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瑜超，冯保艺

(1.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环境的动态性加剧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战略决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1]。对战略性决策问题的任何“拖延或方向性错误”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而高管的战略决策过程必须兼备快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才能帮助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2]。正如Zahra和Souitaris所说，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作为反映战略决策过程中的两个核心维度，二者缺一不可[3-4]。已有大量学者对这两个战略决策过程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目前的文献，可将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环境特征[1]、组织特征[5]、决策者特征[6]、决策过程特征[7]和决策本身特征[8]五个方面。很显然，作为五个特征因素之一，决策者特征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他们探讨了高管的任期、受教育程度、年龄、认知能力、认知多样性、认知风格、多元时间观等与战略决策全面性和速度之间的影响关系[4]。令人遗憾的是，作为高管最重要的社会性特征——社会资本，它对于战略决策过程的两个核心要素战略决策全面性和战略决策速度的影响却受到了较少的关注。

Rodrigues和Hickson的研究指出，决策成功是资源和信息共同作用的结果[9]，高管作为连接企业内外部的“桥梁”，他们利用自身所处的网络位置承担着企业与外界信息、知识和资源交换的任务，比如向企业内输入战略资源以及一些关于产品、市场机会的高质量信息[10-11]等，其社会资本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12]。那么社会资本是通过什么影响到战略决策的呢？注意力基础观认为，公司的能力和资源调节管理者的关注方向和对于外部事件的解释[13]。尤其是，公司的资源和能力被认为能够聚集管理者的注意力于一个外源刺激的不同方向。Barreto等认为，同一个公司内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一定的，但是对于不同的管理者而言，其主观感受会存在很大的差异[14]。虽然高管的社会资本能够给企业带来信息和资源，但是客观的来讲，信息不是稀缺资源，处理信息的能力才是稀缺资源，决策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15]。信息和资源需要经过高管的关注、编码、解释、聚焦才能真正促进决策，一旦高管的这种决策认知能力不够，即使再多的信息和资源也会因为高管的消极决策行为而导致决策失败。因此，注意力无疑是社会资本到战略决策的纽带，关系战略决策的成败。然而，以往研究从两个方面关注了注意力的作用，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团队注意直接会对团队绩效[16]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注意力起着中介作用，在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市场进入模式[17]、企业多元化战略[18]之间的产生影响。虽然注意力的中介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以往研究中较少地涉及高管注意力在高管社会性特征与战略决策之间的作用研究，即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间一直存在的“黑箱”尚未揭开。

以往理论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为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而产生更强大的动力参与合作，合作成为企业获取新能力和新资源的最有效途径[19]。企业与其它组织的合作必然导致管理社会资本增加，同时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将有利于企业管理团队决策认知的增强，进而促进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的提升。显然，行业竞争程度很可能是社会资本影响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的边界条件，但是未见有研究来澄清这一问题。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我们检验了高管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的影响，因为关于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其对战略决策过程特征变量之间的影响，未见有过实证的证据。第二，我们检验了高管社会资本对注意力的影响。对于企业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注意力这一问题，我们也缺乏足够的了解。第三，我们分析了注意力对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的影响。在面对外部冲击条件下，企业的注意力为战略决策做好信息准备，它有助于高管快速搜集和处理各类复杂信息，这将直接影响高管在战略决策中的决策效率，这是一个提高战略决策质量的过程。第四，我们检验了行业竞争程度对注意力在管理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中介作用的调节影响。行业竞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对如何激发和充分利用高管的社会资本，许多文献都曾专门强调过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在阐述概念模型、理论和假设时，强调高管的社会资本对注意力的影响，以及行业竞争程度与这一中介机制的关联。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一)关于战略决策过程特征的研究

战略管理研究通常被分为两类：战略内容研究和战略过程研究[20]。战略内容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一些基本战略事项，包括产品/市场选择、多元化战略、资产组合管理、战略联盟、战略定位、资源基础观、核心竞争力。然而，相对于战略内容研究，在过去20年中战略过程研究则引起了较少的关注[21]。然而，“内容”研究与“过程”研究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而非替代的关系，战略决策内容的研究会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研究，反之亦然。

