人在被俘时隐姓埋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不少人以小充大，胡编一些罪行，想以此求得所方的重视和表彰。曾在伪满军警界混过事的黄鹤，谎称是一八一师的参谋长。不料，该师师长米文和也在所内，当所方让两人见面时，当然是互不相识了。由杂牌军被陈诚收编，从团长调充高参的魏季良，则为自己“封官晋职”，伪称是国民党某骑兵师的师长，后经所方反复查核，在该师始终未找到有姓魏的师长。还有个叫叶仔的，本来在军统中只是个小特务，但在交待罪行时，却写下了不少有关军统的“重要”事情，还大书特书了不少台湾方面的情况。更有甚者，在大会上故作典型发言，痛哭流涕地控诉、交待自己的“滔天罪行”，然所方核实后，却发现多数竟是夸大和假造的。

当管理干部问他们这样干的动机时，不少人说：“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在这里受优待，我们怕自己的官职小，将来会被分散出去。我们想受到表扬，得到大家的重视，也好多受到一些优待。”

针对这些情况，管理所及时召开大会，对多数人相信党的政策，不怕交待出特大罪行会受到惩罚，勇于交待历史罪恶的作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明，如果真心悔过，就不该弄虚作假，给政府制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每个人交待的罪行，政府都要派人到当地调查核实，如果是假造的，便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这样做对自己的改造、对国家都是不利的。

经过管理人员的耐心开导和教育，这种情况及时被纠正了。许多战犯惭愧地说：“几十年养成的恶习，真是积重难返。共产党诚心相待，我们也该以诚相报才是。”

话虽这么说，可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真提出“交朋友”的问题时，不少人还是有些犹豫。他们认为，过去同共产党刀枪相向，今天却要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实在不敢高攀。有个名为王飞的战犯在讨论时说：“共产党讲与我们交朋友是做不到的，我们好比是叫花子，共产党是贵小姐，门户太悬殊，身份不相称。”还有个叫魏皋卿的竟下断语说：“共产党是一把铁钩子，我们是一批琉璃球，铁钩子钩琉璃球，永远也钩不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管教人员的处处体贴照顾，管理所的每个战犯都渐渐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真正的笑容，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慢慢改变，并开始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憧憬。

攀花折木求自新

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大多环境幽雅，远处山峦叠障，流水潺潺;墙外果园、菜园环绕，充满田园野趣;墙内设有医疗室、休养室、图书馆、俱乐部、澡堂和球场。战犯们的位处四周更是一年四季苍松翠柏，花落花开不断。多年以来，每个在战管所里生活过的人都念念不忘这段难忘的经历，即使在今天，他们还会充满感情地说：“战管所里的生活，真像世外桃源一般！”

管理所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一般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无事时可以自由活动，打球、散步、下棋、玩扑克……

宋希濂最爱下象棋，棋艺虽说不上高明，可走棋总是一板一眼的。他的对手是钟彬，二人私交甚笃。宋希濂在接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时，曾向蒋介石保荐钟彬接替自己任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可下起棋来，二人你来我去，宋希濂却一步不肯相让。而且，两人还常常为一个棋子发生争吵。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最爱看他们俩下棋，常常被两人那股认真劲儿逗得捧腹大笑，還不时来点“火上浇油”：“老宋，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怎么下起棋来，连一个子儿、一步棋都不肯让啦？”宋希濂则一本正经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扯。”

管理所对犯人的管理方法，主要是让大家自己管理自己，挑选其中一些具有专长的人作为负责人。如原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处长潘伦，由于他处事精明，为人随和，喜欢唱歌、唱戏、打桥牌，对于组织文娱活动，管理大家生活很有办法，管理所便让其成为负责人之一;原国民党重庆 《中央日报》的总编辑王抡楦，思想敏锐，文笔流畅，办事积极，善于发现问题，对出刊墙报、组织学习有一套，所方也让他担任了队长。

