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永亨，秦夏冰，叶存军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541004）

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西部山区是我国贫困人口主要聚焦区。因此，推动西部山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对我国消除贫困，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分工、专业化生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对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分析。他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生产中的分工与专业化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一国财富的多少、国与国之间贫富的差异取决于其分工与专业化水平[1]。因此，更好地把握我国山区经济发展的态势，探讨专业化生产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机理，以及政府如何通过提高专业化程度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降低贫困水平，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产生的根源

分工与专业化是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术语，其在多个学科中使用，例如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在经济学领域，分工是指将处于生产环节中的各个个体，分配于不同的生产节点，长时间不发生变动，专业化生产某类事情，这样从社会角度就形成了分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分工主要从社会领域来说，而专业化主要针对个人。就目前而言，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工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分工产生比较利益；二是分工产生规模经济；三是分工产生专业化经济效益。人类社会曾经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为主，现在基本以商业经济为主。商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成社会分工，并以交换为目的。从比较利益来说，生产同种商品，某一领域的专业工作者相对于外行，其生产效率肯定是后者的很多倍。规模经济的提出是基于厂商而言的，在一定范围内，厂商经营规模的扩大会降低生产成本，以此来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生产利润。如果一个厂商其经营规模很小，但是其可以专门经营生产环节中的一个节点，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方式，也可以从中获得由专业化带来的分工效益。

分工和专业化是有内在联系的，属于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斯蒂格勒（Stigler）认为，企业是有很多生产职能的，企业分工、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将其中涉及的各个职能不断明细化，并从中单独分割出来，由不同的企业承担这些分离之后生产职能的过程[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分工其实质就是肢解、细化原来的生产职能，并将其分配给更多的生产者以及生产组织；专业化的实质是生产环节中的个体或是单个的组织尽量减少其承担的生产职能，集中与其中单独的生产节点上。随着专业化、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环节中的单独劳动力越来越细化，其职能也越来越精确。

二、专业化生产的内生演进机制

只要农户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就可以通过生产优势产品或是提供优势服务，从而取得分工经济，至于其分工经济的大小则由生产力水平与交易效率水平共同决定。交易效率和生产力水平越高，专业化水平就越高，分工经济效果就越明显。需要强调的是，专业化生产并不仅仅是在静态意义层面的分工经济，而且也指动态意义层面上的分工经济。动态层面上的分工经济是指通过初级的分工，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初级分工可以随着循环积累、自我强化以及向外学习等方式，在长期刻画出经济增长的趋势，这也为农户收入增加提供保障。分工的自我强化功能特征集中体现在杨格定理，杨格提到：“斯密定理”（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虽然强调了市场规模对分工演进的积极作用，但这只说明了真实经济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没有回答“市场规模又取决于什么这个问题”。事实上，市场规模也受分工水平的影响，因此“斯密定理”可以修正为“杨格定理”，即“分工水平取决于分工水平”[3]。“杨格定理”隐含了分工演进的动态经济效应，其内在机制是，分工演进会产生两种带动效应：其一，微观主体为了在市场竞争机制中增强核心竞争力来满足市场需求，有不断深化分工、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倾向，例如机械工业内不断分化出冶金机械、石油机械、航空机械等。其二，随着部分微观主体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使得它对其他微观主体、经济组织、经济部门的依赖程度提升以及依赖范围扩大，这就催生其他行业、产业进一步分工。例如，随着社会分工的进行，交通、物流、通讯、金融、保险的行业不断出现并发展。以上两种效应，前者是内部分工或是分工的内向发展，后者是社会分工或是分工的外向发展。这两个层面的分工是同时进行的，是无法分离的，它们都能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展，进而促进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深化。

专业化生产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循环的良性发展路径，这就使得报酬递增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成为可能。新古典经济学曾假设要素报酬递减，但是专业化生产中存在的报酬动态递增为经济增长提供微观基础。