战略决策过程具有很多特征，比如说理性的、全面的、政治的，或者说战略决策过程是指一系列有序的活动[22]，它包括信息收集、提出备选方案、选择最佳方案[5]等。Schwenk认为战略过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战略决策过程以及影响该过程的因素[23]。相关学者探讨了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特征的前因变量，例如环境的不稳定性、企业自身的集权程度、高管团队的认知特点、决策本身是否紧急等等，以及战略决策过程特征对决策本身的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特征对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影响等[24]。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决策过程研究中，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是学者们所重点关注的，包括战略决策的综合性、理性程度、全面性、决策速度等，而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作为决策过程中的核心特征变量[4]，无疑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通过文献研究我们发现，第一类研究探讨对战略决策过程特征变量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Wally的研究了CEO的认知全面性、认知能力、利用直觉、风险容忍度、活力、组织集权化、组织正式化对战略决策速度的影响[5]。第二类研究探讨战略决策过程特征变量作用于其它变量的边界条件，例如Forbes则研究了环境信息数量和确定性对战略决策全面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关系的影响[25]。第三类研究探讨战略决策过程特征变量的前因后果，例如Souitaris和Maestro研究了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在高管团队的多元时间观与新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4]。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理解和反思，我们开展了第一类研究，探讨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发生机制和边界条件。

(二)高管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的关系

Eisenhardt[2],Judge和Miller[26]等都将战略决策速度界定为一个战略决策的持续时间，即一个战略决策的首次提及到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所持续的时间。作为衡量战略决策质量的重要变量，战略决策速度必然会受到高管的社会资本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资本是高管与利益相关者在社会网络中所构建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12]，而高管本身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其决策行为必然会受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10,27]。

众所周知，战略决策过程所涉及的大多数活动都会使用相关信息和资源，信息和资源收集活动很多时候贯穿于决策过程的始终，尤其某些关键和必需的战略性环境信息和战略资源必须得到确认，这类信息和资源通常涉及到决策的前提和方向，它们决定着整个战略决策的成败。当决策所必需的战略性信息和资源欠缺时，高管会尽力去收集其所欠缺的信息和资源，而高管的社会资本促使他们更快地弥补战略性信息和资源的缺口[11]。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从政治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经济，如果高管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政府官员就会通过自身的权力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财务资源、给企业提供关于国家项目的消息、提供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消息以使企业更好地运用新的制度作出决策[11]。从商业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高管与重要顾客、供应商之间的良好关系会促进知识的创新、获取和利用[28-29]；例如：高管与竞争对手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对如何降低运营成本的信息交流[11]、资源的分享[30]。因此，不论是高管的政治社会资本还是商业社会资本都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知识，而这些信息、资源、知识都可以使企业减少识别问题和机会的时间[31]，大大加快了战略决策过程。此外，高管社会交往活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和任职的过程，是一个积累战略性环境信息或知识的过程，这直接增加了高管认知结构中信息、知识与环境信息、知识的重叠程度。认知主体和客体间知识或信息重叠程度越高，认知速度就会越快。而战略决策过程经常会伴随一系列认知、分析、判断、推理和选择活动，高管对环境认知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加速这一过程，战略决策速度也必然会加快。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高管社会资本会正向影响企业战略决策速度

(三)高管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关系

在早期的研究中，战略决策的全面性被定义为一个组织努力详尽和包容性地 做出和集成一个决策的程度[32]。它是战略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变量，一个企业从外部环境中收集更多的信息或者更详尽地分析所获得的信息，才被认为更具有全面性[4,25]。在以往关于战略决策全面性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关系会极大地影响高管的行为[10,33]，自然会影响到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

高管具有的社会资本越高，高管对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方面的现状和趋势认识越全面、准确，掌握的相关信息和知识越丰富、准确，能够从中动员和获取的战略性资源越多[10]。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可以给企业带来财务和战略资源，关于产品、市场、技术机会的高质量的信息[11]；创造知识、可获取和利用的商业机会[28,34]。这些信息、知识和资源对企业的战略决策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决策者的认知局限性和有限理性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将每一个相关的问题所有的环境因素和变异的影响因素，放入到一个综合的框架下进行考虑[35]，导致了不全面的决策。然而，高管的社会交往活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因此高管社会资本的增加会促进其认知结构中存储的相关环境信息或知识的数量、质量、多样性增加，显著降低了高管的认知局限性和有限理性。同时，当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知识时，高管在制定战略决策中就会全面分析这些信息、知识、资源，产生更多的备选方案，这样便可以增强战略决策的全面性。同时，高管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家理性选择的结果，社会资本越高的企业家越有可能获取更好的信息、建议、情感支持，有助于高管完善决策认知体系和建立决策信心，促进高管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更好的判断、确认或修改，用更全面的思维作出抉择。

