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丽

摘 要：以天津市静海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视角，选择非农就业比、化肥使用量等6个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转包、出租和农村合作社3种模式的综合效益。结果表明：合作社模式的综合效益最高，为88.99分；其次是转包，为67.11分；最低的是出租，为61.28分。因此，笔者建议在与天津相似的平原地区，政府应适当鼓励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农村合作社实现规模经营。

关键词：农地流转；综合效益；流转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8.10.009

Abstract： Taking Jinghai District of Tianjin as the survey objec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we chosen six indicators such a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atio and fertilizer use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and analyzed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subcontracting， leasing and rural cooperativ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benefit of the cooperative model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88.99 points； followed by subcontracting， it was 67.11 points； the lowest was the lease， which was 61.28 points. Therefore， we suggested that in plain areas like Tianji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encourage farmers to transfer land to rural cooperatives to achieve scale operations.

Key words： farmland circulation； comprehensive benefit； circulation mode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小规模、高成本、低效益和农地细碎化的特性不利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小家耕作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政策都在积极推动和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共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公司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农地流转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刘莉君[1]归纳了现有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式、政府参与式和中介参与3种类型的特点和绩效，并认为股份合作和土地信托模式较优，即中介参与较优；吴巍等[2]对河南省16个乡镇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家庭承包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纯劳务比例和政府补偿制度对农地流转影响较为显著；陈诚[3]对河南省18个地市运用极值标准化法、变异系数赋权法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杨俊等[4]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分别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2个方面对湘西进行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评价；刘歆等[5]收集了2006—2015年的数据，建立了25个子因子，运用了因子分析法，对昌吉科技园区进行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并提出提高园区内综合效益的相关对策；张宝山等[6]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比较。

已有的效益研究多注重经济效益，对不同农地流转模式下土地综合效益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不同承租主体（普通农户、种粮大户、农村合作社）之间的土地综合效益更为稀少。因此笔者在对天津市静海区农村地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各个流转模式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比较，得出不同模式下的土地综合效益，探究适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佳农地流转模式。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數据来自于对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小高庄、陆家院、花园村、西五里、五街村等5个自然村的农户及合作社社员进行的实际调研结果。课题组于2017年9月采取半结构访谈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实地调研。对村庄的选取，参考了样本点与中心集镇的距离远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农作物种植结构等因素；对受访农户的选取，结合了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兼业类型、家庭收入等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随机抽取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6份，收回问卷125份，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95.2%；另对村级负责人发放问卷25份，全部收回。

各村基本情况见表1，村落的位置见图1。

1.2 农地流转效益指标选择及分析

农地流转模式即为农地流转的形式，与农地流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农村规模经营涉及面广，包含了经济水平、资源的投入、产出等情况，因此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要想全面反映农业规模经营，或者说不同流转模式的各个方面，就需要构建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来更好地度量不同流转模式之间的差异。因此为了反映研究区域的流转模式的特点、发展状况，经过静海区相关单位组成专家组讨论确定，根据农地流转之后不同的经营主体，将农地流转模式概括为转包模式（农户与农户）、出租模式（农户与农业经营大户）、合作社模式（农户与农村合作社）3种。选取可以较好测量不同农地流转模式间的指标同时也为更加准确地反映农地流转的土地综合效益，我们从经济、社会及生态3个层面建立考核指标体系。运用九级评分法和德尔菲法确定三方面的权重，经过专家讨论和分析，分为三级结构，即总体目标层、影响因素层和基础指标层。并将影响因素层的权重确定为经济效益0.38，社会效益0.33，生态效益0.29。

关于基础指标层，首先结合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经济效益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转入户农地的个人或组织的每公顷的年均利润，另一方面是转出户的租金水平，因此选择农地流转每公顷的年均收益、租金，作为反映农地流转经济收益方面的考核指标，因为这样不仅能够反映不同作物之间的经济效益，还能反映不同面积下的经济效益。其次，社会效益中粮食安全可以理解为转入户农地的粮食作物占比，因为原本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的土地经过大面积流转后改种经济作物，会造成区域粮食产量减少，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故选用转入户粮食作物占比和转出户农民非农就业比例作为社会效益考核指标。最后，因为生态指标的建立及获取难度较大，为了平衡不同作物之间的差异，选择了大多数作物都会使用的化肥及农药施用情况，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地质量的下降，从而影响环境以及生态效益，即使用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作为直接反映生态效益的指标。见表2。

1.3 数据处理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3个方案中的数值进行综合性评价。首先将数值进行标准化，增加数据说服力和可比性，根据考察指标与农地流转的相互关系，对每一项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如在以高分为优的指标中，转入户的净利润越高，则其经济效益越高，对该方案综合效益贡献越大，将该项指标的最高数据转化为1，其他方案的数据与最高值比值为其标准化后的得分。按照权重占比，算出每个模式各指标的最终得分。经过数据处理后，3种模式下的综合得分情况如表3。

