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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18-12-01谭永忠俞振宁

中国土地科学 2018年10期
关键词:耕地重金属农户

谭永忠,练 款,俞振宁

(1.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当前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着耕地质量退化、地下水严重超采、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等一系列挑战[1]。同时,国内粮食库存高企,仓储补贴负担较重,国内外市场粮价倒挂。为缓解耕地生产压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并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2016年开始,中国开始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2]。开展耕地休耕相关研究对于完善中国休耕制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耕地休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4个方面:一是休耕的内涵及其效益研究。休耕是让受损耕地休养生息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中国目前主要在重金属污染耕地区进行治理式休耕,在地下水漏斗区进行恢复平衡式休耕,在生态严重退化区进行生态保护式休耕。合适的休耕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对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经济发展均有积极意义[2];二是已开展休耕项目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比较与借鉴研究。相关学者通过分析总结美国、欧盟和东亚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结合现阶段中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在休耕目的、补贴形式、监测评价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休耕目的动态化、补贴形式差异化、监管措施制度化等政策建议,为制定和完善中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3-4];三是农户参与休耕意愿及补偿研究。有学者研究表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政策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1,5-6],也有学者对休耕经济补偿额度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科学制定经济补偿标准、合理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对于保障农户利益诉求具有重要作用[7-8];四是休耕的潜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目前休耕主要存在管理和监督制度不完善、休耕组织职能不明确、补偿资金来源较单一和科技支撑较薄弱等问题,需要针对问题本质,广泛开展基础性研究[9]。

农户是耕地休耕的主体和具体实施者,因此,开展农户层面的相关研究显得至关重要,也是检验政策合理性的重要依据[10]。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休耕农户层面的研究主要以分析农户休耕意愿以及补偿标准为主。例如,DUESBERG等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探讨农户特征对休耕意愿的影响,发现传统家庭观念和单一的休耕补偿形式对农户意愿具有负面影响[11]。SIEBER等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农户对政策、环境等的认知特征影响农户意愿[12]。也有学者发现除休耕补偿金额外,环境价值也会影响农户选择偏好[13-14]。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描述性分析和二元Logistic模型为主。例如,XIE等描述了参与休耕农户对休耕的认知、满意度及其意愿,并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10]。在研究区域上,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中国河北地下水漏斗区[10]与非休耕试点区[1,7-8]进行研究,缺乏对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区的关注。总体而言,有关农户层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层面,缺乏农户满意度、农户制度绩效感知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多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缺乏研究深度。在研究区域上也需要关注不同地区的共性与差异。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是一种特殊的休耕类型。与以提高地力为目的的一般休耕相比,重金属污染耕地需要采取更加专业的治理措施(例如根据重金属污染程度采取深翻耕、种植绿肥或生物移除等治理措施),为了防止二次污染,空间布局上对规模连接度的要求更高,对农户的限制(例如长期禁止种植可食用农作物)更多。同时,其也具有降低重金属污染危害、提高未来农产品品质和产量等额外效果[5]。那么,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的农户是否比一般的休耕农户对休耕政策认知更为了解,其政策满意度又如何呢?鉴于此,本文以休耕农户满意度作为切入点,以中国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试点区湖南茶陵县为研究区,借鉴顾客满意度指数(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理论,构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农户满意度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分析休耕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政策提供依据,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1 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顾客满意度指数(CSI)起源于营销学中对顾客消费某项产品或服务后心理满足程度的研究,是一种站在顾客角度,利用特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测量顾客满意程度的指标[15]。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作为国家的一项公共政策,是政府创造公共价值的具体体现,农户对其满意度的评价与顾客对产品满意度的评价机制非常类似,且顾客满意度应用于农户满意度研究具有前期文献的支持[16-17]。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8]的基础上,结合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区实际情况,从政策认知、农户期望、政府形象、感知价值、农户满意5个方面构建休耕农户满意度指数(Land Fallow Farmer’s Satisfaction Index, LFFSI)模型。具体模型如图1。

图1 休耕农户满意度指数(LFFSI)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图Fig.1 The model of Land Fallow Farmer’s Satisfaction Index(LFFSI) and the standardized path coef fi cient