此外，高管通常对相关战略性信息比较敏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的信息、知识和资源一般是被高管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在其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高管会选择性注意那些重要和关键的内外环境信息，这样社会资本就有可能促进高管更早发现并识别外部机会或威胁，或者更早发现并识别内部存在或出现的战略性问题，有利于高管将环境中各种可能的威胁纳入到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中来考虑，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发起战略决策活动。综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高管社会资本会正向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全面性

(四)注意力的中介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组织需要依靠团队内部过程，特别是团队内部的信息处理能力，还要依靠团队外部资源、信息、情感支持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团队学习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从而来实现团队战略决策能力的提升[16]。团队过程是指团队成员通过采取与团队目标相关的语言或行动上的活动，将资源和信息等投入转化为团队产出的过程。团队过程包括输入—过程—输出，输入是指团队任务阶段之前的条件，例如团队与任务特征等；过程指团队成员通过对资源、信息等进行处理和转化，将输入的要素转变成团队结果的过程，主要团队获取并利用外部资源、内部信息处理过程等。输出是团队活动的结果或副产品，主要包括团队决策绩效等[16]。这就是说，团队成员基于自身团队与任务特征对资源、信息等进行处理和转化，这直接决定高管团队的认知，随后的战略决策也正是基于这一认知而做出。因此，高管团队认知是解释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决策影响内部机理的中介变量[36-37]。由于高管团队的注意力是高管团队认知的一个重要反映[38]，因此，我们认为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与全面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资源依赖观认为，组织生存建立在一个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组织仅仅依靠自身资源和信息已经很难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39]。正如前文所述，企业高管的管理社会资本是企业与外界组织互动的重要体现，拥有越多的管理社会资本就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信息和资源[11]。尽管外部环境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决策过程本身是一个对所面临的情景进行信息过滤的过程[17]。那么管理社会资本为企业带来的可用信息资源越多，高管可以用来决策的信息资源越丰富，就能更快抓住决策的焦点，进行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 因此，企业管理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企业注意力提升。

Simon认为，对于决策者而言，信息不是稀缺资源，处理信息的能力才是稀缺资源，决策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15]。研究表明，注意力配置包括对刺激因素的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一系列过程，即决策者先根据决策目的选择性地关注和筛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根据决策者的认知框架解释所筛选的信息，并赋予它们意义，最后决策者在被赋予意义的信息的直接影响下进行决策行为。可以认为，注意力配置决定着决策信息的关注和选择、资源的获取、战略行为的方向，注意力配置成为了决策行为和决策后续的重要组成部分[40]。因此，注意力作为一种决策认知能力，它直接影响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4：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五)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在目前的经济体制和发展形势下，强大的竞争压力会降低企业获得稀缺资源的可能性，企业为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会产生更强大的动力参与合作，合作成为企业获取新能力和新资源的最有效途径，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才能共同对抗竞争[19]。在高行业竞争程度下，企业为获得稀缺的生存资源，主动加强自身与政府、与企业的联系，这将有助于企业管理社会资本的快速增加。而社会资本从资源、信息等方面促进了组织关注、编码、解释、聚焦，这就使得企业的战略信息分析能力不断提升，从而推动战略决策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具体来讲，通过社会网络的广泛与深入的连接，企业可以得到广泛、及时、相关且高质量的信息资源。同时，企业与所处社会网络中其他主体的频繁联系，不仅促进了知识与信息的广泛交流、为企业带来了学习与获取新知识的机会[41]，而且给企业提供了调用社会网络中其他主体资源的便利[42]。因此，企业与政府、供应商及顾客良好关系的建立，促进了企业与这些主体的互动与交流，并及时为企业带来了丰富、独特甚至是关键性的战略信息和资源，例如地方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大政策调整变化、顾客需求的改变、行业内技术发展长期趋势等等，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先动优势，极大地推动了企业内部消化、吸收以及充分利用这些信息与知识来增强企业注意力的过程[43]。尤其在中国目前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环境构成了企业外部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44-45]，企业与政府良好政治关系建立与维持，能够有效地减少因为高强度的行业竞争带来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相关风险，并为企业注意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研究表明，决策者作出何种决策是由他们将注意力聚焦在何种议题和答案上决定的，也就是说企业决策与注意力密切相关[46]。当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主动与外界组织形成战略联盟，客观上增强了企业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关注、编码、解释、聚焦的能力。然而决策者的注意力是一种认知能力，当与决策相关的认知能力提升后，战略决策的时间必然减少，战略决策速度也会随之加快。同时，因为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增强，不仅是认知速度加快，更重要的是，由于竞争促进了信息透明化，决策相关的信息资源增多，必然导致决策认知的广度增加，决策者的战略决策全面性也会随之增强。