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办事认真，管理所则让他负责澡堂工作。每次洗澡，他都很负责地通知大家，可每次都引起大家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原来郑庭笈是广东人，虽说“少小离家”，可仍“乡音未改”。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郑庭笈“洗”“死”不分，每每喊道“第一组先死 （洗），第一组死了（洗）了第二组死 （洗）……”总引得其他人哄笑着说：“你要死就去死吧，我们不想死。”为此，郑庭笈在背地里为练“洗”字着实费了不少工夫，以致有天夜里做梦，还在区分着“洗”“死”二字。第二天一早，同屋的人都绷着脸、憋着笑说：“老郑，你怎么半夜三更做梦都想叫我们去死，太不够朋友啦！”说罢，一个个全都大笑起来。郑庭笈只好苦笑着摇摇头，表示确已无能为力，并自我解嘲道：“乡音不改，证明是数典未曾忘祖啊！”

黄维在国民党将领中是一个洁身自好、律己从严的军人，平时治军之余，喜欢看书。被俘后，由于接触了一些数理化和机械类的图书，他竟萌发了要发明“永动机”的念头。于是，他一边学习，一边搞起了设计，方案出了一个又一个，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整日瞑思苦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史无成功之例的工程之中。管理所的领导认真听取了黄维提出的设想，认为通过搞发明创造可以使黄维的思想得到提高，便决定支持他的发明活动。为此，当时所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设计绘制组”，调了几名学机械的人协助他。“黄维永动机蓝图”很快搞出来了，在各方人力的支持下，机器总装准备工作几个月的工夫便顺利地完成了。试车这一天，管理所内像办喜事一样，黄维更是满面春风，兴奋异常，所内外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来到现场参观。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试验开始了。黄维在大家的注视下走到“永动机”前，按下电钮，机器飞快地运转起来。紧接着，他切断电源，让机器自动运转;“永动机”果然仍在工作，可还没转动一会儿，“永动机”竟像断了气似的停止了运动。

一时间，所有人都面面相觑，黄维也在失败的沉默中感到极度的懊丧。有人说，能量守恒的定律谁不知道，一种能可以转变为另一种能，没有能量而永远运动的机器，咱没见过，这种设想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幻想。不少人都在小声地议论着。在这令人难堪的气氛中，管理所的领导同志却站出来鼓励黄维说：“不要灰心嘛，这才是第一次实验，可以研究总结一下再干啊，我们支持你！”

黄维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张着嘴，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可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而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在这一刻被深深感动了。

事隔不久，黄维在一次全所大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并标明立场。他说，虽然机器实验失败了，但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对我教育改造的良苦用心，却使我濒于泯灭的希望又燃烧起来了。回顾以往，我真诚地在这里向政府、向大家表示低头认罪，坚决与旧我决裂，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通过黄维实验“永动机”的事情，管理所的许多人却从中明白了政府要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的良苦用心。过去，作为“统治者”，他们多数人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惯了，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如国民党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往日一向由大小太太和卫兵伺候，无论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自己什么也不会，在战犯管理所，连用保险刀刮胡子都成了大问题。如果没有杜聿明、沈醉的代劳，他每次动手，都会把脸刮得处处沁着血珠。像这样，日后如何能够独立生活？由此看来，管理所安排的半天劳动项目，其目的决不是为了惩罚，再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惩罚呢？最终，多数人在劳动中悟出了做人的道理，看到了自新的方向。

神州遨游话沧桑

自1956年起至1965年止，战犯管理所先后组织战犯们去各地参观，以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以往，他们只从报纸上知道一些外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多数人心存疑问，是不大相信报纸的。因为过去国民党的报纸对各种事情的报道，其真实性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报纸也是这样。

当所有人带着怀疑和兴奋的心情看到外面的世界时，才不得不承认中国这块土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故地重游，来到了武汉。当他从汉阳龟山脚下步入雄伟的长江大桥时，眼望滔滔大江，禁不住浮想联翩。青年时代，他任排长时曾驻足汉阳归元寺。有一次，他因事到武昌，回来时，江上风浪大作，面对滚滚而去的江水，只能长叹不已，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给以重金方得以横渡。小船在大江的摇曳撞击下逐凌沉浮，好几次船体倾斜，几于颠覆。想不到今日竟能站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之上，在这一刻，杨伯涛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是说实话办实事的。

