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忠

一、引 言

在成熟的市场机制下，CFO是仅次于CEO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企业中的财务权威，在公司变革、公司战略和风险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2001年12月美国安然公司破产后，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扭转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信心，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该法案直接明确要求公司CFO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从侧面将CFO与其他高管的责任、权力、重要性区分开来。如今市场经济环境的复杂化，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空前严峻，CFO的职能范围早已突破原来的“管家”职能。由于其所拥有的财务专业能力，作为公司财务信息的生产者与对外信息的披露者，拥有独特信息优势的CFO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在公司战略决策及风险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近几年，国内外有关CFO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上市公司需要怎样的CFO，具有个人特征异质性的CFO带给公司何种影响，在CFO作为财务最高管理者之外如何更有效地将其纳入公司治理层中以发挥其更大的作用等方面。据此本文主要从CFO个人特征对企业管理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方面梳理了现有相关文献，总结现有研究成果，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指引。

二、CFO个人特征相关文献回顾

Hambrick和Mason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特质或者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会影响其战略选择，最终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对于高管团队而言，其心理结构难以衡量，但是性别、年龄、任期、财务专长、薪酬与持股、兼任董事等个人背景特征方面是可以客观度量的，这些个人特征会影响作为重要高管成员的CFO自身的经验、知识与技能，左右其行为决策并且最终对公司管理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上述六个方面对CFO的个人特征进行文献回顾。

1.性别

由男女性别差异产生的管理行为决策上的差异一直是管理学热议的话题，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男女性别差异而造成不同性别的管理者对公司治理产生的效用不同。Peni和Vhamaa（2010）通过研究得出，由于女性更偏好风险规避的特性，女性CFO倾向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Huang和Kisgen（2012）通过对比男性与女性高管在公司并购和债务发行两项行为上的差异，得出男性高管比女性高管表现出更多的过度自信，并在研究中发现，由于存在性别歧视，最终能被聘任的女性CFO质量更好，且发现女性CFO与股东利益一致性程度更高，更能提高股东价值。Francis et al.（2014）研究发现女性CFO相比男性而言会提高财务会计报告的稳健性。尤其当公司CFO由男性变为女性时，女性CFO对会计报告稳健性提高的作用更显著。我国学者李小荣（2013）研究发现，女性CFO与公司现金持有量及现金持有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周泽将等（2016）跳出女性高管影响盈余管理与财务稳健性等维度，将视角集中于性质更为恶劣的财务舞弊后发现，女性财务高管的人数与财务舞弊的发生及舞弊的程度显著负相关，且在外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女性CFO更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不同结论，并不是女性CFO都一定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某些方面，女性CFO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是负面影响。如我国学者李小荣和刘行（2012）研究发现由于CEO权力较大，很多CFO不得不服从CEO的指令，女性CFO无法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董盈厚和盖地（2017）研究发现女性CFO的管理防御动机比男性CFO高。

2.年龄

通常年龄是一个人经历是否丰富并且成熟与否的直观体现。管理学中也将年龄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年龄的大小通常与管理者自身的风险倾向与行为选择有重要关系。年龄大的管理者人脉资源丰富，社会关系网络广泛，这种特质也有助于帮助公司获得宝贵的资源与信息。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年龄越大可能会造成观念的陈旧与保守，其职位流动性意愿降低，职位转化成本增高。Prendergast（1996）通过研究人们做出一些反映自己学习能力决策时的行为表现发现，相比年长高管，年轻高管在决策时容易夸大自己所知道的信息，表现出过度自信，决策的风险更大。Forte（2004）认为随着管理者年龄的增长，追求个人声誉、社会尊重等需求会超过物质需求，因此会降低恶意操纵的可能性。我国学者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研究发现高管年龄越大，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何凡等（2015）、李晓玲等（2015）也都认为年龄的增长会使CFO更多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但王素玲等（2016）研究了CFO年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无相关性。所以可以看到，CFO年龄所发挥的作用是复杂的，已有研究结论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3.任期

随着任期的增加，管理者在岗位上积累的经验会越丰富，对公司情况更为了解，更容易发现存在的问题，也能更深入接触企业外部关系网络，管理能力也会进一步提升。Bantel（1992）发现管理层任期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Aier和Gunlock（2005）发现经验丰富的CFO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低。我国学者王进朝等（2010）从CFO继任者角度发现变更后的CFO一般更为年轻且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业绩，且发现任期越长越有助于业绩的提高。姜付秀等（2013）将CEO与CFO任职期限是否相同作为二者任期交错的代理变量，发现任期交错时间越长越能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刘永丽（2015）通过将任期、年龄、学历等十个指标组合，用来衡量财务总监权力的大小，发现财务总监权力对会计稳健性有正面影响。董盈厚和盖地（2017）研究发现CFO任期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显著正相关，说明任期的增长使得CFO地位稳固，考虑问题更加长远。

4.财务专长

财务专长即CFO的专业胜任能力。个人能力的大小虽然很难度量，但是可以通过教育背景、职称、资质、是否具有事务所从业经验、社会兼职情况等来表现。Aier和Gunlock（2005）研究表明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财务专业能力与公司财务重述发生概率显著负相关，说明财务负责人的财务专业能力高能够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Geiger et al.（2006）通过研究发现，更换为能力较高的财务负责人之后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可操作应计的水平。Li和Zhang（2010）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也与CFO财务专业能力紧密相关，专业能力强能对内部控制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但一个专业能力差的财务负责人会增大内部控制差错与舞弊发生的概率。我国学者王霞等（2011）以是否是CPA来衡量CFO的财务专长，发现具备CPA资格的CFO能够有效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概率与频率。何凡等（2015）研究发现CFO财务专业能力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如果CFO财务专业能力较强，CEO权力很难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李晓玲等（2015）研究发现CFO学历与专业能力越高，越能降低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发生的可能性。王素玲等（2016）发现CFO学历和职称越高且有社会兼职，那么所在的公司价值会越高。