H5：行业竞争程度正向调节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H6：行业竞争程度正向调节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假设模型如图1。

图1 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收集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的假设，本研究设计出一份反映“中国企业管理者社会资本、注意力及管理者战略决策相关的调查问卷”，问卷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在调查内容方面，这份调查问卷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被试者的基本个人信息作调查，第二部分是有关所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是对所在企业高官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与调查，第四部分是调查所在企业高官的注意力调查，第五部分是有关企业高官战略决策速度的调查，第六部分是有关企业高官战略决策全面性的调查。为了更好地调查公司层面的变量以及获得高质量的数据，本研究选择了300家企业，被调查企业分布于42个行业，来自于武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厦门等城市。问卷通过武汉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发放，因为这家公司与企业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关系，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些公司的高管。整个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每阶段相隔15天，调查共持续45天。第一阶段，从每家企业中选择两名高管，对这300对高管进行编号A和B。A高管填写社会资本，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76份；第二阶段，对回应的256家企业发放问卷，B高管填写注意力，发放276份，回收256份；第三阶段，再对回应的256家企业进行调研，A高管填写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发放256份，回收243份。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一致性，我们在调查之前给这些高管讲解问卷中涉及的概念，确保问卷的场景能够被完全理解；同时我们将问卷封装入信封之中，由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送交所有高管独立填写、问卷现场发放和现场回收。获得256套调查问卷后，根据已有的编号对256位高管按照所在的企业一一进行配对。此外，我们剔除掉问卷中14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数为22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6.3%。

(二)研究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各变量的量表来源如下：社会资本的测量题项主要是借鉴Peng & Luo[12]的量表，包含高管与企业的关系、高管与政府的关系两个维度，对于高管与企业的关系，其测量题项有3个，如：“您认为在过去三年中，公司高管很好地利用了与竞争对手公司高管的关系”；对于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其测量题项也有3个，如：“您认为在过去三年中，公司高管很好地利用了与市政府行政人员的关系”。该变量总的α值为0.877。战略决策速度借鉴了Schriber & Gutek[46]衡量速度的量表，测量题项有3个，如“您认为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规划和决策时非常重视速度”。该变量总的α值为0.899。战略决策全面性的测量主要是借鉴了Miller et al[47]的成熟量表，测量题项有5个，如：“您认为公司管理者在面对眼前的、重大的并且又是非常规的机会与威胁，系统地分析所面临的机会或威胁的多种影响。该变量总的α值为0.908。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简称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我们根据Kannan & Ramaswamy的建议，使用赫分达尔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 测量行业竞争程度[48]。本研究采用传统的赫芬达尔指数计量方法，查阅了国泰安数据库中收录的2014年度研究行业中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分行业计算各自的赫芬达尔指数：

其中，xij代表行业j中公司i的主营业务收入，∑xj代表行业j中所有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之和。也就是说HHI度量了该年份的行业竞争程度，HHI的取值介于0和1之间。认为HHI能合理地反映产业的市场集中程度，可以大体地反映产业的竞争状况。在产业可容纳的企业数目一定的情况下，赫芬达尔指数越小，表明一个产业内相同规模的企业就越多，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从而企业行为的相互影响程度就越大。因此，赫芬达尔指数越小，说明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反之，则竞争强度越小。本研究样本涉及42个行业，我们计算获得赫芬达尔指数后，将每个行业赫分达尔指数分别与229个样本进行了匹配。

