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智鹏 吴仁明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作重心在于组织工人运动，中共党组织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开始重视农村的组织动员工作，把开展农民运动也当作了党的工作内容之一。大革命时期农村在党组织建设上不及城市，加上种种条件的限制，中共在农村的动员工作推行艰难，主要原因是少数党员的松散工作。开展农民动员是早期党员在农村的主要工作，他们以建设共产党在农民心中的形象以及提高工作的认同度为基本方针，从农民协会、宗族家庭以及报纸刊物、标语儿歌等途径进行政治教育及领导。中共在农村的农民动员直接推动了北伐的顺利进军，也为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大革命； 农村； 政治动员； 乡村振兴战略；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5-0029-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首先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就开始在农村地区下沉，中共对基层的重视是经久不变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历史的主体，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动员好了农民，是革命成功的前提。怎样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怎样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样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到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去，成为了我们现阶段最为迫切的要求。

以往对于农村和农民动员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革命以后，大革命之后是中共在农村地区快速成长的时期，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形成时期，关于农民运动的史料丰富，对中国革命意义较大，但研究总体上忽视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早期成果，仅从成熟阶段的动员来谈启示。仅有部分学者对大革命及其以前农民运动有研究，而且多是集中于党在农村的政权建设、早期领导人的农民思想和农民动员的具体方法三个方面，但这些研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农民动员的发生机制。本文以大革命前后中共在农村的状况、党的形象构建以及动员途径入手，探析中共早期在农民动员上的发生机制，从整体上把握农民动员的运行框架，从而更利于发现早期农民动员中的经验和问题。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在农村地区并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中央对农村地区的重视也相对薄弱，中共早期的农村工作主要是扩大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以及使党的力量嵌入到农村的各个机构和团体中去，以扩大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优势。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他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中共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虽然也承认，“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相对于工人运动，大部分早期党员还没有对农村和农民产生确切的认识，一直到中共三大才提出了一个并不完善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早期农民运动发展较晚，但并不代表不重要，相反，农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工人运动，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动员的重视是一个过程。

二、中共在农村的活动状况

大革命前，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下沉”，做到一切工作归支部。“假使环境的压迫加严，上级党部偶失其活动地位时，则党的势力即可完全消失，岂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么？”[1]党组织对此积极响应，但是由于早期中共党员人数的限制，大部分农村地区只安排下放了一两个党员到农村进行党组织建设。起初，沈玄庐、彭湃等就在浙江、广东等地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凭借自己对家乡的熟悉和对农民的了解，以及个人在农民群众中的威望，向当地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并组织农民协会。下放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农民心中是“有文化”的先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比较容易得到村民的信任。因此，虽然在党员人数上有限制，但是下放党员的素质普遍较高，在领导农民运动和发展党组织方面依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李大钊亲自领导农委工作。1923年，李大钊介绍农民出身的弓仲韬入党，并下放其返回原籍，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央对成立支部的要求是“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2]，有的地方党员人数较多，成立了农村党支部，但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达到成立支部或者党小组的要求。因此，上级组织对下放党员的工作没有做具体的要求，多是党员的个人活动。

中共党员“下沉”农村的另外一种形式是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下沉”。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就决定成立中央农民部，而由于国民党内部多为工商界人士，无法深入农村，这一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身上。农民部的主要职责是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引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会议，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等。这些职权和中共农民动员的策略大体一致。但是也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农民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或者是他们只认国民党，在他们眼中，共产党员只是代表国民党办事的人而已。这些人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国民党，并且不能有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宣传自己的主张。这种“下沉”方式虽然培养了共产党员组织农民运动的能力，但是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却未能起到效果，甚至还出现影响共产党声誉的问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对农民运动态度的反复，还使得农民把这一罪状归咎于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组织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共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才能生存，尤其是在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共三大以前，中共在农村的活动基本是秘密进行的，普通群众对其了解不够，農民更是知之甚少。由于组织工作的秘密进行，中央对地方组织往往缺少联系，目的是为了减少被反动派搜捕的风险，地方组织因此也获得了更多的临机专断之权。特别是在农村，除了防止被反动势力打击外，还有远离城市上级部门，交通信息不畅等条件，致使农村的党完全就是党员一个人的党。国共合作之后，党的工作逐渐正规化，从地下转到地上，决定设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组织部来管理下级组织。中央组织部具有指导下级组织办理党员登记、人员分配等职权，开始实施民主集中制的体制。农村中的部分党员、党支部和党小组开始在上一级的指导下进行日常工作，但绝大部分依然保持原状。

中共虽然从建立初期就开始重视农村工作，安排了大量党员下放农村，开展农民动员，并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建立了党支部。但是由于工作重心、内外环境、斗争经验、党员人数等问题的限制，中共在农村的运行状况并不乐观。

