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行明 熊江尧 张焱

〔摘要〕 基于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组装车间”角色的过程中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引领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能够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其“经济同化力”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已经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正因此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表面上，美國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正在进行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中美未来合作共赢仍是最佳选择。对此，中国需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切实推动新一轮开放，努力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

〔关键词〕 中美贸易冲突；博弈；经济开放；中国制造2025；修昔底德陷阱；合作共赢；相向而行

〔中图分类号〕F125.1；F753/7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4-0001-10

〔作者简介〕方行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熊江尧，张 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74。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一直保持着良性发展态势，对两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发展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其间各种矛盾、冲突、摩擦不断。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曾三次对中国进行“特别301调查”；2012年10月美国对尚德、英利、天合三家中国光伏企业提出“反垄断”诉讼，同月美国政府又以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两家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市场；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业务；4月3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中国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时隔一日，特朗普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特别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政府一系列抵制中国商品的措施不仅损害了两国之间健康的贸易关系，也伤害了本国经济。为什么美国要采取这种有损双方利益的举措？而且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法理上站不住脚，并不是按照WTO规则和程序进行，采取的是单边主义措施。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将对中美经贸历程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以深层次、系统性、长远战略的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冲突产生的根源，针对中国对外开放进入第三阶段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分析新一轮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以及贸易冲突，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改革开放后中美贸易回顾

1.中美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几乎与此同步，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正式生效，自此开始，中美两国贸易规模快速增长，迄今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2年，中国处于贸易逆差阶段。1979年中美贸易总额24.55亿美元，进口额18.60亿美元，出口额5.95亿美元，贸易逆差12.65亿美元。随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探索中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美贸易逆差逐步缩小，到1992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175亿美元，是1979年的7.1倍，年均增长率为16.3%；进口额89.01亿美元，是1979年的4.6倍，年均增长率为12.8%；出口额85.99亿美元，是1979年的14.5倍，年均增长率为22.8%，快于进口增速10个百分点，贸易逆差缩小到3.02亿美元。在贸易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相对逆差大幅度缩小。

第二阶段：1993-2001年，中国进入贸易顺差阶段。1993年，中美贸易格局发生逆转，由贸易逆差开始转为贸易顺差，从1992年的逆差3.02亿美元到1993年的顺差62.86亿美元，转折非常迅猛。在这一阶段，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中美贸易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到2001年，中美贸易总额达805.7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3%；进口额262.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8%；出口额543.5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7%，较进口增速快3.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81.3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6%。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对中国的经贸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第三阶段：2002-2017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贸易进入总量巨额扩张阶段。到2016年（因为数据可获性，本文数据截至2016年），贸易总额高达5207.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3%；进口额135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1%；出口额3856.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较进口增速快了近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2505.5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4%。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请注意，三个阶段期末的贸易总量分别为：175亿美元、805.72亿美元、5207.98亿美元，成果惊人；而中国对美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8%、15.7%、15%，增速强劲，一直保持在两位数水平。但最近几年年均增速开始下降（参见图1），其原因是进入第三阶段，即加入WTO后，中国出口基数、体量大幅度上升所致，2002年出口总量为1979年的91倍，2016年出口总量则是1979年的648倍，能够在第三阶段保持年均15%的增长率应该是超高速增长了。

快速增长的中美贸易使中国从2015年开始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结论来自对200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整理。同时自加入WTO至今，除了2013年最大出口地区为香港外，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且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良好，与此同时，两国对世界贸易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2.中美经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从贸易盈余变化情况看，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贸易顺差快速上升。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顺差在新的巨额总量规模下保持迅猛上升势头。从顺差结构看，美国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国。从2000-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超过顺差总额（即对美顺差占总顺差的比重大于1），这说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表现为逆差，而美国的巨额顺差弥补了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使中国保持了总量上的顺差盈余。其对美贸易顺差与总顺差之比最高为2004年的2.5，该年度，中国对美顺差达到804.01亿美元，而时年中国的顺差总额仅为320.97亿美元。说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达到483.04亿美元，因为中美巨额顺差使中国获得320.97亿美元的总顺差（参见图2）。