注意力采用的是自开发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的题项设计主要依据Ocasio的定义，他将注意力定义为管理者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组织的事项和应答的过程所花费的个人时间和精力[36]。因此我们在问卷开发过程中，主要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其中，“关注”是管理者投入时间和资源用于扫描环境中的刺激并收集相关信息的过程；“编码”是管理者要求相关人员通过正式的语言、文字、图表等形式使环境刺激清晰地表示出来，并进行归纳、整理和处理转化为可用于储存的结构化过程；“解释”是管理者通过语言、文字和认知框架对所关注到的环境刺激赋予或构建含义的过程；“聚焦”是管理者基于对环境刺激的解释选择性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专注于某个特定刺激的过程。首先，我们通过访谈多家企业高管和2位管理学博士生形成题项，然后请2位管理学教授对题项进行净化和修正，形成19个初始题项。然后，再次对企业高管进行有针对性的访谈，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题项，修正一些难于理解和有歧义的专业词汇，确保填答者能够完成理解19个测量题项的意义。第三步进行小样本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200份，剔除填答不完全的8份，有效回收192份。小样本调查的目的在于确保量表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对192个数据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5的7个题项，最终形成了12个题项的测量量表。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例如：“您认为公司几乎所有部门都会参与到外部信息的获取过程中”；“您认为公司获得外部信息之后，负责整理的相关人员会针对这些信息开会讨论”；“您认为公司有专门的信息系统对各类型信息进行分析，为管理者提供数据参考”；“您认为公司能从众多信息中甄选出对于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从大样本的数据来看，该变量量表总的α值为0.91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12个题项形成一个维度，每个题项的载荷值都均大于0.6，表明量表的汇聚效度很好。因此，注意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管理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从事目前工作的年限。首先，管理者的年龄、教育背景和工作的年限影响高管的个人经验和决策相关的知识储备，因此，我们控制了管理者的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

(四)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由于行业竞争程度是客观数据，无法进行因子分析，故本研究在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时，只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四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四因子模型拟合度最好(x2=794.322,df=293,x2/df=2.711,CFI=0.871,NFI=0.811,IFI=0.872,RMSEA=0.087)，所以四因子模型能够更好地测量模型的因子结构，本研究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平均提取方差(AVE)可以用来考察模型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AVE值集中在0.500到0.749之间，均大于0.5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Fornell and Larcker[49]认为，如果要确保各个构念之间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异，测量模型中的每个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值都不能低于该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2也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AVE的平方根都比该行和该列的相关系数大，说明变量的区分效度得到验证，确实是四个不同的构念，将这些变量用于下一步分析是可行的。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N=229；斜对角为各研究变量的 AVE 的平方根；AT表示注意力；SC社会资本；DS表示战略决策速度；DC表示战略决策全面性。一因子：社会资本+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二因子：社会资本+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三因子：社会资本、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四因子：社会资本、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

通常情况下，为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我们用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 (Composite Reliability)两个指标来检验信度。组合信度主要是评价一组潜在构念指标的一致性程度，而Cronbach’s α系数则反映的是变量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所涉及的5个主要变量Cronbach’s α系数在0.877到0.915之间，均高于心理测量学的最低标准0.7，说明这些变量均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涉及的四个主要变量的CR值在0.872到0.917之间，均大于0.60的统计标准，所以测量模型组合信度也较为理想。

表2 描述性统计变量、相关系数、一致性系数、CR和AVE值

注：N=229；斜对角为各研究变量的AVE的平方根；HI表示行业竞争程度；AT表示注意力；SC社会资本；DS表示战略决策速度；DC表示战略决策全面性；显著性水平*p<0.05,**p<0.01,***p<0.001。

事实上，本研究采用不同构念由不同的被试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填写，较好地避免了共同方法偏差对于数据结果的影响，但是本研究依然采用了哈曼的建议，将所有变量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析出的最大因子的载荷值为 22.36%，并没有占到总解释率的大多数，说明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最后，因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比较高，所以有可能存在着共线性的问题。然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VIF值处于1.018到1.516之间，小于以往研究所建议的临介值3.3，不存在较高的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的变量为社会资本、行业竞争程度、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HI、SC、AT、DS、DC的均值分别为0.3439、3.560、3.200、3.163、3.505，而本研究采用的是5点量表，最大得分均值为5，因此本研究中的变量得分大部分较高。这说明研究涉及的问题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此外，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与注意力、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均显著正相关；而行业竞争程度与这四个变量的关系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为本研究的假设1和假设2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支持。

(二)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根据baron和Kenny提出的中介检验步骤来检验感知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具体步骤如下:(1)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2)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3)控制中介变量，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在第(1)第(2)步都成立的前提下，第(3)步中，如果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关系数显著，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关系数不显著，则在中介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着完全中介作用，如果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相关系数显著，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显著变小，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则中证明介作用不存在。