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动情地说：“我身历四朝，走遍全国，只看过郑州铁桥、号称远东第一的钱塘江大桥。但以往建成的几座桥，都离不了洋人或洋技术、洋材料，可今天一看，前后一相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武汉长江大桥的建立，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回可给中国人长了志气！”

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凭栏远眺，更是激动不已，当即诗兴大发，吟咏道：

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

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

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

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根本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国内所有的汽车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因而不少人戏称：中国的汽车是“万国牌”的。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几年前还在东北打内战，这一次故地重游，看到长春市郊突然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感到无比的震惊。当他同搞机械化部队起家的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走进工厂，亲眼看到一辆又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开出厂时，内心激动不已。过去，他们常因驾驶的汽车零件损坏，不得不将整部车子报销，受尽了窝囊气，吃尽了被外国人轻视的苦头，时刻盼望国家能造出自己的汽车、飞机、坦克……可是，国民党一心只顾打内战，根本無暇考虑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多年“剿共”，搞得国破民穷，最后还将日本侵略者“剿”进了国门，使得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今天，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造出了自己的汽车，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杜聿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要求驾驶一下祖国自造的汽车。得到同意后，他在大家的注视下，跳进驾驶台，熟练地将汽车一溜烟地开出去好几百米。汽车转回来后，他高兴地连声称道：“太棒啦，太棒啦！”

此时，在北京参观的宋希濂也是感慨万千。市容风貌的变化自不待言，令宋希濂感到吃惊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竟一下子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根除了危害国计民生的三大害——烟、赌、娼。在参观京郊一座棉纺厂时，该厂领导介绍说，厂里职工大部分是旧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另一部分人过去在帮会组织里，则是专干绑票不法之事的。解放后，政府为安置这些人，兴建了工厂，使多数人有了谋生依靠，开始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宋希濂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知道无论是大小城市，都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妓女。这些人多数来自良家子女，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帮会、道门组织，也是遍及各地。许多流氓地痞，无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外国人在中国也是作奸犯科，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只鸦片一物，就使得许多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他记得有一次到重庆，过江后，叫了一乘滑竿上山。抬滑竿的轿夫长得面黄肌瘦，上山一趟，沿途竟要抽上三次鸦片。山道边设有专卖鸦片的馆子，一间小房，窗口架上几杆烟枪，烟是早已装好的，交钱后，便可吞云吐雾，大吸一番。宋希濂当时很奇怪，问轿夫：“你们为什么抽鸦片，难道不能不吸吗？”轿夫说：“抽上了瘾，不吸烟就没精神，上不了山。”那一次，宋希濂才真正感到烟、赌、娼，确为中国的三大祸害。但他自知个人是无力扭转这种局面的，因而只能仰天长叹。想不到共产党在解放后的几年之内，竟使毒害中国多年的三大害绝迹了，使祖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巨大的变化，令其感到万分的欣慰。

此次参观活动，使这些国民党战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当年我们投身黄埔军校，追随孙中山先生，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追随国民党这么多年，给人民、给国家又带来了什么？连年内战，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难道这是我们参加黄埔的初衷吗？

杜聿明在座谈参观感想时激动地说：“我过去在东北疯狂地打内战，造成了东北人民的灾难，真是比老虎还穷凶极恶。想一想国家在我们手中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是令人痛心。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带来了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我们当初追随孙总理，希望的不正是这些吗？”

新旧中国的天壤之别，使得每个战犯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追随蒋介石，已将古老文明的中国弄得贫穷落后，濒临绝境。使中国人像巨人一般站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爱国为民的，是正在使中華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党面前，是顺应历史的发展，脱胎换骨，争取成为新人，还是继续寻找旧日的迷梦，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为“党国”效尽愚忠呢……

从这一天起，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后半生所要走的道路了。他们怀着向国家、向民族赎罪，争取早日得到人民谅解的心情，开始积极主动地接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改造，在通向新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给他们安排的是一条通向光明的新生之路。

（选自《文史月刊》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