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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经济思想对当今市场经济的几点思考

2018-12-08张秀

经济研究导刊 2018年4期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发展

张秀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102400)

一、《论十大关系》背景及分析方法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困难而且十分复杂的问题[1],但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则拉开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从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毛泽东看出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经过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历时43天,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内地的关系、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十大关系的结晶是毛泽东将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正确对待别国经验得出来的。

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是一种最完美的抽象化状态,正如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尽管个人通常不打算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它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尽力达到了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正是由于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会无意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其效果比它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要大[2]。简言之,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人性是自私的,人们关心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其次,人也是理性的,他有技能视各种情况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在市场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无意间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后期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把它推行到极端,大力宣扬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

马克思则强调人的生成性,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的,而不是像古典经学认为的那样,人是处在信息完全对称,竞争完全自由,意思表达完全充分平等的理想社会中。在批判的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正如《资本论》第一卷:“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马克思的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但是商品不会自己去市场上去卖、去交换,因此这背后就必定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角色存在,即商品所有者。当然,这里的人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承担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人。同时,他又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关系在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一直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现实人”出发的视角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马克思的国家干预政策也是对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是“守夜人”这一论断的否定。

二、《论十大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宏观调控思想

《论十大关系》主要是针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里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带全局性的主要问题以及所阐述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初步探索。其中,毛泽东的宏观调控思想既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也是我国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反映。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调整产业结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受苏联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我国20世纪50年代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片面重视重工业,而轻视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吸取苏联的教训基础上认为要适当调整我国农、轻、重三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重要加重一点。”[4]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他认为:“一是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发展重工业。”[4]所以,重、轻、农业三者关系必须处理好,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

2.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思想。区域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也起重要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4]但是,发展内地工业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如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因此就需要沿海发达地区的支援,处理好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就成了关键。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4]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改变沿海和内地的不合理状况。

3.调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投资比例思想。为了防御外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国防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整个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带动国防建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

4.调控“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思想。宏观调控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三者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了国家、集体利益,把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间题看得高于一切。他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要关心群众生活,反对那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4]其中,更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正如“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同样的道理。同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毛泽东强调要找到三者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并以此来调动三者的积极性。

三、《论十大关系》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对毛泽东同志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改革的这些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刀光剑影。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建立,又不断地推翻,不断地被批斗,又不断地寻找突破,最终还是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当然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也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此论断的发出也令人们躁动一时,人们都在反复地询问与思考,市场起绝对性作用是否就说明政府要将经济完全地放开?哪部分放哪部分不放?如果政府仍然是一座围墙,那它现在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否又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完全否定之类的等等。

市场的力量与活力,全部来源于它的公平与竞争,而这也是中国在现阶段所急缺的,由中国政府所控股的国有企业近年来产生了大量的贪腐、效率低下、质量低下的问题,中国社会急需利用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更高的层面上。为此,中国政府将逐步放开能源、电信等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平台上去竞争。但是市场这只“隐形的手”却也带有不可控等缺点,也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例,以亚当·斯密“无形之手”概念为主流的经典经济学派盛行百年之久,却在19世纪面临严苛挑战,工业革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也让失业率急剧飙升。1929年更爆发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开始质疑“无形之手”对于经济的作用。此时,就在这一片质疑声中,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运作的理论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无形之手”失灵时,政府应该伸出“无形之手”来调整经济。此后的数十年凯恩斯学派在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政府干预经济更成为了二战后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所信奉的做法。这段历史也是我国现阶段所应借鉴的经验,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应该转变职能,由台前操控变为幕后支持,在涉及法律政策、公共设施、国防安全等服务范围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支撑,政府要打最底层的地基,使市场这一“上层建筑”不至于因为过度膨胀而坍塌。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并不是对《论十大关系的》彻底否定,而是发展与整合,转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目的都是使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正如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四、《论十大关系》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经济学思想中极其灿烂耀眼的光辉篇章,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加以研究,对解放后的我国经济来说更像是一面旗帜,在正确的方向中引领我们前进。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是从《论十大关系》中发展而来的,它对我国一直以来的经济建设,提供着两个方面的启示。

1.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切忌照搬照抄。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也曾这样提醒过:“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论十大关系》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紧密相联。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国计民生在各方面都不稳定的时候,毛泽东借鉴诸多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实际表明了多重经济关系,使得中国经济建设能在后面的数十年里,多层次、有重点的有序开展,逐渐弥补了抗战带来的创伤并逐渐向更高水平发展。毛泽东这一番讲话,在立足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做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不是万能的,别国的经验也并非都是可用的,我们不管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还是现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做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唯一不变的宗旨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自己的路。

2.政府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当也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条食物链,食物链中的各个环节为保证自己的自身利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使整条食物链保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但整个食物链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异常,便会造成整个食物链的波动,从而引发各种不可想象的灾难。为了避免出现异常,我国政府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起到组织与协调的作用,像一个导游一般,抑或是像一个服务志愿者一般,指挥引导着市场经济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在某个环节出现异常时及时做出回应与服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可以独立地在其内部进行资源配置。此时,我国政府应逐步释放市场的活力与力量,转变职能,由操控者转变为服务者,以便市场经济可以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理性人”假设是自由市场机制运行的逻辑基础,但是“中国模式”运行机制的基础是马克思的“社会经济人”理论,目的是在激发人的积极性,维护好社会或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机制的作用。纵使《论十大关系》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但是其中的经济思想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它仍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一面旗帜,指向未来。

[1] 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70.

[2] 乔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29.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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