1. 感知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检验。按照以上中介检验步骤，得到表3的中介检验结果。模型7表明，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04，p<0.001)，假设1成立。模型2表明社会资本对注意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10，p<0.001)。同样，控制注意力，做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的回归分析，模型8的数据结果表明，注意力对战略决策速度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9，p<0.001)，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的正向影响不显著(β=0.054，p>0.1)。这一结果满足完全中介成立的条件，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假设3成立。

同理，由模型4可知，社会资本对战略全面性的存在呈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33，p<0.001)，假设2成立。同时由模型2可知，社会资本对注意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10，p<0.001)，控制注意力，做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的全面性回归分析，模型5数据结果表明，注意力对战略决策全面性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51，p<0.001)，而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全面性的正向影响减弱，相关系数显著(β=0.258，p<0.001)。

根据上文中介成立的条件可知，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4成立。综上所述，本研究的13个模型的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存在正向影响；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假设1、假设2，假设3，假设4全部得到了数据验证。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注：N=229；显著性水平 *p<0.05,**p<0.01,***p<0.001。

2.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由于本研究中调节是一个跨层的有调节的中介变量，现将计算原理说明如下:自变量为X，中介变量为M，因变量为Y，调节变量为W，根据变量间的关系可以设定：X对M的影响为S1，M对Y的影响为S2；调节在第一阶段发生，W对S1的影响为A1；不同组别的X对M的影响S1的集合为A0，不同组别的M对Y的影响S2的集合为B；第一阶段要考虑不同组别X对M的影响，还要考虑W对一第一阶段的影响A1，这样第一阶段=A0+W*A1，第二阶段只需考虑M对于Y的影响，这样第二阶段=B，那么调节的总效应=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之乘积，因此得到总效应的计算公式为(A0+W*A1)*B。为了区分不同调节效应下对总效应的影响是否显著，我们设定高组为H，低组为L。根据以往研究的建议，正标准差+SD为高组，负标准差-SD为低组，可以得到式子H=(A0+W*A1)*B和式子L=(A0-W*A1)*B，H-L的值如果显著，则说明W的调节效应显著。

根据这一计算原理，我们使用M-plus的语句功能编写了语言程序。首先，计算战略决策全面性为结果变量，社会资本为因变量，注意力为中介变量，行业竞争程度为调节变量的模型9，将问卷数据和赫芬达尔指数代入M-plus中进行计算，可得到高组的系数值为0.267(P<0.001)，低组的系数值为0.286(P<0.001)，差异-0.019(P<0.05)；同理，计算战略决策速度为结果变量，社会资本为因变量，注意力为中介变量，行业竞争程度为调节变量的模型10，M-plus的计算结果得，高组的系数为0.174(P<0.001)，低组的系数为0.204(P<0.001)，差异值为-0.030(P<0.05)。

从数据结果来看，调节的差异值均为负，表明赫分达尔指数越高，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影响过程也越弱；赫分达尔指数越低，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影响过程越强。根据前文所述，赫分达尔指数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赫分达尔指数越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根据这一规则，低的行业竞争程度下，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影响过程越弱；高的行业竞争程度下，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影响过程越强，那么行业竞争程度正向调节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5和假设6得到数据验证。

五、研究结论

在注意力基础观的基础上，本研究重点关注在激烈竞争影响下，企业管理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作用，基于229对匹配数据对本研究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行业竞争程度正向调节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之间的中介作用；行业竞争程度正向调节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战略决策情境中，这一研究结论揭开了企业管理社会资本作用于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之间的“黑箱”，将注意力这一新变量引入到这一机制中来解释战略决策的发生过程。同时，行业竞争程度作为描述一个行业环境的变量，它划定了社会资本影响战略决策的边界条件，从而为后续的有关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一)本研究的理论贡献

第一，现有战略决策质量的研究集中在外部环境、管理者和企业资源这三个影响因素，很少从二元角度出发对决策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但是作为体现决策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类似于“心脏”决定着战略决策的生命力，二者又缺一不可，而在相关文献中却很少有将两个变量纳入一个理论体系中进行研究的。根据战略过程研究相关理论，我们证实了高管的社会资本能够同时对二者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加强高管与企业的关系、高管与政府的关系是有用的，它放大了企业获取外部信息、资源的能力，全面提升了高管的战略决策质量。具备这两项社会资本的高管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可以兼顾速度与全面性，真正实现有效的决策。这一结论进一步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战略决策质量研究中的应用，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范围。另外，本文的二元论思想间接支持了Eisenhardt的结论，决策全面性不是单一结构的，它与战略决策速度是密不可分的[2]，弥补了以往关于高管战略决策质量方面的研究缺陷。

