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41）

一、征地拆迁的市场化

征地拆迁几乎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经现象。我国在征地拆迁道路上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地方政府直接当“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政府主导和直接参与、全面负责的政府征地拆迁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满足被拆迁户的差异化分散需求，避免真正的“困难户”变成“钉子户”，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但地方政府在其中也存在困境，地方政府不仅直接与被拆迁户之间存在利益博弈，而且政府面对弱势群体不可能不管，进而导致拆迁补偿标准越来越高，拆迁成本逐年攀升，以“闹大”策略为特征的拆迁事件时有出现，一旦失控，地方政府将面临维稳的征拆风险。

为了解决政府主导拆迁模式下，无法统一被拆迁户差异性分散需求与政府拆迁政策供给的矛盾，近年来出现了另一种征拆模式，即政府主导—拆迁公司参与的拆迁模式，也就是市场化征拆模式。地方政府在这种模式中只当“裁判员”，不做“运动员”，“运动员”由拆迁公司担任。地方政府将征地拆迁剥离出来，通过支付社会服务费的方式外包给拆迁公司，拆迁以外的问题交由政府负责处理。拆迁补偿标准由房屋评估公司去估定，拆迁公司无权更改评估价格，只能去强制执行，一把尺子量底，这样不仅解决了被拆迁户因差异化需求而不断讨价还价的困扰，而且大大提高了拆迁的效率。但是，拆迁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站在了被拆迁户的对立面，与之冲突频频出现。

二、市场化征地拆迁中的冲突

在政府主导的征迁模式中，冲突的双方为地方政府和被拆迁户。地方政府面对的征地拆迁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拆迁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治理问题，政府处在发展与维稳的两难之境。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间具有连带责任制衡关系，对于被拆迁户中的弱势群体负有救济的责任。被拆迁户也笃定在这种处境中政府会做出让步妥协，只要巧妙与之周旋，多数情况下政府会满足被拆迁户的差异化需求，不仅会获得相应的拆迁补偿，而且还会帮助解决诸如办理低保、处理历史遗留等问题。在这一背景及前提下，地方政府和被拆迁户偶也有冲突产生，特别是在强拆情况发生时，但与市场化拆迁相比，冲突的发生率和程度要低得多。

市场化征拆模式的当事人由“地方政府”和“被拆迁户”转换成了“拆迁公司”与“被拆迁户”，这一转变使二者之间的冲突陡增，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稳。拆迁公司在其中扮演的是市场主体的角色，是一种普通的交易行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往往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以强压弱或以暴制暴，采用踩线或越线的拆迁方法（技术、手段）进行强制逼迁。究其原因，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或弱作为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市场化征拆模式中拆迁公司的收入来源。拆迁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按拆迁评估价的一定比例支付（如10%）的社会服务费，另一部分是按签约户给付的签约奖励金。导致拆迁公司与被拆迁户产生冲突的根源就在签约奖励金。拆迁公司为达成签约，刚开始还有耐心与被拆迁户进行协商，随着签约的推进及项目最迟期限的临近，则雇佣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员，对被拆迁户采用骚扰、纠缠、威胁、暴力等简单粗暴办法进行逼拆，与被拆迁户的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发生（群体）暴力事件。

三、市场化征地拆迁中的暴力

冲突积累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暴力，它是冲突的主要外延，即外在表现形式。在市场化征地拆迁下，暴力拆迁频现各种网络媒体。有雇佣社会人员的混混拆迁，有公司化趋势的灰色拆迁，甚至组织有前科人员的黑恶拆迁。他们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具有半强制性、掠夺性、隐匿性、依附性、渗透性等特征。具体表现形式为，语言胁迫，大放厥词，“这是政府工程，不签也得签”“若不签，随便找人弄你一下，让你噩梦一辈子”；24小时骚扰，譬如砸门窗、按喇叭、扔鞭炮、丢动物尸体；直接威胁，诸如眼神威胁、姿态威胁、集结威胁；若还不奏效，就采用更为剧烈的暴力形式，如限制住户人身自由，绑缚住户、殴打住户。

暴力拆迁在市场化征迁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种常态现象。虽然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征拆风险，提高了征拆的效率，但其社会危害性极大。何以暴力拆迁会伴随市场化征迁而形影相随呢？除了法规执行不到位、相关部门弱作为（默许）、基层政府治理机制不全、被拆户自治组织虚化软弱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开发商、拆迁公司的介入，特别是对拆迁公司的利益分配机制。暴力拆迁使得征地拆迁各利益方变成了一种无序博弈，尽显“丛林争斗”的本质，政府的合法性受损，拆迁公司获益，长期来看绝不具有可持续性。

四、结语

征地拆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事情。政府主导的征拆碍于地方政府自身角色和处境，难以实现综合治理。市场化征地拆迁因拆迁公司的介入，冲突、暴力事件必然发生，此模式也只能作为临时办法而已，不可能长期持续。要真正破解征拆难题，必须斩断暴力冲突生成的制度空间，阻断暴力冲突的行为空间，割裂暴力冲突的利益空间，堵塞暴力冲突的社会空间，从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征地拆迁制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自治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入手，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效的征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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