5.薪酬与持股

薪酬与股权激励是缓解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的重要手段。Fuller和Jensen（2002）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越能激起CFO的盈余管理倾向。Jiang（2010）发现萨班斯法案出台之后，股权激励使得CFO比CEO有更大的动力进行盈余管理。李晓玲和刘中燕（2016）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持股的CFO会通过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比在非国企中明显。上述文献基本认为股权激励存在负面影响，但是韩忠雪和康永力（2015）却发现对财务总监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但是薪酬和控制权激励却产生了负面影响。毛洪涛和沈鹏（2009）研究发现，CFO薪酬与公司盈余之间有正向关系，但是我国上司公司目前薪酬激励契约尚存在漏洞，对于扭亏的公司，薪酬契约对非经常性损益设置了不合理的较高权重，从而错误地鼓励了CFO的盈余管理行为。

6.CFO兼任董事

董事会是除股东大会之外最重要的公司治理机构。董事会具有监督咨询与管理决策两大职能，管理层要受到董事会的监督与管理。 Jensen和Murphy曾在1990年就描绘过CFO在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CFO处于总裁之下，并与副总裁位于同一层级。因此董事身份也能体现CFO在公司的地位与声誉，拥有更多话语权，如果CFO能进入董事会，其对外沟通交流的机会和场合也会增多，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也更大。

Hoitash et al.（2009）发现CFO的董事地位能够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产生影响。Bedard et al.（2014）同时综合考虑了CFO进入董事会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研究发现CFO兼任董事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应计质量以及财务重述可能性的降低都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该研究发现CFO兼任董事的公司对重大缺陷披露的可能性降低4.28个百分点。这些结果说明CFO进入董事会之后与股东利益趋同性加强。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这些进入董事会的CFO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只要不是CFO的直接责任，CFO在公司业绩下滑时候面临解雇的可能性也大大缩小。这说明CFO进入董事会之后加强了自身的管理层防御。我国学者陈佳和查道林（2012）研究发现，CFO兼任董事长与CFO报告期薪酬总额显著正相关，说明CFO兼任董事长的公司控制强度较弱，存在高管自定薪酬的现象，导致报酬水平偏高。向锐（2015）研究发现，CFO兼任董事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情况有所缓解。孙光国和郭睿（2015）研究发现，CFO 兼任内部董事有助于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CFO进入董事会所产生的治理效应能有效牵制CEO权力。谭文浩（2016）研究发现，CFO兼任董事能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规模产生影响，在国有企业的效果弱于民营企业。袁建国等（2017）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CFO进入董事会后对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降低了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且这种作用在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明显。董盈厚和盖地（2017）研究发现CFO兼任董事后会对减值准备计提一个很小的比例，他们认为CFO进入董事会有其不利方面，可能会损害CFO监督职能的发挥，建议慎重考虑CFO是否进入董事会。

三、文献述评

本文通过对CFO个人特征对企业管理及公司治理产生何种影响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CFO个人特征能显著地作用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乃至公司治理，但是上述研究可能由于样本选择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CFO个人特征对公司管理等方面产生影响的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关于CFO个人特征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对盈余管理、财务报告质量、会计稳健性、投资效率、现金持有质量等企业财务管理以及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发挥等公司治理两大方面，研究结果也表明上述特征产生的影响不是绝对的，由于外部市场环境不同及公司内部治理基础的不同，性别、年龄、任期、薪酬与持股情况以及兼任董事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双向的。目前有些研究片面鼓励CFO兼任董事，本文认为CFO进入董事会也是一把双刃剑。总体来说，CFO兼任董事能够发挥其财务执行力，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及内部控制质量并能提高投资效率，提高董事会监督水平进而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CFO作为公司高管，进入董事会也会出现一些管理层防御的利己行为，损害股东利益。未来可以将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考虑对于具有不同个人性别特征、年龄特征及任期长短不同的CFO赋予不同的董事会权利，研究更为具体的组合方式，为公司经营管理及战略决策服务。

CFO是一个周旋在金融市场等外部监督以及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战略决策及价值管理的关键地位的角色，我国CFO制度建设尚处于完善之中，虽然大部分企业已经认识到CFO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仍有一些企业对CFO在管理层和董事会中地位的认识片面。随着我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而残酷，通过财务数据发现市场商机，及时洞察公司运营管理问题才能使公司应对市场冲击与考验。因此加快完善CFO制度，规范公司机构设置，建立有效的制衡，充分发挥CFO在公司战略制定与运营管理系统及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Aier, J.K, Gunlock, M.T, The Financial Expertise of CFOs and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J].Accounting Horizons, 2005(3):123-135

2.Bedard J.C, Hoitash R., Hoitash U.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as Inside Director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3) : 787-817

3.Hoitash, U., R. Hoitash, J. C. Bedar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A comparison of regulatory regimes.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3):839–67

4.董盈厚，盖地. CFO背景特征与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来自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华东经济管理.2017(2)

5.何凡，张欣哲，郑珺. CEO权力、CFO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5)

6.毛洪涛，沈鹏.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9 (5)

7.孙光国，郭睿.CFO内部董事有助于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吗?.会计研究.2015(11)

8.向锐.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董事会视角的分析.会计研究.2015(07)

9.袁建国，范文林，程晨，肖华芳.CFO兼任董事能促进公司提高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评论.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