为探求各潜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大小,本文建立假说H1~H9。

政府形象。政府形象是农户利用经验性信息对政府行为、活动给公众带来的实际利益的判断和评价。与一般休耕相比,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专业性更强,大部分农户难以理解其涉及的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技术,因此农户会更依赖于经验性信息。在LFFSI模型中,政府形象指的是地方政府形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外生潜变量,是农户对整个休耕政策判断的起始。具体而言,本文用政策实施监管合理程度、资金分配合理程度、农户权益维护程度以及政策信息公示合理程度4个观测变量来反映农民对政府形象的评价。在实地调研中,首先向农户介绍目前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实施方案,包括资金分配、组织模式、措施监管等多方面内容,然后采用“您是否同意目前休耕政策的实施监管(资金使用分配、农户权益维护、政策信息公示)情况是合理的”等问题进行政府形象调查。一般来说,积极的政府形象会提升农户对政策的期望和价值感知水平,同时,政府的良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农户的满意程度。由此提出假说H1、H2、H3。

H1:积极的政府形象对农户期望有正向影响;

H2:积极的政府形象对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

H3:积极的政府形象对农户满意有正向影响。

农户期望。农户期望是农户基于自己对政策的了解和判断,并受政府宣传及他人影响而形成的预期休耕制度状况。不同的农户对政策的期望存在差异,农户期望的差异会导致农户形成不同的价值感知,并对实施效果的评价产生重要影响。与一般休耕相比,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具有修复污染土壤等额外效果以及对农户长期禁种农作物等限制,因此农户可能具有更高预期。本文将农户期望具体化为4个观测变量,分别为农户对补贴标准、休耕期限、补贴对象和休耕效果的预期。在实地调研中,采用“您是否同意现行补贴标准(休耕期限、补贴对象、休耕效果)与您休耕前的预期一致①本文调查对象均为小农户。根据调查,大部分农户希望休耕补贴标准高于平均土地流转价格,为了取得休耕效果应进行长期休耕,休耕补贴应发放给耕地承包人(休耕补贴发送对象在各地实践中存在差异,需要继续研究。在本文研究区,因现行休耕补贴普遍高于土地流转价格,所以土地流转出农户也强烈希望自己获得补贴,同时退出流转。研究区政府实际也均向耕地承包人发放休耕补贴),治理式休耕会取得较好的提升耕地地力、修复污染土壤等效果。因此在下文具体分析中,本文将农户期望的4个观测变量具体化为“补贴标准应较高”“休耕期限应较长”“应对承包人补贴”“休耕效果应较好”。”等问题进行农户期望调查。一般来说,农户期望和政策认知、感知价值呈正相关,而根据“期望不一致”理论,农户对政策预期水平越高,其被满足的程度往往会越低,因此对政策的满意程度也会越低。由此提出假说H4、H5、H6。

H4:农户较高的期望对其政策认知有正向影响;

H5:农户较高的期望对其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

H6:农户较高的期望对其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政策认知。农户的政策认知是其对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后果的认知程度,它决定着个体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认知程度高,满意程度也相应较高。根据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具有的多重效果特性,本文将农户的政策认知归纳为对耕地保护作用的认知、对休耕社会功能的认知以及对休耕生态功能的认知。在实地调研中,采用“您是否同意休耕具有较强的耕地保护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等问题进行农户政策认知调查。一般来说,农户能够认识到耕地休耕对于缓解耕地生产压力、修复污染土壤的作用,则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获利”感受会较强,对政策的评价也会偏向于积极方面。由此提出假说H7、H8。

H7:农户较强的政策认知对其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

H8:农户较强的政策认知对其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感知价值。感知价值是LFFSI模型的中介变量,指农户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改善的心理层面主观评价和感知。结合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政策的补助形式以及休耕试点地区实践效果,本文中感知价值包括家庭收入是否增加、村庄劳动力转移水平是否提高、生活保障是否更加稳定三个观测变量。在实地调研中,采用“您是否同意休耕后家庭收入增加(村庄劳动力转移水平提高、生活更有保障)”等问题进行农户感知价值调查。一般来说,农户的价值感知越高,其满意程度也会越高。由此提出假说H9。

H9:农户较强的感知价值对其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农户满意。农户满意是LFFSI模型测评的最终目标,是农民对耕地休耕这种公共产品服务完成后与预期进行比较的结果。不同农户的自我感受、接受程度以及采纳行为会导致其评价水平的不同。本文选择休耕模式满意度、休耕补贴满意度、公众参与满意度以及休耕效果满意度4个观测变量来反映农户满意程度。在实地调研中,采用“您是否同意目前的休耕模式(休耕补贴标准及其发放、公众参与情况、休耕效果)令您满意”等问题进行农户满意度调查。

