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荣教授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即将付梓，嘱我为是书作序，面对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七十万言，历时十余春秋的宏篇巨制，我的欣喜之情和对学术之路的感慨，不由交并而生。

“大文学”的提法始自上世初问世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这部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虽内容丰赡、材料翔实、规模宏大，但却失之宽泛，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不清。以此之故，特别是随着其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东渐传播，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各种文学史中，“大文学”的提法也就鲜见于世。20世纪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大潮的推助下，文学理论界和文学史家也在自身领域中掀起了更新文学观和“重写文学史”的热潮，生力军自然是一批思想活跃、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如陈伯海、董作斌等人都属这个队列中的代表者，但是，关注与思考这场文学观与文学史观变革最为持久且作有力推动与践行的，还有两位不能不特别提到的人物，他们就是老一代学者张松如与杨公骥。张松如笔名公木，是著名学者、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解放军军歌词作者，上世纪50年代初，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杨公骥教授合作写成的《中国文学·先秦卷》，虽未以“大”标名，写法上却已是“大文学”的观照。因为公木在50年代文艺界的反右中，于中国文学讲习所所长任上被划右派，《中国文学·先秦卷》在出版时未得署名。此后，张、杨计划中《中国文学》多卷本的再续和大文学观的进一步探索和发挥，也因主客观条件所限，未能延伸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