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2017年12月9日，由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主题为“贯彻十九大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南开大学分会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来自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天津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张博颖研究员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下四点：第一，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问题，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第二，必须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第三，必须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新发展理念对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应在研究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第四，必须深入领会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重大判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刻领会这一判断，要把对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思考和研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之中。

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指出，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涉及到一个最主要的关系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关于不变的部分，就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当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都是必须长期坚持不变。十九大报告中涉及的变的部分就是，我国当前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即从过去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而，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之一就是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这里的社会结构是狭义的，指的是社会成员的结构。40年来，中国社会成员的结构变化还是很大的，基本不存在所谓的“阶层固化”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被一些学者和媒体人为地夸大了。1997年是我国劳动结构转变的一个临界点，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第一次少于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目前，中国实际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和人口已经降到了两亿人左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已经达到4亿人左右。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这个变化是巨大的，恰恰是这个变化成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

天津社联原党组书记、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李家祥的发言题目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新时代战略理论的创新”。他指出，十九大报告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题安排了经济建设的部署。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与实施的创新，其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新背景。这个新背景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第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成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新目标。这个新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坚持、一条主线、三大变革和两个着力。其中两个坚持是坚持质量第一和坚持效益优先，这是进入追求高质量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要求。一个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思路。三大变革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推力，可以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个着力是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支撑。第三，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新命题。《报告》中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署给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来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有些属于前瞻性的，有些属于可量化的标准性的，有些属于实施性的，需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认为，这次十九大报告是里程碑式的报告，作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判断和工作部署。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二，针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战略；第三，提出了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到本世纪中期能够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最终目标的进一步细化，明确了路线图。他认为，在整个报告过程当中与政治经济学有联系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时代需要理论创新，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去回应重大战略、重大需求和重大问题。二是贯彻发展新理念和构建现代经济体系，这更多是从国内改革层面提出了新的战略和政策举措。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是针对开放层面，如何推进全面开放，不仅仅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任务，也体现着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智慧与贡献，从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方案和借鉴，这就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出的世界性贡献。

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宗胜教授发言的主题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在经济发展中逐步缩小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十九大报告多次涉及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很伟大，也很激动人心，但问题是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这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实现富裕，陈教授认为实现富裕的首要途径还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条主线，发展才是硬道理。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按人均水平衡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左右，而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是 4万至 5万美元。今天所说的发展不是旧的发展模式，而是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科学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其次是如何实现“共同”，按照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使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地迈向共同富裕并共同进入富裕社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按照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经济发展起来了，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其中包括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的警戒线。同时，我国在一些边远地区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在适度缩小收入差距前提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沿着共同富裕之路，到 2020建成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到 2035年使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史瑞杰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价值观及方法论意义”。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与马克思公平正义理论的主体基础和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按照马克思公平正义理论，这个标准就是看特定社会制度下受益群体是指向少数人、多数人还是每个人。因此，“一个都不能少”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公平正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一个都不能少”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想，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并体现在多个方面：要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要实现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的有机统一；要处理好创新机制和具体操作的关系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景维民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的关系”：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一是改革的运动进入新时代；二是中国改革的内容和范围进入了新时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三是改革的成就使得中国不得不进入新时代，中国通过 40年的改革，社会经济条件有了质的变化，这个也是改革的物质条件；四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必须进入新时代。第二，新时代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发展。这一点从十九大报告中可以发现，从长期来看，面临的主要任务、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国梦，短期来看具体为三步走，实际上都是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实现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健康、持续的增长。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很清楚，增长是数量概念，发展既是数量概念又是质量概念，增长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经济发展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二者是相互统一的，但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全面发展。当然，我们这里所需要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健康的增长。第四，保持经济高质量、健康的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举措。十九大报告对此提了很多，如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开放新格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周云波教授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这与我国到2050年建设成现代化强国是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很多方面，而经济是最重要的支撑。所谓现代经济体系是三为一体。首先，从经济结构上讲，现代经济体系应该是由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构成的；其次，现代经济体系要以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再次，现代经济体系要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作为协调经济运行的核心制度。之所以提出要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因为当代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按照国际发展的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达到 3000—5000美元附近时，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已经困了四十多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失败，即没有从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当代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现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因此，我们需要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以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要以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最后，就是增加人民的福祉，以改善老百姓生活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落脚点。

天津社联秘书长张再生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学习十九大精神，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才支撑”。十九大报告对人才工作从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明确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虽然报告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但从现实的状况看，特别是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现状看，人才总量相对偏少，人才结构不合理，创新型人才短缺问题突出，人才竞争力特别是国际人才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等。因此，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和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强化人才工作在各级党政机关绩效考评中的比重，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培育和成长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主线”。他指出，十九大报告是中央在改革实践、理论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基础上通过高度凝炼总结推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新矛盾的精准阐释，逻辑体系严谨完整。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再到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中的精准扶贫等等，十九大报告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丁为民教授认为，十九大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我国 40年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变化作出的重大正确判断，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矛盾变化的正确反映，是贯彻正确发展观和正确认识论的结果。中国40年的发展历程是主要矛盾逐渐变化以及不断解决的过程，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为新判断提供了方针政策方面的铺垫。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这意味中央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国家主要矛盾在发生变化。关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不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说明了我们党对我国生产力状况的认识与对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了。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张玉庆教授结合天津的开发谈了对十九大报告的理解。他指出，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这为天津的开发开放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第一，这为天津提供了对内开放的新机遇。天津主要的辐射对象一直就是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本身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第二，提供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最核心资源就是港口，而天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为我国西北部搭建出海口。第三，为发挥天津的产业优势和形成优势外溢创造了条件。中央给天津的最新定位是一基地三区，一基地就是研发基地，研发完了可以向三北地区辐射，形成优势外溢。第四，为天津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让海洋经济成为天津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五，为天津发挥物流枢纽优势和打造北方物流中心创造了条件。第六，为天津借助自贸区打造海上新城提供了机遇。

南开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孙寿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为题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当中，我们应该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不能不愿意或避而不谈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暂时性的社会制度。我们应该推动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问题的研究。目前，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最起码应该把阶段论和危机论及崩溃论结合起来，另外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去理解，重新强调和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马国旺教授中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十九大报告的哲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矛盾论》为我们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提供坚实的经济哲学基础。“新论断”不仅继承了《矛盾论》的经典思想，而且突出了主要矛盾的时代性和复杂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来解决矛盾的价值取向。“新论断”是对矛盾论的创新性应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抓住了解决社会经济主要矛盾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