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莉

抬腳走进拉萨到昌都的长途汽车时，巴桑闻到了浓郁的酥油味。

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离开西藏太久了的缘故。其实也就半年而已。但它足以冲刷掉嗅觉里的一些习惯。

巴桑在北京创业，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做生意的”，产品是来自他的家乡—西藏昌都市的唐卡。

还有一个月就进入2019年，巴桑就33岁了。在北京做唐卡生意的半年时间里，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客人问他，“唐卡是用糖做的吗？”他以为对方是在说段子，但并不是。

凌晨2点，昌都到了。阳历10月夜晚里的昌都，冷得就像北京的寒冬，巴桑缩了缩脖子，冲向一个地方。

掀开帘子就是喧嚣，灯火通明，那是朗玛厅，是把巴桑从北京拽回昌都的诱惑之一。

巴桑离开昌都这一年间，川藏铁路的康林段（四川康定—西藏林芝，经昌都）宣布动工。2026年，成都经昌都到拉萨，13个小时；现在，成都经西宁到拉萨，36个小时。

“到那时，昌都距离所有人，又近了一步。”

当地人

曾经隐而不觉的习惯重新袭来，陌生又亲切的感觉，让巴桑觉得时间与经历有了新的意义。

西藏，早已不再是“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作为西藏东部入口的昌都市，也早已不是。

晚上10点，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朗玛厅是如巴桑一样的当地人最愿意去的地方。里面有歌、有舞、有酒精。

巴桑的家在距离昌都市政府所在地卡若区20公里的小镇。回到干燥的小镇深处，他觉得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

巴桑进市区，一向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去朗玛厅，唱歌、跳舞、喝酒。抑或是闻着酒味，听别人唱歌，看别人跳舞。

除了去朗玛厅，巴桑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去昌都市博物馆。昌都市博物馆2015年落成、开放，当时是西藏七地（市）建成的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唐卡专区。

2018年10月初，他又去了博物馆。逢博物馆闭馆两天。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说，有唐卡要修复，“都是100多年的东西了，有些地方坏了，要请专家过来修复”。上一次修复是两年前，他正好也碰上了。在他看来，北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唐卡文化讲清楚，而西藏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唐卡的细枝末节。

2014年10月以前，昌都市还叫昌都地区。

1983年，中国开始地级行政区改革。从这一年开始，人们熟悉的地级市概念大规模出现。经过30多年几轮大规模改革后，2017年10月，地区从170个减到7个，其中新疆5个、西藏1个、黑龙江1个。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西藏自治区撤销昌都地区设立地级昌都市的批复》（国函〔2014〕143号）：同意撤销昌都地区和昌都县，设立地级昌都市。

直到现在，巴桑还没有习惯“昌都市”的叫法。这里的山水草木让他熟悉，日新月异的变迁及人们的精神和面貌让他感到陌生。

昌都的母亲河—扎曲和昂曲，每天奔涌，巴桑说昌都人开门就见山，他是说这里的父亲山—查果、珠日、秀格绷。也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外界交流，总是“开门见山”，没有拐弯抹角的麻烦。“易交流，易沟通。”

有时他会觉得伤感，“昌都的山水养育了我们，我们几乎遗失了昌都孩子应该有的胸襟、豁达、剽悍、自信。”

很多人家里都有牦牛，一头牦牛1万多元，100多头，就是100多万元啊，他用自己的思维计算着，“可惜的是，他们从来不卖。”

问巴桑怎么形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他说到从拉萨来这里的长途汽车上，每过一座山头，车里那位临窗而坐的老人都要念经。巴桑知道那是保大家都平安的意思。这是藏族文化中古老又传统的仪式，只是，巴桑本人的习惯里早已没有了它。

他觉得这座城市有着古老的气息，崭新也是四处侵袭。

拉萨到昌都1000多公里，与成都到昌都的距离相似。长途汽车正常运行应是两天一夜。巴桑坐的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一行人在空旷的山野间钻到车底，修车，然后轰隆隆上路。

有学者认为，若以文化渊源考察，成都与昌都的联系要古老得多。那是因为昌都著名的卡若文化和成都著名的三星堆文化都共同来源于氐羌。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约12公里处卡若村（藏语意为“城堡”），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海拔3100米。

据考证，卡若遗址的时代，应属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畔，为川、滇、藏三地的枢纽，又是古代南北民族的交通要道之一。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贝是卡若居民与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交换而来的，这似乎在说明，尽管西藏和其他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正常交往。

移 民

像赵芳这样的人很多，中国不同时期都有鼓励到西藏等西部地区就业的政策以及导向。

赵芳认为是她现在所在的西藏昌都滋养了她热情的性格。她喜欢这里。2018年，她38岁，还有7年就可以退休了，她的计划是，退休后就回内地。

她是四川人，爱人来自甘肃，孩子今年14岁，刚刚送回内地去读书。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短暂移民，将青春与热血寄放在这里，回到出生地，收尾人生。