上述统计数据反映了中美两国对世界贸易的巨大贡献。中国方面，与其他国家的逆差有很大部分来自对这些国家的资源、中间产品、零部件的采购，这背后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之中找准了自己的角色定位，扮演的是“世界工厂”“组装车间”的角色，但同时也发挥着世界贸易的引领作用，推动了一个全球性的分工协作。由于这一“组装车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将其他国家的优质资源（中间产品、零部件）纳入“车间”进行统一“组装”，再将加工组装的价廉物美的产品出售给美国，在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带动相关国家的产品出口和外贸发展。这一贸易模式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引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一是引领发展中国家，即从这些国家进口能源、矿产资源（也包括进口部分发达国家的矿产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加工装配后将产品出口到美国；二是引领发达国家（如日韩、欧洲国家），通过从这些国家进口优质资源（中间产品、零部件），并对其进行整合、加工、组装后向美国出口产品。这也展现了中国的资源配置能力、生产管理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这一阶段，在这一模式之下，虽然因中国缺乏核心技术而饱受批评，但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毕竟积贫积弱，温饱尚未解决，资金和技术“一穷二白”，能够在国际市场中深度发掘机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对世界各国资源进行高效配置、整合已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巨大贡献。中国能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再由文化上的“同化”转变为经济上的“同化”，体现了一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经济同化力”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理论上，这种贸易模式符合国际分工理论〔1〕、比较优势理论〔2〕和要素禀赋理论。〔3〕

美国方面同样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中国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福利和实惠，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给美国创造了服务贸易方面的就业机会。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世界产品的最大购买方，带动中国及相关国家的外贸发展，其对世界贸易的贡献亦功不可没。中国能从改革开放之初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到后来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不断富裕，很大程度来自国际贸易总量的快速扩张，对此美国有重要贡献。从国际贸易史的角度，中美两国的巨大贡献都将载入史册。

根据图2，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顺差与总顺差之比出现波动下降趋势应视为一个积极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出口结构向着多元化方面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量快速增长。但是，到2016年这一比值下降为0.49，表明中国的外贸顺差近一半来自美国，客观上面临着调整的需要。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这是否反映出中国经济对美国外贸依存度太大？一旦与美国发生贸易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两国贸易战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是否具有抗外贸风险的能力？

3.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评估

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此轮周期的最高点14.20%，之后逐渐回落，直至进入“新常态”。此间经济增速呈波动下降趋势，加上随着总量、基数不断扩大，已不能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态势，增速转为稳中有降。关于外贸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速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中美两国贸易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如图1（a）所示，中美贸易总额和中国对美出口在2008-2009年明显下降，2009年中美贸易总额下降10.6%，同期中国外贸总额下降13.8%，较美国多下降2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下降12.5%，同期中国出口总额下降16%，较对美国出口多下降3.5个百分点；GDP增速由2008年的9.7%略降至2009年的9.4%，下降幅度不大，表明出口额大幅下降对GDP增速的影响很小。再从2007-2008年情况看，GDP增速由14.20%陡降到9.7%，同期出口增速却高达17.26%，也说明出口对GDP增速的影响下降。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和对美贸易再度下降，但是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已经甚微。故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进入“新常态”后多种因素导致的。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并进行了一定的整理。

第二，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

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基本处于合理范围，但仍需改进。国际上普遍认为外贸顺差占GDP比重的合理范围应在4%以内，如果比值过高，容易受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7%之后开始下降，2009-2014年连续六年均在4%以下，2015年和2016年該比值略有上升，但在中央政府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战略之下仍处于可调控范围。

第三，中国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自2009年以来，除2012年和2014年之外，其贡献率都是负值（2009年由于美国金融海啸，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负面影响达到-42.6%），主要原因是中国服务业贸易出现逆差，但经济增长仍然处于正常状况，已经不再依赖外贸的拉动，成功实现了转型。

