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苗留犊”的背后
2018-12-14马军
月读 2018年12期
马军
自东汉以来,时苗作为清官的代表而被后世尊崇。百姓以各种方式赞颂之、纪念之、膜拜之;诗人、艺术家满怀激情,大倾笔墨;《蒙求》《幼学琼林》等启蒙教材将其立为标杆,诲育后人;后蜀皇帝孟昶甚至将他的洁操品行定为法规,颁令效行。
时苗生于东汉末年,河北钜鹿(今河北邢台平乡县)人。魏郎中鱼豢所撰《魏略》将其列入《清介传》中。所谓“清介”者,“清正耿直”之谓也,其中的赞许、激赏和钦敬之意不言自明。到了南朝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为他挥洒了三百二十余字,其中说:“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又其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去官留犊”,不贪分毫,正是时苗青史留名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时苗的家乡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安徽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也都记载了这件事,或可与裴注相互补充。《顺德府志》记曰:“初之官,用牛牵车至县,岁余生一犊。及去留之,谓父老曰:是尔土所生也。初来无此,不可以归。”《寿县志》则曰:“教民有法,平昔以廉守自儆,在官之日,不外观,惟一牝牛,驾轻车而已。踰年,牝牛生小犊,苗适緌,归里,乃曰:牝牛是吾所有,小犊长育于斯土者,吾不敢携归乡闾也。民感其意,相送于道。”
尽管百姓万分诚恳,力劝其将小牛犊带走,但都没有使“铁石心肠”的时苗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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