2 结果与分析

2.1 经济效益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3种模式中，出租的转入户净利润最高，达10 284.78元·hm-2，租金水平也达11 087.16元·hm-2，出租模式即农户将土地转租给专业大户，其净利润较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经营大户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将租来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因为土地是从个人手中流转过来的，专业大户的租金水平就降了下来。在静海正常能耕作且非边角的农地一般流转价格为11 940.30元·hm-2左右，专业大户降到了平均11 087.16元·hm-2，因为边角地不影响种果树，但流转价格仅5 970.15元·hm-2。

租金最少的是转包模式，仅为5 665.07元·hm-2，因为转包模式是普通农户流转给普通农户，大多为避免承包地抛荒而自发形成，流转规模较小，时间较短，流转租金也是民间口头协定，所以流转价格最低。租金最高的是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是农户流转给农村合作社，农村合作社具备资本、技术、人才和产品市场的销售网络等多方面优势，能够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为了能够实现更高的规模效益，他们也愿意以较高的租金转入农地。

2.2 社会效益

从表3中可以看出，粮食作物比最高的是转包模式，而最低的是出租模式，专业大户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将流转来的土地种植成苹果、草莓等经济作物，因此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的面积最低；而转包模式大多数是农户在帮亲戚耕种，在种植上选择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规模小，方便管理，需要的劳动力也较少。

非农就业比主要指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非农就业的人数越多说明非农收益越多，家庭经济会更加稳定，相对来说社会效益更高。由表3中我们发现非农就业率相差不大，主要原因是农户在农业上的收入较低，自己种植一年收益仅7 462.69 ～10 447.76元·hm-2，而流转土地也能得到10 447.76元左右的租金收入，因此都愿意将自己家的地流转出去，而且非农就业的收益较高，吸引很多家庭外出打工，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

2.3 生态效益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农地的化肥施用量最高的是出租模式，达737.01 kg·hm-2，为了作物能够得到高产，种植大户采用高肥高农药的方法，对土地生态环境有很大的破坏性。最低的是合作社模式，合作社多数采用最新的农业耕作技术，在保证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减少了成本，同时保护了环境。

农药使用方面，出租模式农药施用量高达10 248.81 g·hm-2，主要原因是果林、草莓园使用农药杀虫较多，虽然能够得到高产，但是生态效益很低。合作社模式采用科学的配套技术，并注重可持续发展，将农药施用量控制在1 791.04 g·hm-2左右的施用量，降低成本的同时，也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

2.4 综合效益

从表3中可以看出，农地流转综合效益最高的模式是合作社模式（农户转给农村合作社），为88.99分，其次是转包模式（农户转给农户），得分为67.11分，最低的是出租模式（农户转给农业经营大户）61.28分。

3 小结与建议

综合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因素，认为天津市最佳农地流转模式是农村合作社模式。农村合作社流转土地多为较大规模，流转期限也较长，能通过土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降低成本，节约水资源，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且生态效益最高。同时流转土地的农户也可以出去打工，赚得双份收入，减轻家庭生活负担。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鼓励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农村合作社，使合作社发挥专业化生产营销一体化的优势，同时制订优惠性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合作社、公司参与农地流转，建立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2）鼓励工商企业对效益农业的投入，开发新的农业产品，对参与农地流转的合作社，企业给予技术和经济支持，减少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后顾之忧，不断推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提高农地流转的综合效益。

（3）政府应建立中介平台，管理农户流转合同、登记当地农地流转信息、规定流转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以规范参与农地流转双方的行为，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害；发布流转信息，降低农地转出转入的信息成本，保障农地流转顺利进行；设立监督机制，对有破坏土地行為的企业、个人进行批评教育，严重限制其土地流转；规范和简化农地流转的程序，对接互联网平台，将流转变成容易、方便的程序，而不再是繁杂、麻烦的事务。

（4）可建立以村或以集体为单位的家庭小面积用地，根据需求，将村庄周边的零碎耕地分给村中需要土地的家庭，不需要土地的可以分到等价的粮食补给，这样削弱了老一辈农民的恋地情结，从而使更多的土地能够流转，达到规模化效益。

参考文献：

[1]刘莉君.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绩效比较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2]吴巍，张安录.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4市625份农户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7-113，131-132.

[3]陈诚.河南省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分析[J].江苏科技信息，2017（24）：75-76.

[4]杨俊，庄大春.湘西自治州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34）：201-203.

[5]刘歆，孟海峰.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J].科技经济市场，2017（1）：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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