另外，中国的出口有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出口下降会减少中间产品进口，从而抵消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但会伤害提供中间产品国家的利益。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具有一定的抗外贸风险的能力，对外贸另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外贸总量可高可低，高时可利用外贸的拉动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低时可发挥内需作用抵御外贸的冲击。因此，如果美国真的要打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不会太大。并且，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处于优化之中。

第四，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从出口产业结构看，依次表现出三个特征：其一，中国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美国无法生产，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太高；其二，中国生产能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品（即高耗能、高污染产品），而美国出于对环境的考虑，对这类产业分别于1990年代中期和2000年初期进行了两次大的产业转移，其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国家是中国；其三，中国是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基地，但研发基地、营销中心在美国。而美国则主要从事一些更加尖端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这一分工所产生的贸易结果是，中国在货物贸易上获得顺差，美国在服务贸易上获得顺差；中国在货物贸易上的利润极其微薄（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进行了严酷的压价），利润的大头被美国获取，总体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惠互利的。但是，中国方面并不甘心于目前这种贸易格局：一是不能永远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工资水平越来越高，工人福利不断提升，劳动保障不断完善，原先的人工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二是从资源环境角度也需要转型，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其三，中国也不能永远充当“世界工厂”“组装车间”的角色，需要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近些年，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开始由低端向高端转化，然而这一转化趋势引起了美国的忧虑。

从出口主体结构看，过去中国的出口主体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即“三资”企业，具有典型的外商拉动型出口经济特征。显然这一结构也应该转变，并且正在发生转变。从2012年1月至2018年2月的数据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例快速下降，已由50.24%下降到40.78%，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国内企业出口占比快速上升，尤其非国有企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由35.16%上升到48.25%，上升13个百分点以上，国有企业的出口则从14.6%下降到10.97%。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网站：http：//data.mofcom.gov.cn/index.shtml.这一变化显示了中国出口企业结构的优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上升，本应是一个积极现象，但却引起美国的担忧。因为原先那种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再从中国借钱买中国产品的模式在改变，中国现在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主体在改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增强，美国自然想阻止这一格局的持续演变。

三、中美贸易冲突的由来：两国的深层次博弈

从表面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却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这样一个现象：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由此导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该理论常被用于描述和揭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4〕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可以从人性上寻找理论根源。人多有同情和帮助弱者的倾向，但当别人超过自己时，难免会产生忌妒、焦虑和遏制心理。国，由人控制，人的心理特征必然反映到国家层面。当中国积贫积弱时，发达国家愿意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当中国发展起来了且对发达国家形成挑战时，发达国家则会反过来遏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即开始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不断提出“遏制中国”的言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形成对美国的赶超态势，美国由此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焦虑并出现强烈反弹。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1.担忧人民币国际化危及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国借助其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以通过对美元的发行调控获取利益，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外部化，分散给世界各国承担。而一旦美元的统治地位丧失，滥发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恶果只能由自己品尝。美国的这一担忧其实更多源于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表现在：种族矛盾、贫富差距、宗教冲突、利益集团与公众的矛盾，以及高福利制度造成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等。以上种种问题和矛盾，在经济发展情况向好情况下可得以缓和、掩盖，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则更加尖锐地爆发出来。其中因高福利制度所致的危机和矛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日益显现，一部分工作人口养活另一部分不工作的人口，而领取救济金的群体生活得非常好。 笔者的一位在美国当教授的朋友透露，那些拿救济的人相比其苦作苦累的人生活状况不差上下，同样有车有房，只是当教授的可以在假期外出旅游，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请家教辅导艺术技能等。因此，每到美国国庆节，这一群体总是庆祝得最为热烈，因为美国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还是应该鼓励劳动，奖勤罚懒，否则将是不可持续的。西方国家这种福利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和仿效，因为实行高福利制度是有风险的，例如，阿根廷原本是南美最富裕的国家，自实行高福利政策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没有经济实力为国民提供高福利，只有滥发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可以向美国申请移民，通过合法移民享受高福利待遇，从而使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不斷增多，墨西哥边境的偷渡压力越来越大。移民增多已经导致美国的负担加剧，如果美国能够长期保持美元的统治地位，则可以通过对美元的调控获取利益，也可以通过举债维护其高福利制度。而一旦美元地位丧失，若要维持高福利，必然造成类似南美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举债的成本也会更高。因此，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顾忌，全力阻止。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2.担忧“中国制造2025”危及美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维持目前的经济运行模式需要美国保持其经济竞争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只要有一部分精英人口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保持领先，便能维持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养活另一部分不劳动的人口。但是，一旦创新能力受到挑战，出现衰退，则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结构崩盘、系统解体。因此，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强烈反对，极度担心在制造技术及创新能力上受到中国的挑战。