第二，以往关于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中，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存在影响关系，已经被大多数研究所证实，但较少有学者提出高管社会资本可以解释一些战略决策过程的变量。本文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高管社会资本来解释战略决策过程中的相关变量(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且探讨了这一关系得以产生的路径，用高管注意力的中介作用来完善了这一理论。即从企业的管理社会资本出发，根据Souitaris, Maestro等[4]的研究，将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整合到战略决策过程的核心理论框架中来，通过两条路径来分析注意力在社会资本与决策过程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从而以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揭开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过程之间的“黑箱”。从侧面支持了Souitaris, Maestro关于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是战略决策过程的两个核心变量，同时还指出其固有观念的误区，决策速度与决策全面性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战略决策中追求速度就有可能会导致战略决策缺乏全面性。而研究结果显示，注意力概念确实是维系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全面性关系间的纽带，这将帮助我们理解决策全面性和决策速度同时得以提升的内在“驱动力”。这一结论弥补了以往战略决策过程研究中对于注意力的忽视，引入注意力作为中介，从管理者认知的角度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丰富和补充了战略决策过程这一相关研究。

第三，结合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发现，行业竞争程度不仅调节高管的社会资本与注意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调节社会资本通过注意力间接对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影响作用，完全验证了本研究基于行业竞争程度所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管理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影响的外在约束条件，即在何种情境下管理社会资本更有可能对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产生强影响，从而为这种内在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16]，合作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同时提出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更加有动力从外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以维持这种竞争优势。

(二)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首先，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作为衡量战略决策质量的核心指标，二者缺一不可，这就要求企业在战略决策时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将高管的战略决策速度与战略决策全面性纳入到一个系统中来，以共生共存的方式协同发展，最终形成具备二元属性的战略决策氛围，只有这样，高管的战略决策才能够真正获得生命力，否则只会让企业顾此失彼，错失商机。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找到了能够同时作用于高管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决策全面性的催化剂——管理社会资本。公司的管理社会资本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高管与企业的关系；二是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在战略决策过程中，企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类社会资本才是真正推动战略决策质量提升的背后力量。一方面，企业管理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影响战略决策速度和战略全面性，具体来说，充足的决策资源和便利的政策条件无疑会提升高管的战略决策质量，但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及其特殊的配置方式却制约了战略决策质量的提升。在特别强调关系资源的国家中，加大资源投入，增强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促进战略决策质量的提升。企业维持政商和谐的政治关系，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决策资源，从而也容易与当地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形成法律保护之外的替代性保护投资机制规避战略决策风险；当企业高管与供应商、购买商、竞争者维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将企业之间的“敌对”关系转变为“信任”关系，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分享和分担由于伙伴关系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从外部来讲，两类社会资本为战略决策质量的提升创造了必要的资源和便利条件；从内部来讲，两类社会资本增强了高管的自信心，能激发出更多的主动性，增强了坚实的心理防御能力，自然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而不受约束，既节省了决策时间，又能够做到综合决策。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可以通过增强高管的注意力来激发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潜能。企业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信息处理的能力。管理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无限信息，使决策者在刺激的引导下选择性地对信息进行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 充分理解组织环境，这种能力的提升就能够充分克服战略决策的有限理性，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全面性的战略决策。

其次，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时，企业倾向于与其它组织形成战略联盟，使得更多更有用的信息输入到企业战略决策中来，可以促进企业快速将有限的注意力配制到最有用的战略决策信息中去，提升战略决策速度和全面性。一方面，进入高竞争的行业，为应对外部冲击和威胁，企业会倾向于形成战略联盟，以应对竞争。这种战略联盟可以促进资源和信息的流动，行业内的信息透明度变高，就能更容易将注意力配制给最有用的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战略决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威胁和不确定性是显著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过程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在高竞争程度的行业中，信息和资源的快速流动将促进决策者快速形成全面的决策认知，决策者就有了决策所需的信息处理技能，这些技能将帮助企业快速决策，消除外部环境的威胁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