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兵

摘 要： 明代贵州的移民主要有仕宦贬谪、民籍移民和军事移民三种原因，与之相应的移民诗主要有三种类型，仕宦、流寓和贬谪，他们借助诗歌表达为自己的排遣失落、思念故乡和自我调节之情，诗作表现出明显的贵州地域特色。

关键词： 贵州 明代 移民诗人 地域特色

移民入黔是明代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贵州的地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明朝进入贵州地区的移民诗人，有官宦，有贬谪，有流寓，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贵州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都是诗人的写作对象，诗人们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人生哲理，作为异质文化，融入贵州的本土文化，促进诗歌文化的发展。

一、明代入黔移民诗人的历史背景

（一）移民原因

对于明朝人口的流动种类，主要是仕宦贬谪、民籍移民和军事移民，其中民籍移民包括经商、流亡、逃荒的民众及商屯、民屯等。在明代贵州地区，入黔移民影响最大的、数量最多的是军事移民。当时的明朝政府为征服云南，在战略上将贵州作为重要的、便捷的行军之地，明太祖朱元璋为保证军事的胜利，建城设卫。将云南地区统一后，因其难守，积极推进卫所的设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稳固地区的统一，保证边疆的安全。明洪武时期，贵州境内设置了二十多个卫所[1]。明朝初期，卫所正军大部分来自中原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相对比较年轻，保守估算，明初的军事移民人口至少超过130万，而且因为各种原因，军户人口并不稳定，不断耗减。民籍移民是一般性的移民，民屯情况没有正史可考，存在争议，商屯与开中有密切的联系，当时的条件交通困难，贵州地区粮食和盐都比较缺乏，最好的方式是就地召集民众屯种，以生产的粮食换取盐引，早在明洪武十五年，明朝政府就在乌撒、普安、普定等卫纳米中盐。仕宦的贬谪、调度、流寓等都有一定的时限，到了时间可能返回故里，也可能调遣到其他地方。

（二）影响

明朝入黔移民改变了贵州地区的人口结构，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政治上，设立了许多驿站、卫所，建立了有中原风格的建筑，在贵州地区城镇开始兴起，众多汉民的入住和卫所驿站，有利于稳固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有利于改土归流的顺利推行。明成祖时期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开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加强对土司统治地区的控制。经济上，大多数移民来自农业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带来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等，开辟了大量的良田，促进了贵州地区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起，形成了许多集市，活跃了地区的贸易。文化上，在明朝移民前，贵州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文明程度不高，移民后改变了居民结构，文化发达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促进了贵州儒学教育的兴起[2]。明朝统治者用儒家思想巩固统治，重视教育，重视边疆地区管理者和民众的儒家训导，大部分到贵州任职的官员都是受到儒家教育的科舉出生的学子，不管是贵州本土的孙应鳖、李渭，还是贬谪到贵州的邹元标、王阳明，都促进了贵州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兴盛改变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二、明代入黔移民诗人的种类

（一）仕宦

明朝在贵州地区为官的有中央派遣的官吏，掌管地方的官吏，以及各州府县、卫所等机构的官吏，这些官吏大多数是从外地调到贵州地区，包括中央机构工部、刑部、户部、监察御史等设立的贵州司，中央临时委派的军事官员，地方的提刑按察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形成庞大的移民官吏群体[3]。在洪武年间到万历三十二年，有详细的记载，这期间进入贵州的各级官员有四百多人次，从明永乐十一年到万历三十五年，调入贵州的各类官员有九百多人次。这次官员中有正常的职位调遣，也有被贬谪的官员，从中可以看到仕宦诗人的大体情况。贵州地区明代入黔的移民诗人数量比较多，他们的诗歌不仅表现了自身的情感寄托，而且记录了贵州的地域风情，是诗人们调适心理的过程，并利用了诗歌的教化功能，宣扬了正面的爱国精神和古代的忠君思想。

（二）流寓

流寓诗人是因为躲避祸乱或者其他原因，进入贵州地区，有终身寓居，也有暂时寓居。暂时寓居的诗人也就是过境诗人，途中经过贵州地区，终身寓居的诗人长期生活并终老在贵州地区。《黔诗纪略》中有关于流寓诗人的记述，但舍弃了暂时寓居的诗人[4]。元末明初，社会不稳定，有一些诗人为躲避战祸，选择隐居在贵州地区，比如邹公敢，隐居真州长官司，并改名为公瑾，号知命翁、保全居士，直到终老。到了明朝中期，寓居贵州的诗人逐渐增多，比如徐宰六、徐穆贵、徐鹤年、萧亮等。有些诗人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回到故乡，不得不寓居贵州，比如本是云南的马德、四川的王珣等，王珣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著《稺泉集》。也有诗人是跟随家人，移居到贵州，比如杨彝、易楚诚、沈勖、汪溥等。

