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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和持中:谷牧的行事原则

2018-12-04苑朋欣

党员文摘 2018年11期
关键词:谷牧经济特区租界

苑朋欣

谷牧一生坚守“贵和持中”的行事原则,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从来都是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骄不馁,体现了具有儒学渊源的中庸之道。

谷牧“贵和持中”的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时期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当时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因为他熟稔中国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场有关“租界”的风波。当时,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某报刊登了《痛哉!〈租地章程〉》为题的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实际上是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很快“洋务运动卷土重来”等说法接踵而至,而谷牧甚至被称为“李鸿章”。面对经济特区是“租界”的说法,谷牧的压力很大。但是,经过深入思考,特别是特区发展蒸蒸日上的事實,使谷牧坚信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建设经济特区的决策没有错。为继续推进特区发展,谷牧与广东、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这充分表现出谷牧“择善而固执之”的中庸之道。正是靠这种“贵和持中”的中庸之道,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然,谷牧坚持“贵和持中”的中庸之道绝非骑墙、折中、模棱两可、明哲保身,更不是不要立场、不要原则,做“老好人”。例如,从1984年起,特区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特区热衷于成为商贸、金融中心,对中央规定的以工业为主和出口为主的发展方针贯彻不力。为了及时纠正发展中出现的偏差,从1985年初开始,谷牧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特区工作会议。在其中的一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上,谷牧对1985年以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各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仍然不断扩大基建规模,没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爬坡”“上楼”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这些批评的话,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公开说,后来决定还是要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职。”谷牧对深圳等特区的公开批评,正是他坚持原则的体现。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既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结缘的良好人际关系,更离不开他中庸之外的原则性。

(摘自七一客户端/《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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