类似这样的家庭模式在昌都公职人员群体中很常见。他们在昌都结婚生子，孩子的教育放在内地。

也有做生意的人，从内地到昌都来。如同巴桑从昌都到北京。

这个群体多是湖南、云南、四川等地人。王勇来自湖南，他从长沙到昌都半年多，他觉得这里做生意比在内地好做，“没有那么多讲究。”只是凌晨2点以后，他就不敢开门了，因为街上有喝多酒了的人。

他认为这里的藏族人其实很有钱，很多人家里都有牦牛，一头牦牛1万多元，100多头，就是100多万元啊，他用自己的思维计算着，“可惜的是，他们从来不卖。”

王勇做的是烧烤，有名的俄洛桥烧烤。与别的烧烤不一样，俄洛桥烧烤要先用油炸了以后再烤。

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吃法呢？

当地人愿意把它们当作主食，时间久了，来这里的人也会有这样的选择。

俄洛桥烧烤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在昌都长大的姑娘益西翁姆在自己的微博上就一直怀念俄洛桥烧烤，她说：“那个味道对从小在昌都长大的孩子来说永远都是最美味的，哪里的烧烤都比不上我们家乡的味道。如今，在他乡的我们只能去怀念那个味道。”

在昌都地区中学附近，有很多家“俄洛桥烧烤”。每逢中午，很多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就聚集在此，一边谈着课堂的趣事，一边吃着热辣辣的“俄洛桥烧烤”。多愁善感的花季雨季，在烧烤香味的氤氲下变得不那么酸涩难熬了。

赵芳是做农牧业工作的，她觉得昌都这座城市很小，就像是内地大一点的乡镇。于是，她注册了一个抖音ID，经常穿上藏装拍视频发抖音。穿藏装的时候，她一定要穿上高跟鞋才能撑得起来。她1米62的身高比起当地人来说，还是要娇小些。这座城市在她看来，距离她20多年前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刚来的时候，“昌都是西藏第一个插上五星红旗的地方”是这座城市最明显的标签。

昌都市里的三个广场，分布着不同的群体。解放广场位于市政府所在地，主要是当地人跳锅庄。天津广场则是昌都对口援建城市天津市政府建的广场，每天聚集于那的是四川人。还有一个水上广场，音响看起来很先进，但是坏了，没人修，白天还有人从那里路过，晚上也就没有人影了。

晚上，一到7点，路灯就亮了。7点半，音乐就响了起来。这个像内地乡镇一样的西藏重要城市，在遥远的高处，舞动着。

赵芳，王勇，并不知道他们对于这座高原之城的意义。就像巴桑离开昌都到北京一样，他也不知道他的个体迁徙对于北京的意义。

传 说

尽管2017年就离开昌都市赴拉萨担任自治区领导职务，昌都民间还在流传着罗布顿珠的传说。传说中，他有铁腕手段，创造一切条件，为昌都争取发展机会。

“其实他早该调到拉萨了，但是他不愿意，说是要把昌都建设好再走。”人们愿意这么评价罗布顿珠。

曾经的采访痕迹里，身为昌都市一把手的罗布顿珠勤勉而努力：清晨6点，西藏东部的昌都市还沉睡在静谧的梦乡中，他会起床走到街上检查公安工作。“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就读书；找不到方法的时候，我就下乡。”他在昌都工作5年，行程14万公里，跑遍了1142个村。他的交通工具有汽车、摩托车、骡马，还有双腿，甚至骑坏了一匹拿过赛马亚军的马。

于是，当地群众又称他为“马背书记”。他用许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又非常切合当地实际、行之有效的“土方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进，在贫瘠的“三江”河谷（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里，将昌都这座历史名城建成和谐稳定、特色产业崛起的进取新城。

也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记得他。

昌都是西藏东部澜沧江谷地中的重镇，川藏公路经此。“昌都”即两河汇合之意，因扎曲河、昂曲河合流而得名。在藏语中，“昌”是水的意思；“都”是两水交汇之处。

作为康巴地区的腹心，昌都有着丰富的水能、森林资源；青藏高原发育的大江大河如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经此地，形成三江并流的奇绝风景。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被人称为“香格里拉”的多民族、多宗教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般胜景。

在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整个藏族地区被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藏族称昌都以东地区的藏族为康巴，“康巴”意为“住在康区的人”。康巴地区涵盖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阿坝州的一部分，四川凉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青海玉树州和云南迪庆州等地区。康巴文化凸显出历史厚重性特点。

地处藏、川、滇、青四省区交界部位，昌都的战略位置重要，自古也有“治藏必先安康”的古训。

昌都现在的领导班子，希望将昌都未來的发展融入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等宏大战略上综合考虑。

传统观念认为，西藏资源禀赋差，发展空间不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总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这里有植根当地的特色产业：葡萄和酿酒业、青稞加工、传统藏药和手工业等，都是拉动当地经济的优势产业。

而随着川藏铁路的建成，中国华中、华东、华南地区通往南亚的陆路通道有望在未来形成，这也将促进四川、西藏地区的对外开放，并促进中国—南亚陆路经贸通道的构建。通过这条铁路，物资及各种物品，尤其是成渝经济圈的各类物资，可以快速抵达西藏。

这或许是巴桑决定留守昌都的原因，“世界向东，中国向西”，他还是愿意在这里做唐卡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