1.2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一种较为通用的线性统计建模技术,通过整合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可以实现对模型中的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和观测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检验[19-20]。现有文献讨论农户参与休耕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等计量经济模型,但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的公众主观维度测评包括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感知价值等多个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将其量化;同时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过程中能够处理测量误差,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鉴于此,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模型表达式为:

式(1)中:δ、η分别表示外生和内生潜变量;Λ、Γ分别表示外生和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γ为结构方程的残差矩阵。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茶陵县地处湖南省东部,位于国家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区——湖南省长株潭重金属污染耕地连年休耕区,能够代表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一般状况[5]。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9月对茶陵县3个乡镇5个村庄的实地调研,调查对象均为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的农户。为全面了解休耕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在对农户进行调查前,课题组成员先后与茶陵县农业局、乡镇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座谈。调查共发放问卷280份,剔除信息不完整及问题答案前后不一致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47份。受访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有效样本的72.9%;年龄范围为36~78岁,年龄段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反映了当前农村务农人口主要以老年人为主的普遍现象;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及以下,占有效样本的65.6%;家庭人口数以4人为主;家庭承包地面积以2~3亩居多。

问卷中有关观测变量题目的设置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5=非常同意,4=同意,3=一般,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各观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感知价值和农户满意总体情况较好,量表均值分别为3.43、3.87,超过75%的受访农户同意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政策令其满意,说明休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农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和积极评价,但由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实施程序较为复杂,且基层政府宣传力度较小,农户对政策的认知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农户对政府形象的评价以及政策预期基本处于中间水平。

3 数据模型分析

3.1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衡量数据的可靠性和正确性,本文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通常采用Cronbach’α系数测度各维度量表的内在一致信度[20-21]。由表1可知,各潜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值均大于0.70,说明数据的内部一致性较好。数据的结构效度通常采用因子分析法检验[20-21],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KMO值和Bartlett球体检验均表明,样本数据符合进行因子分析的条件。在因子分析中,所有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在0.70以上,说明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2 模型适配度检验

模型适配度检验是对模型外在质量的评估。为了确定构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与调查数据是否适配,本文通过AMOS 21.0软件采用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度指数进行修正后模型的适配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各项拟合指标均满足阈值条件,表明修正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3.3 假说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LFFSI理论模型,构建包含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感知价值、农户满意共5个潜在变量的初始模型。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除假说H4之外,其他假设均被接受,表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农户满意度的评价符合CSI理论,农户满意受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以及感知价值等潜变量的影响。假说H4被拒绝,说明农户期望对政策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期间,需要由中标公司采取较为专业的治理措施,一般农户并不直接参与措施实施。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主要受其自身知识以及政府宣传的影响。而农户期望是在对政策了解及认知的基础上的心理活动。因此针对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政策,农户期望与政策认知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鉴于此,需要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

根据初始模型与数据检验结果,构建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所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用单向箭头“→”表示,由因变量指向果变量;测量模型中观测变量的残差和结构模型的测量误差用e1~e22表示。修正后模型拟合性较好,模型稳健性通过检验。

表1 观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信度、效度检验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test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bservation variables

表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指标及拟合结果Tab.2 Test indexes and fi tting results of goodness of fi t for SEM

根据修正后模型的运行结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修正后模型具有较高的适用性,农户满意度水平主要受到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和感知价值的影响。其中感知价值分别是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与农户满意之间的中介变量,农户期望也是政府形象与农户满意之间的中介变量。对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进行汇总来表示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标准化处理后路径系数见表4。

从直接效应看,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和感知价值对农户满意具有直接影响,直接效应分别为0.27、-0.35、0.21和0.30。其中,感知价值对农户满意度水平的影响最大。感知价值与其下3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6、0.76和0.73,包含了农户对家庭收入提升、村庄劳动力转移水平提升、生活保障水平提升的认知,表明农户较强的感知价值会提升农户满意度水平。这一结果与俞振宁等[1]对山东、安徽等省市休耕农户调研结果相一致,即农户对耕地的生境依赖性会制约其参与休耕,因此为了提升农户参与休耕意愿及其满意度,需要将保障农户收入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此外,农户期望对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为负,表明农户满意度的形成过程符合“期望不一致”理论[21],即农户对耕地治理式休耕的期望值越高,实际感知达到其期望的可能性越低,因此两者出现负的不一致性。

