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莫·皮格里伍奇（Massimo Pigliucci）

人性究竟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任何关注道德的人都有影响。在一个由不道德政治领导以及堕落社会价值观所界定的时代，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也变得史无前例地重要。

“人性”的哲学概念源远流长。在西方文化中，对它的研究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具有诸多独特的属性—特别是人们的社交需求以及推理能力。对于活跃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希腊的斯多葛派来说，是人性赋予了生命意义，并促使他们去接受世界大同和平等的思想。

像孔子和孟子這样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且缺乏道德指引。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理论中，人性充满着原罪，但可以通过侍奉上帝来得到救赎，而上帝正是依据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类。

17、18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扩展了这些观点。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我们的自然状态会导致一个“孤独、贫穷、肮脏、野蛮且短暂”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强大且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也就是所谓的利维坦）。

相比之下，让-雅克·卢梭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但我们在原始状态下不存在理性、语言或社群。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快乐，正是因为我们的初始状态与现代文明其实是不匹配的，因此主张完全回归自然。而总是明智而温和的大卫·休谟则提出，人类是利他主义和自私的结合体，这种组合可以通过文化来部分地向着更好（或更糟）的方向塑造。

然而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中期的研究，使许多早期的“本质主义”人性观无以为继。那种认为人类拥有少量独有特征的理念，与达尔文进化论中缓慢、渐进的步伐发生了冲突。虽然智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灵长类动物进行进化，但我们在生物学上与其他物种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于是，关于人性的哲学辩论一直延续了下来，并随着生物学的发现而不断更新。今天，一些哲学家对卢梭和达尔文进行解读，认为人性本身是不存在的，而虽然生物学可能限制了我们的身体，但它并不能限制我们的思想或意志。

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我认为人性当然存在，但它并非基于任何一种“本质”。相反，我们的物种—就像任何其他生物物种一样—其特征是具备一组动态和进化的特质，这些特质在我们的谱系中具有统计学上的典型特征，但既不是必定存在于每个人类成员身上，也不排除会在所有其他物种身上出现。

对于一个并非科学家或哲学家的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至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浮现在我脑际：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

首先，我们对人性的解释会对道德产生广泛影响，这在古希腊、古罗马的语境上就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拥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人性观的人，自然会崇拜上帝并遵循宗教诫命的指导。相比之下，那些赞成让-保罗·萨特或西蒙娜·德·波伏娃存在主义哲学学说的人可能会认为，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完全自由地塑造生活，并不需要上帝出手相助。

此外，对人性的看法也会影响对道德的看法。而我们当今的道德状况简直是一团糟。盖洛普在美国对道德态度的年度调查显示，社会习俗正不断受到侵蚀。如果我们都能花一点时间去考虑我们在人性论辩中的立场，我们可能会对自身的信念，以及其他人的信念，增添一些宝贵的见解。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自然主义伦理，对他们来说，人性约束并指引着—但并不是严格地决定—我们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