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已经完全亮出了“底牌”，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真正担忧所在和进行遏制的原因。公告提出要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拟征收25%关税，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产业，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制造2025”。在其公告中，“中国制造2025”被提及100多次，同时公告还直接指出，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回应“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美国企业采取的“胁迫政策” 所谓“胁迫”也是客观存在的，当前集中在5G主导权之争。美国对中兴公司采取芯片断供，就是要断绝中兴的技术资源，摧垮其经济实力，使其无法致力于5G之争（即使中兴没有过错，美国也会以其他莫须有的理由制裁中兴，并且还要对华为进行调查）。但美国对中兴的制裁亦花了巨大代价，迫使高通公司裁员，缩小规模，失去营收，使美国丧失1500个就业岗位，同时减少了出口，加剧逆差。这说明美中贸易冲突实质上不在逆差，而是美国要“断腕自救”“绝地反击”。中国在5G主导权上当然当仁不让。如果中国获胜，将招致美国更强烈的反弹和遏制，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安抚；如果美国获胜，则它可以松口气，也有望暂时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但“中国制造2025”终究是美国的一个心病、梦魇，今后中美在高技术领域难免还会产生新的摩擦和冲突，中国也要放松心态，在未来的竞争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有效谋求发展空间。，并称中国这些政策是为攫取在高科技产业的经济领导力，以实现自身工业计划；甚至还称这种直接威胁是通过技術转让、不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间谍活动以及所有负面的方式实现的。

很明显，此公告已经阐明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和根源，即挑明针对“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改革开放初的盗版泛滥现象不再存在，中国已经越过“初级阶段”，现在是位居世界第二的专利大国 参见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8/article0002.html.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7年全球知识产权活动报告，中国以48882件PCT申请量排在美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位，是自2003以来唯一一个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在企业层面，华为（4024）的PCT申请量位居第一位。，当然专利质量尚有待提升；并且，中国已经遵从国际规范，尊重知识产权，采取了付费使用或在规则之下通过购并获取技术的方式。但美国不采取正常的国际化程序解决问题，而是采取单边主义，不仅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购并，而且干预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购并，这是违反市场规则的，也不符合美方企业的最大化利益诉求（购并参与方越多，越有利于转让方的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显然是牺牲当前利益也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是大势所趋。

3.担忧中国原油期货推出危及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力

石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石油的需求量不断扩大，但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随着开采将日趋枯竭。因此对石油的争夺经常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对石油价格的调控则是影响和摧垮某一类国家经济的有效“武器”。当今世界，谁掌控了石油资源的供求、价格，谁就拥有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自然资源不足，又是资源需求量最大的国家，特别表现在对石油的需求量和进口量。一般而言，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对价格有着影响力和话语权，但中国恰恰相反，总是“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其中关键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善的期货市场，而资源的定价要参照期货市场的价格，因而中国失去了价格上的话语权。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原油期货市场为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2018年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并且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这一结果势必形成与纽交所的分庭抗礼。未来趋势将形成东亚原油交易中心，而东亚又是世界上原油需求量和进口量最大的地区，具有期货发展潜力。一旦上交所交易规模超过纽交所，必将取而代之，从而中国上海将成为世界原油的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美国的担忧可想而知。但是，发展期货市场已经是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完善的商品市场既要有现货市场，也要有期货市场。