表3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Tab.3 Estimation results of SEM

表4 各潜变量对农户满意的标准化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Tab.4 Direct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and total effects of latent variables on farmers’ satisfaction

从间接效应看,政府形象、农户期望和政策认知3个潜变量对农户满意具有间接影响。其中,政府形象对农户满意的间接效应为负。政府形象与其下4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2、0.71、0.64和0.75,包含了农户对政府在休耕政策中实施监管合理程度、资金分配合理程度、农户权益维护程度以及信息公示合理程度的评价,表明当地政府在休耕政策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现象,从间接路径降低了农户满意度。例如,据农户调研反映,当地中标公司存在治理措施实施不到位、耕地基础设施维护不尽责等现象,当地政府未进行有效监管,由此引起部分农户不满意等现象。但与直接效应相比,间接效应相对较小,需要进一步对总效应进行分析。

从总效应看,农户期望与感知价值对农户满意的总效应较高,分别为-0.31与0.30。在所有潜变量中,农户期望和感知价值涉及了休耕补贴、家庭收入和生活保障等相关变量,是农户经济利益的最主要体现,这两个潜变量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休耕政策越符合农户的经济利益,其满意度就越高。这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直接的经济目的是农户参与休耕的主要动力[1,22]。因此,政府在制定休耕方案时,要在休耕农户预期水平及主观价值感受层面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针对农户较为关心的休耕补贴问题[22]。其次是政策认知和政府形象,总效应分别为0.27和0.26。农户对政策的认知情况是其主动参与休耕、客观评价休耕的重要前提条件,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提升地力、修复污染土壤等功能也提高了耕地的直接经济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因此,农户对休耕政策所蕴含价值的认知程度越高,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也会越高。但调研访谈(表1)与观测数据(图1)均发现,参与休耕的农户对于当前耕地治理式休耕的相关工作流程、具体措施以及重要作用知晓度不高,导致农户在休耕各环节的主动参与程度不足。另外,正如间接效应中分析所述,由于政府政策实施过程中等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政府形象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对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满意度进行研究,可为完善休耕制度和提升制度绩效提供依据。本文基于CSI理论,提出了耕地休耕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并以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试点区湖南省茶陵县为例,基于247位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超过75%农户对参与休耕总体评价为满意,但农户对政府形象和政策功能的认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本文提出并修正后的模型对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农户满意度研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农户参与休耕满意度主要受到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和感知价值的影响。除农户期望对农户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余潜变量均对农户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感知价值分别是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与农户满意之间的中介变量,农户期望也是政府形象与农户满意之间的中介变量。对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进一步分析表明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农户对休耕后耕地直接经济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提升的感知是影响农户休耕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从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制度,提升农户满意度的角度,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地方政府公共价值的体现过程。实践中,存在着政府实施监管不力等问题,降低了农户参与休耕满意度水平。总体而言,地方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完善的政策实施方案,加大休耕地监督管理,建立专门的农户休耕问题反映渠道和休耕政策实施过程公示渠道,让农户对于休耕政策不仅能“看得见、摸得着”,也能“管得着”。第二,提升农户政策认知。加大休耕宣传力度,增强农户休耕意识。当前部分地区耕地污染问题比较严重,但由于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休耕的耕地保护、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了解不够,导致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有关休耕制度上,基层政府应当统一认识,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户真正意识到推进耕地休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三,稳定农户休耕预期。由于当前耕地休耕制度刚刚进入试点阶段,补贴标准、休耕年限等因每年的实施方案而异,还没有明确的整体规划,不仅农户存在不稳定预期,基层休耕公务人员也心存疑虑。因此,需要重视农户的休耕预期问题,尽快总结试点经验,建立相对长期的休耕试点规划,为编制更长远更大范围的全国性休耕规划提供经验借鉴。第四,保障农户权益。农户对家庭收入变化等的感知价值不仅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他因素影响满意度的一个关键中介变量。对于树立良好政府形象、提升农户政策认知和稳定农户休耕预期等政策建议均需以确保农户收入不降低,权益不受损为前提。

囿于能力与视野,本文未能进一步揭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需要继续研究。在休耕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方面,未来可以加入受访者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等)和耕地特征(面积、流转情况等)等变量,从更多角度进行农户满意度研究。此外,比较各种休耕类型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不同休耕类型中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户参与休耕行为与满意度的影响,是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更为多元的合理方法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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