（三）贬谪

贵州在古代属于蛮夷之地，成为仕宦贬谪的集中地。在唐朝，黔中和岭南齐名，都为著名的迁贬地区，柳宗元曾贬谪播州，后来在刘禹锡等人的帮助下，又改迁到柳州。历史上，贬谪的文人有明显的特点，或者通过教育，对当地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5]，或者纵情山水，忘却烦忧。比如迁贬贵州的顾亮，在《黔诗纪略》中收录其三首诗，在明永乐初，顾亮因朝廷非议擅自离开任所被贬谪。王观富有文才，贬谪到贵州普定后，便开始开办私塾教学，许多青年才俊都出自他的门下。廖驹在宣德年间被贬，富有诗名。伍建于洪武年间被贬贵阳，著有《又木庵诗集》。陈迪于洪武年间被贬贵州，寄情于山水之间，所作诗歌在当时广为流传。另外，还有被贬谪的文人，如李文祥、王学孔、王守仁、刘天麒、王徽等，都在贵州地区留下诗作。

三、移民诗人的思想内涵

（一）自我调节

因为各种因素，导致诗人移民贵州地区，面对新环境，诗人们需要进行自我调节，适应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诗人们面对新的环境，产生负面情绪，正是人与环境冲突的表现，自我调节正是诗人对环境的适应表现[6]。如明朝官员周瑛，宣德五年出生，原福建人，曾历任广德知州，南京礼部郎中，抚州知府，镇远知府，四川右布政使，他以朱熹的政治思想来处理政务，为官多年以来，比较能够秉公办事，同时有丰富的著作，在任镇远知府时，曾借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来自嘲，有诗“水云浩荡未成醉，天地廖阔欲登仙。却笑柳州颇多事，鉧潭袁渴留残篇”，调节心情，显示出旷达的胸怀。但后来他又有诗歌“一点孤灯百感生，潇潇风雨满山城”表达了孤独的情绪。明朝官员祁顺，天顺四年的进士，为政期间政绩良好，曾被皇帝赐一品服出使朝鲜，后任江西左参政，三年后因事被牵连，贬谪到贵州地区，任职石阡府知府，并开始亲自讲学，开屯田，促进石阡府发展，曾作《宦适轩记》，表现了贬谪贵州后他的心理调适过程，从最开始的惶恐和自省，到后来悠然自得，纵情山水，享受贵州山水的乐趣。

（二）思念故土

移民诗人离开故土，进入贵州地区，常常带有无尽的乡愁，不同的诗人表达乡愁的方式不一样，但大部分诗人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沈勖原是江苏高邮人，明洪武时期，跟随父亲戍守普安，到达贵州，其诗句“居夷岁月徂，华发满头颅。患难存余喘，飘零因远图”，“此日营新宇，终日忆故都”等，表现了深切的思乡之情。顾亮模仿唐代的边塞诗，有诗《述怀》，“回首家何在，潸然泪满襟”，是诗人思念家乡的心理写照。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哲学家，是全能大儒，赫赫有名，正德年间，因为上书议政触怒当时擅权的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颇受打击，其诗句“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表达了身居贬谪之地的思乡之情。

（三）排遣失落

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入贵州地区，面对陌生的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都会有不适应，诗人们就会出现孤独失落的情感，这种情感蕴含在许多诗作中。阴子淑是四川内江人，明成化年间的进士，其诗句“孤馆萧条一驻骖，黄昏林野半含烟。肠因雨后曾回九，鸡过宵中唱已三”，表现了诗人孤独愁闷的情绪。王阳明在被贬谪贵州之初，曾作五首《去妇叹》，用弃妇比喻自己，表现被贬的失落和委屈。明代大臣彭韶，是天顺年间进士，在给祁顺的诗词中有“红尘紫陌无新梦，秋鹤春猿有别愁”，表达自己贬谪的苦闷。

总之，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周围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各种原因，明代诗人进入黔地，受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的影响，产生了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在诗作中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表达了诗人们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感情。

参考文献：

[1]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J].中国史研究，2005（1）：135-148.

[2]冉光芬，吴夏平.明代贵州汉族移民生态及其对家庭伦理变迁的影响——以詹氏家族墓志为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47-50.

[3]吴夏平.明代贵州移民诗人与地域诗风考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3）：36-43.

[4]何水英.论莫友芝《黔诗纪略》的编纂特色及价值[J].兰台世界，2015，460（2）：159-160.

[5]方宁.明代贵州书院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教育文化论坛，2013，5（5）：120-124.

[6]张勤.《黔诗纪略》中贵州诗人诗歌的整体考察[J].北方論丛，2008（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