4.担忧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民主制度产生挑战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最为完善，只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发展，其他制度都不能。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能通过实践的检验。例如，民主转轨国家其转轨前后经济改善的和进一步恶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而且短期历史不能完全证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优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5〕有许多长期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发展，要么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中等收入也未达到。20世纪80年代后，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进行民主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却在既定政治制度框架下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制度模式更有别于西方。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取代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也将被美国视为制度上的挑战。

①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然而，世界任何国家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发展权，中国的发展是符合人类公理和法理的，而美国阻止中国全面发展、优化发展是违背公理和法理的。当然，中国的发展必然要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但公平竞争符合人类公理，也有利于促进发展，因为竞争本身是非常残酷的，其结果将导致优胜劣汰，胜出的一方会维护竞争规则，失败的一方往往会否定这一规则，甚至采取“非法”手段应对。比如在对待WTO规则上，美国与中国已经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原先是WTO发起国和维护者，而中国是后来者；美国曾是贸易自由的维护者，如今却变为贸易保护主义者，并被中国等国家指责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使得美国在法理和公理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21世纪大国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口头上不好拒绝，但内心并不愿意与中国平起平坐；中国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一全球价值观本身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的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但在美国眼中无疑又是一个“威胁”。因为中国参与主导新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是个挑战，因此，美国一直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军事、外交等手段加以干预，但效果不佳。南海军事闹腾，劳民伤财，产生不了实际的效果；在外交上孤立中国，曾取得过一些效果，但又被中国一一化解；而贸易摩擦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是其深层次博弈的综合反映，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是两败俱伤的办法。

从整个世界看，相关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一直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中国崛起谁都不乐意，特别是那些被中国超越或即将被超越的国家更有抵触情绪，甚至焦虑；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亦不愿意失去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发展可以为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会，如果各国都认同这个趋势，那么，中国将会一步一步做大做强。实际情况是欧洲各国较易于接受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就不一样了，甚至不惜将主要政治、经济资源用于围堵中国，宁愿伤其自身，也要遏制中国。

综上，中国当下面临自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以来的最大挑战。中国要化解美国的遏制和战略布局需要智慧。回顾当年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发展起来要挑战和取代欧洲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时，欧洲也不能接受，但后来这一转变既成事实，欧洲也不得不认可了。事实上，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修昔底德问题并未通过战争解决。但从不能接受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巧妙运筹（方行明等，2017）。〔6〕

四、中国新一轮开放对中美经贸的影响

1.美国为何对中国加入WTO的态度反复无常

如果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轮开放的标志，那么加入WTO可看成是第二轮开放的标志，这两轮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外贸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全球化、国际化进程，使中国由一个较为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并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中国积贫积弱，发展经济缺乏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缺乏外汇，为了获取宝贵的外汇，只有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由最初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到轻工产品、机电产品、家用电器、再到高科技产品，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这一過程中，中国由外汇极其短缺转变为外汇盈余最大的国家，2017年外汇盈余达到31399亿美元。①

回顾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过程，经历了长达15年的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筹备过程。在加入WTO之前，中国政界、经济界曾有忧虑，美国鼓励中国加入。中美双方政界、学界和社会舆论当时对中国加入WTO后双边的贸易走势均有相同的误判，焦点聚焦在农产品领域。中国方面最担心的是农产品市场，一旦加入WTO，怕中国无法抵挡美国现代高效农业的竞争和冲击（特别是小麦）；美国专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期待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农产品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以缓解长期困扰美国农产品产能过剩和销售难的问题。但是，中国加入WTO后的形势演变完全出人预料，非但美国的农产品（当时所期待的小麦）没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反而因为中国利用了WTO规则使第一阶段小麦出口连年猛增。其原因是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和生产效率高，但农业机械购置成本、沉没成本、维护成本以及仓储成本等也很高，不如中国家庭农业对生产成本的控制，因此，中国小麦生产成本较美国低，在国际市场更有竞争力。〔7〕后来的演变是，随着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中美贸易结构也逐渐变化，中国很少出口矿产资源而是大量进口矿产资源，同时开始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玉米、优质小麦以及畜禽产品等。中国土地资源、水资源匮乏，多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进口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利。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进口份额的增大，开始有了左右国际市场的更多话语权，例如，从哪个国家进口，进口多少等等。由于中国有选择权，因而有了双边和多边博弈的筹码。