三、农村动员的方针——基于认同度的构建

大革命时期，中共刚开始涉足农民工作，在诸多方面缺少经验。共产国际在1923年5月就下达了指示，要求中共在开展其他工作的同时也要重视激化农民同地主的矛盾，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和寺庙的土地归农民私人所有，鼓动农民反对严苛的土地税收制度。中共对共产国際的决定并没有理会，李大钊、谭平山和毛泽东等人虽然重视农民动员工作，但是他们认为共产国际要求的行为过激，非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且会产生过激反应，不利于革命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在没有在农村建立起强有力的组织之前，农民的组织性、阶级性未达到一定高度之前还不能进行激进的反对地主的活动。农民力量远不及地主时，与地主进行斗争是绝不会成功的，应该采取温和的方式，或者说就是妥协退让的方式，而不能够以卵击石。“一般地说，在中国，社会分化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程度。”[3]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还没有出现除农民和地主外的其他阶级，阶级矛盾的简单化反而不能激起大规模的运动，需要社会分化到一定时期。当城市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关系也触及农村时，矛盾的错综复杂更易于激发斗争的力度。动员不能过激，以温和的方式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早期农村动员的总方针，一般不会鼓动农民与地主乡绅产生矛盾。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能一开始就让农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对于一个新党来说，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是传播本党思想的前提，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前途，如果一开始就鼓动农民对地主采取过激行为，若遇失败，则形象全失。比如在湖南一些地方，党员曾鼓动农民与强大的地主展开斗争，由于力量的悬殊，失败是肯定的，这非但没有使农民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反而连原有的东西也被剥夺了，遭受损失的农民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芥蒂，认为共产党员就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祸害”。在受到动员方针不妥的教训后，中共开始采取一些在地主阶级可以接受条件下的活动，从而提高成功率。这样做可以使共产党首先在农民群众中树立形象，建立与农民群众相互信任的关系。

注重切实问题的解决是中共早期动员的又一个方针。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就是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为他们争取必要的利益，提高农民对共产党的认同感，也就是在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或者共产党对农民政治意识的植入。具体的解决途径将在下文详述，这里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针。切实问题就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共产党员要帮助他们让地主减租减息，地方政府制定田税税额时须经农民协会同意，这时候的动员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当共产党员作为代表在与地主谈判时，对农民提出援助要求他们一般都会欣然同意，他们觉得共产党员是在为了谋求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和地主舌战，从而形成对共产党在利益上的认同。但是如果党员因为组织农会或者是建立党支部等问题上与地主乡绅发生矛盾，农民一般不会插手，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就体现了农民阶级在当时还保留着浓厚的小农气息，眼界和组织性还不够。让他们识字的目的与其说是提高文化，不如说成避免受到地主和官家的欺骗，这样他们更能接受。在生产上对农民的帮助更具有效果，农业生产是农民的基本活动，在生产上的帮助能使农民对共产党产生内生性的认同，内生性的认同与利益上的外生性认同相比加入了人际情感的因素，因此这种认同感更加恒定。“武装农民以防匪祸，以及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等。”[4]这些行为都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的切实问题，就是提高共产党在农民心中的认同感。

农民动员不是随意的、盲目的、无组织的活动，应该是有计划、明确的、有组织的引导群众有效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在农民动员的过程中需要讲究指导方针。无论是何种动员指导方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农民动员的效率，让共产党在农村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提高其在农民心中的认同感。

四、农村动员的嵌入路径

中共对于农村地区的动员主要在教育和领导两个方面。农民阶级是我们最忠实的同盟军，但是在革命的初级阶段要和他们建立起同盟可不是简单的事，教育和领导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关系，要达到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前提是要教育他们明白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教育的成效直接影响共产党对农民的领导力。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民的动员一是通过嵌入到农民协会及其相关机构中进行教育和领导；二是取得宗族的信任，特别是族长的信任，就像是参谋一样，在族中获得话语权；三是在知名报刊杂志上宣传革命理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农民协会是在建党初期就逐渐成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经营，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成为了共产党动员农民群众的主战场。建党初期的农会具有分散性，只在个别省份的个别区域有，如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等地，而且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活动。大革命开始后，农民协会转移到地上，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迅速发展起来。农会会员每个家庭只写一个人的名字，其可以直接领导的却只有五个人。在湖南，“农会会员激增到两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5]。巨大的人数直接影响了农会对农民的教育和领导。由于农民协会把原本组织分散的农民集中在了一起，虽然这种集中是暂时性的，与过去相比，农民似乎有了和工人阶级一样的优越性，集中就成了农会发挥动员作用的基础。农会人数的激增，势力的不断加大，使得地主乡绅逃跑的逃跑，要么向农民协会投降，甚至有一些劣绅都想要加入农会。农会中负责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也有和共产党员亲近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他们通过在农会中的活动，依靠农会组织来开展农民动员。