三、专业化生产对农户反贫困作用的内在机理

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推进必然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形成的分工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也成为必然，因此专业化生产可以成为农户反贫困的源泉，其作用机理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熟练程度。专业化生产使得农户将精力集中于某一项或某几项生产工序上，经过经验的日积月累，劳动者自然对从事领域需要技能的熟练程度得到更快地提升。正如斯密所说：“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身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提高自己的熟练程度。”即：“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生产者劳动熟练程度的提升必然伴随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个农户生产单个产品所要花费的时间会缩短。在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其收入必定有所增加。

2.简化工作和节约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专业化生产可以简化工人们的工作。如果农户从事多样化的生产，其就不可避免经常转换工序，这就需要农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接受培训，不断学习新技能。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或从一种操作转向另一种操作，人们往往会：（1）闲逛或休息一会儿；（2）做上一种工作的结束工作，做下一种工作的准备工作；（3）不能很快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工作上来；（4）打断已有的工作节拍。所以，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了这种工作或操作的变化，也就等于节约了生产的人力资源。如果农户能够专业于某项工作，这就省去了其培训、学习新技能的时间，其在此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精力也会节省下来。

3.促进技术进步。专业化使农户将注意力集中在更狭窄的领域，因而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专业化促使生产工具的专业化和简化，为技术变革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生产者的操作趋向简单和单调重复，又为机器替代人工提供了条件，因为人们最初的技术能力只能创造出简单的机器，但“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因此，“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再者，专业化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分工“像产业中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4]科学的发展将促进农户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为创造出复杂机器提供了可能。如生产流水线的出现，将不同的工作（操作）位置和不同的机器通过自动传送装置联结起来，使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化。

4.发挥比较优势，形成集聚效应。由于劳动者个人资质、兴趣爱好以及后天接受教育、训练的不同，他们从事工作会表现出不同的生产效率，因此也就存在了劳动的比较优势。依据劳动者不同的工作优势进行劳动分工，这会大大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分工与专业化的形成取决于一个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如果这种比较优势越明显、越突出，那么分工就越彻底、越细致。对于农户来说，这种比较优势要从人力资本、区位条件、市场需求以及资源禀赋来综合评定。综合分析各种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布局，能够有效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以特色产业为中心，形成产业聚集。

5.优化经济组织。专业化的持续发展，对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杨格认为，分工将牵扯到整个经济组织，专业化程度与经济组织层次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在没有商品交易的生产中，也就不存在分工，其生产方式为完全的自给自足，此时不需要经济组织的存在；在自然分工阶段，家庭作为此种分工水平下的经济组织出现，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相对应的组织能够与习惯、风俗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协调分工；在社会分工阶段，对组织分化的协调程度要求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的一种形式，其不仅需要习惯、风俗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之相协调发展，更需要法则、法律以及宪法等正式制度与之相协调发展。因此，分工和产业化的持续分工将促进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即优化经济组织。

6.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专业化生产的逐步深化，交易的频率会逐步增加，这也进一步使得交易的分层结构应运而生。在专业化生产初期，交易的分层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在底层是若干专业的生产者，在顶层是若干中间商。中间商的数量、层数在专业化生产持续演进进程中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发展要求更高效率的交易，更多专业的中间商在交易活动涉及对象的间距最短、交易活动进行最方便的地方聚集，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小集市。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可能，集市也就成了城镇的雏形。城镇自然成为各种资源交易的中心，大大缩减各种交易成本，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依托交易中心，能够有效控制生产规模，使得每种工序的生产规模达到最优。专业化经济程度和城镇化的提高能使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活动中的专业化水平、专业中间商的人数份额和收入份额以及人际真实收入同时提高。

四、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分工与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经济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滞后，山区农户之所以贫困，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交通不便、资本形成不足、思想观念落后等等因素造成的。但归根结底在于该地区的分工演进缓慢，农户参与社会分工程度低，生产接近于自给自足状态，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的。如果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专业化水平得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亦可能得到快速的发展，脱贫目标也能早日实现。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5．

[2]Stigler.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Journal of The Economic Journal，1951，(38):527-542.

[3]Yang X，and Borland J.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60-482.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