① 参见人民网国际频道：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410/c1002-29917123.html.然而，中美两国对中国加入WTO后的形势“误判”又从农产品放大到整体形势演变不能不认为带有戏剧性。WTO是全球化的一个规则，而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拒绝加入全球化进程，必然要被边缘化；但加入也有风险，可能由于战略失误或竞争力缺失，使发展状况变得更糟。当时中国高层在长达15年艰苦谈判中的谨慎、担忧可想而知，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国内的反对声音也很强烈，表现出对加入WTO之后形势演变不确定性难以把握的担忧。但最终中国政府果敢选择加入，并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中美双方均未想到，中国经济竟然有如此的竞争力，加入之后形势的发展慢慢变得有利于中国方面，而美国方面则对WTO十分不满意，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利益受损，美国“悔不当初”，以至于“出尔反尔”，对WTO持否定态度，因此一直想改变WTO的贸易格局。如奥巴马曾推出TPP，试图将中国排斥在外，以形成新的贸易均衡。但通过TPP抑制中国仍然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一规则之下美国必然面临日韩的竞争，其结果亦不容乐观。因此，特朗普上台后推翻了TPP，要和日韩单独谈判。

实际上中美贸易的扩大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有许多学者对中美贸易的发展持积极态度〔8〕，只是美国政府对中美贸易发展的积极意义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忧虑。

2.新一轮开放对中美经贸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阶段以加入WTO为标志；第三阶段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庄严承诺为标志，中国正在进行更高水平、更大力度的新一轮开放。

在第二阶段开放发展周期中，中国有效地利用WTO规则，全面融入全球化、国际化，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随着长期超高速增长，原有的外贸与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程度的潜力殆尽，不能适应今后的发展，新一轮的开放势在必行。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要干10件事，其中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包括放宽有关实体产业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等①，由此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并标志着中国进入更高水平的开放阶段。新一轮开放的意义尤为重大，处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冲刺阶段，而国际环境也最为艰难，中美贸易冲突便是国际环境的一个缩影。同时新一轮开放也对国内企业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需要在新的环境下通过自身努力和聪明才智寻找新的定位。过去，在加入WTO之前，我们曾经对加入WTO之后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有过担忧，然有“喜出望外”的结果；新一轮开放的结果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却是一条必由之路。

美国方面，其对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是欢迎的，如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关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对外开放等，希望分享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所提供的巨大“蛋糕”。但在美国制造贸易冲突的情况下，中国有理由进行反制，某些领域可以有条件地开放或者不对美国开放。因此，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中美贸易冲突的解决。但是，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复杂性、艰巨性不能低估。上文已阐明，贸易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在贸易，而是中美两国竞争中的深层次博弈。

五、中国的策略选择

1.放开心态，巧妙运筹，理性博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担心自身的战略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对中国采取一些法理之外的遏制的确不理性，但在当今世界，中国最需要处理好的国家关系仍是和美国的关系。解决好中美关系，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虽然总是美国在中美贸易上引起事端，但挑战方却是中方，是中国的崛起客观上挑战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因此我们应该放开心态，即使美国将中国当成“假想敌”，中国也没必要将美国当成“敌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排斥任何国家，因此，中国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敌人。各国之间有矛盾，甚至有博弈，但不是“斗争”，所以合作是主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中国应展现大国心态，巧妙运筹，理性博弈，赢得发展空间。策略上可以采取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手段。凡美国提出制裁，我们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同时积极寻求关系的改善。反制对美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利于促使美国社会对政府施压，改变政府的贸易政策；而积极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在美国政府采取不利于双边经贸发展政策时改善中国与美国民间、企业的关系，应是有利于两国发展的长远大计。同等条件下中国可适当多进口美国的产品，毕竟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很大，而贸易顺差过大也有负面影响，存在保值增值的巨大压力，为了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中国也在努力 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對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采购大单，从采购与合作的产品或领域看，都是中国所必需的，其中能源是第一大单。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能源进口，特别是油气资源进口有利于优化其能源进口结构，多元化的能源进口结构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因为两国贸易总量扩大，经贸关系便越发密切和稳固，虽贸易摩擦难以避免，但若扩大对双方的损害都更大。特朗普现在四面出击，连盟友也不放过，不过由于他行事方式多变，有可能在某一关键点上突然转向，所以宜采取“以变应变”的方式应对。何况美国政体是两党竞选执政，共和党上台将民主党的政策基本推翻，如果民主党在下届竞选中获胜，也有可能将共和党现有的政策推翻，中美关系的发展从而有可能进入与现在不同的路径。