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依然保留着封建宗族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农村中原本的组织结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家族。宗族大多是同姓或者在地缘上面有联系的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也有自己的代表人。“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6]宗族作为农村中固有的组织，也是中共农运工作者的动员目标。家族和家族之间，家族和地方政府之间都常有矛盾，家族的集中性虽然赶不上农会，但是在团结性上却远远超过农会，血缘和地缘的联系是内在的联系，农会会员的组织联系是外在的联系，内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外在的联系。前面提到的中共下放的党员多是本村村民，也有自己的宗族，他们利用自己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以家族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为契机从中斡旋，达到动员的目的。

报纸刊物、歌曲童谣、标语口号等文字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动员作用。考虑到农民政治观念比较模糊，阶级意识淡薄，中共通过创办农民刊物、出版相关书籍、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政治宣传，这是以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来动员农民。在北伐军攻下武昌以前，中共的相关机构就印发了各类宣传报纸书籍22万份，广东省属各项农民报告18种共4020份，其他省份12种共1610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也定期出版农民刊物，用于农民的政治教育及其动员，如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中央农民部编印的《农民运动周刊》等。此外，还有一系列丛书、小丛书、农民问题丛刊相继出版。如《告农民书》《全国农民运动近况》《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等[7]。 同时，地方也创办了一些有关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刊物。在大革命早期，中共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以一般方法为主，基本方法为辅。大多数农民毕竟都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给他们讲授政治上的理论不是唯一的途径。对于农会夜校的理论教育而言，儿歌标语朗朗上口，更易于在乡村间传播，容易被农民们记住。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打倒列强，除军阀”中的列强是谁，军阀又是谁，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些每日传唱与口中的歌曲中知道要打仗了，打的是列强和军阀。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农村动员分别以农民协会、宗族家庭以及文字领域入手实施教育和领导，基本上涵盖了党能够嵌入的地方，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北伐军在前线英勇地与军阀斗争，广大农民也被动员起来在农村与封建势力斗争。当然，早期的农民动员在途径上并不完善，比如对于民团、农村中的帮派甚至是绿林土匪，这些看似反动敌对的势力，在其中仍然有进步、革命的力量，也是可以想办法争取的。不过在后来的革命中，中共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五、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在农村地区开展组织建设和民众动员的初始阶段，对于整个群众动员的研究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之后的农民动员不同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动员方针是以内生与外置相统一，在动员过程中重视在情感共鸣中的价值引导。以此产生的动员绩效体现在目标的实现程度，即中共在农村地区的政治立足和农民阶级意识的逐步形成。

中共早期在农村地区的“下沉”是开展农民动员的组织前提，大革命时期中共“下沉”到农村受到了种种阻碍，导致党组织“下沉”不彻底，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农村地区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动员的整体框架来研究，把握实施农民动员的逻辑结构，更利于我们对农民动员的理解，以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完成我们的任务，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中共的农民动员经验是在不断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革命时期的经验对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实施的农民动员依然重要。本文通過这种整体式的研究，大致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开展一切农民工作的前提。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现在，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引导，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提高党组织的工作效能是我们工作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强的党组织和严密的组织关系，我们的工作就难以开展。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而基层党员则是堡垒中的机关枪，是党组织与农民群众联系的纽带。大革命时期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党员形象就代表着党的形象，正是由于党员们过硬的素质和坚定的信仰，才使党和人民群众逐渐走到了一起。在如今，党的基层建设仍然不能忽视和放松对党员的要求。

第二，树立政治公信力，为农民群众办实事。树立良好的形象是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避免工作受到农民群众的质疑甚至反感，中共在动员过程中采用了有效的策略。当今的党更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公信力才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与农民群众建立互信关系，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不搞“四风”，防止党的公信力丧失，陷入“塔西佗陷阱”（1）。

第三，开展最广泛的群众动员，要做到无孔不入。党在大革命时期的认识缺陷导致动员范围相对狭窄，无法发挥完全的力量，比如部分农村中的地主阶级、绿林好汉其实也能够动员起来为大革命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新农村建设是每个农民的事，农民动员要无孔不入、全民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

第四，保护并尊重农民的利益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突破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是在动员方针和动员路径上都始终坚持站在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角度，所做的工作是要真正使农民摆脱贫困和压迫，让农民群众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新党。党的十九大后的今天，振兴乡村是党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保护和尊重农民的利益，在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各方面为农民办实事，缩小城乡差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注释：

（1）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指当一个政府或者政党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样便无法开展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Z].内部资料，1986：215.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81.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70.

[4]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06.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

[6]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44.

[7]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00-202.

Abstract：The early work of the CPC focused on organizing the workers mov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organization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i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Partys thinking， the party has begu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obilization of rural organizations and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as one of the Partys work.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rural areas were inferior to c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o various conditions， the CPCs operation in rural areas was difficult， mainly due to the loose work of minority party members. Launching peasant mobilization is the main task of early party members in rural areas. They use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building the image of the CPC in the hearts of peasants and increased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work. They conduct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from farmers associations， clan families， newspaper publications， and slogans and childrens songs. The CPCs mobilization of rural peasants directly promoted the successful entry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provided positive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The Great Revolution； countrysid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enlightenment

編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