2.降低部分产品关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放政府采购，切实推动新一轮开放

关税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容易造成企业的惰性、依赖性，所以保护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计。从中国的关税保护情况看，效果并不好。例如，对于高档消费品采取高关税是合乎情理的，但随着中国人可以走出国门购物，那种“风卷残席”般非理性购买国外高档商品的风潮实际上造成消费资金大量外流；再比如，对国外高档品牌汽车实行高关税，关税形成的高价同样不能阻挡人们购买国外品牌车的劲头，与其如此，不如降低关税，好处是：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能在国内购买国外较为廉价的商品有利于促使消费者理性消费，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降低成本，加快创新，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赢得生存与发展能力。随着关税降低形成的新的国外产品代理、营销业务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树立更好的国际形象，从而有利于解决贸易争端。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与国外技术合作的基础，保护知识产权既是保护中国的创新环境，也可消除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借口。而政府采购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采购选择，提高采购质量；另一方面给国外企业竞争中国政府采购大单提供机会，有利于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化解贸易冲突。

3.努力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

既然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不在贸易，那么我们需要有两手应对策略：一方面积极应对美国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应在战略上进行深层次布局，积极推进自身发展。一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货币的国际化受阻则经济的全球化空间也要受限；二是努力发展能源期货，尽快建构一个完善的能源商品市场。能源是中国经济命脉，生存之本，不仅应搞好原油期货，还应加快发展煤炭期货，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且进口量会不断增多；三是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占据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完成“中国制造2025”规划。在传统技术领域，中国与美欧差距太大，新技术革命给中国带来“弯道超车”机会。但新技术发展战略仍要依赖技术合作（引进）与自主创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今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看，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合作路径基本堵死，与欧洲的合作也会遭到美国的干预，至少在特朗普治下这一状况难以改变。不过中国仍有机会，欧美也不是铁板一块，都有各自的利益，中国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下突破封锁、加强技术合作，同时进一步推动自主创新。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继续发挥中国对新技术革命的融合能力、同化能力，找准自己在新技术体系中的定位，赢得经济的转型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尽管可能仍是美国主导或出现美国主导的“多极化”格局，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也有主导的可能，尤其应力争在5G、AI（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中国主导，同时采取紧跟战略，绝对不能掉队，努力保持中国处在“领跑方阵”中，最终实现在经济中融入新技术的目标。

六、结语

中美贸易发展经历了逆差阶段、顺差阶段、顺差和贸易总量巨额扩张三个阶段。基于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组装车间”角色过程中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引领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能够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由文化的“同化”转变为经济的“同化”，体现了一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经济同化力”将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已经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正因此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却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这一问题或将长期存在。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庄严承诺为标志，中国正在进行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这将为美国提供分享巨大“蛋糕”的机会。美国也不愿意放弃分享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所提供的巨大“蛋糕”。而贸易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轻易打的，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美国也难独善其身。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向而行、合作共赢仍是未来的最佳选择，也是人类的公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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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勇.中美经贸关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何帆.互利共赢：中美经济合作的本质〔J〕.求是，2013（12）：50-52；刘飞涛.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J〕.国际问题研究，2016（1）： 49-62.

（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