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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街,默默感受长沙的变迁

2018-11-28陈家书

文史博览·文史 2018年11期
关键词:路面长沙记忆

陈家书

我在長沙市三贵街住了几乎一辈子,现在又在开挖路面了。不知道这条古老的街道要被修成什么样子,是要修成麻石路面吗?它本来就是麻石路面呀!好像是在20世纪90年代挖掉麻石改成柏油路面的。现在又要改回去吗?但就算改成麻石路面,应该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吧?这不禁让我想写一篇描述三贵街的短文来留下我的记忆。

三贵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其历史至少已经有两百年了。三贵街位于现在的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北侧,与更古老的北正街相邻,离湘江很近,是一条不足百米的短街。它的形成与清朝乾嘉时期的宰相、老长沙人刘权之有关,因为三贵街就紧邻当年刘府的东侧,又因为据说刘家三兄弟都曾为官,因此这条街也就被命名为三贵街了。

我有时候在遐想,两百年前刘宰相告老还乡时三贵街是什么样子呢?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又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而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60多年前的三贵街的样子。

今天的长沙三贵街

从我开始记事起,三贵街的样子和它的故事就进入了我的脑海,大约在我3岁时我们家搬进了现在位于三贵街的住宅——“天倪庐”(即实业家、湖南省文史馆前名誉馆长陈云章公馆,也曾是时务学堂故址的一部分。本文作者为陈云章之子,现任时务学堂研究会秘书长——编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也曾搬出过这所房子,也曾在别的城市生活过,但后来又多少有点神奇地搬回来了,经过60多年的变迁,“天倪庐”居然保存下来了,也算是一个奇迹吧。三贵街默默地看到和经受了长沙这半个多世纪的变迁,用它无声的语言在为现在,也为将来的长沙人讲述着它自己的故事,真不容易啊!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三贵街和长沙大多数街道一样,是麻石路面,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麻石路面,街道的中间部分是下水道,不像现在为了记忆而修的麻石路面,是在修好的路面上铺一层麻石。

在三贵街和中山路(在民国以前叫小东街)相交的西边角上,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一家杂货铺,从私营到公营都是杂货店。在1950年前后,那时长沙的电灯还很少,杂货铺到晚上会点上一盏汽灯,汽灯打上气以后比其他只点煤油灯的店铺要明亮很多,生意自然也旺一些。整条街也只有这间店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那里还有一个像“咸亨酒店”那样的曲尺形柜台,里面也卖酒。我记得有一种六毛钱一斤的散装葡萄酒最受欢迎,有时候天下雨,酒客们就买二两,端着店家提供的小碗,站着或者蹲着在店铺旁喝,看着屋檐滴下的雨滴。与孔乙己不同的是,连茴香豆都没有,光喝酒,那时是真的穷!

三贵街东边的角落,很长时间一直是豆腐店和肉铺。天还没亮,豆腐店的伙计就忙碌起来了,热腾腾熬制中的豆浆传出醇香诱人的味道。伙计们一边摇动着吊起来的布袋过滤豆浆,一边又压制着豆腐。旁边的大缸里放着满缸的豆腐脑,等着早起买菜的主妇们。那些现场制作的豆制品都在顾客的眼皮底下,让人买起来很放心。

在豆腐店的旁边就是著名的协昌裕酱园,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酱园的名字取得很好,我想象那是对家庭成员或股东们的呼吁:大家同心协力就会昌盛、富裕。

协昌裕的门面从人行道缩进去有几公尺,空出来的地方就给了一个拄拐杖的小贩摆“连翻图”摊。“连翻图”就是小人书,我觉得这个长沙人取的名字比小人书、连环画的名字都好。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个“连翻图”摊子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图书室。

除了连翻图摊子,在协昌裕前面那点空地上每天还有一个经营抽奖的小贩,他用纸蒙住一个木头盒子,纸下面的木盒有很多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里面放了糖粒子或者其他小孩喜欢的东西。他用江浙口音唱着自己编的广告歌:“两分钱买一口槟榔,外加一个彩,冒得空房。”

孩子们给他两分钱,除得到一口槟榔以外还可以去戳破一个纸格,得到纸格里面的东西,这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但是有一天孩子们突然没看见他了,他到哪里去了呢?周围的大人们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被抓走了。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是常常发生的。这个江浙口音的小贩就这样消失了,真希望他不是因这个原因离开的。

那时的清晨,从三贵街口往里走,三分之二的街道两边都是卖菜的,但大都是城郊的菜农,挑着担子卖菜。只有卖鱼的摊子是长期的,他们的活鱼放在椭圆形的木盆里,在木盆的上方架起一个有孔的木桶,让水从桶里流到下方的木盆里面,而鱼贩又不停地将水舀出来再倒到木桶中,如此循环,以形成有氧气的活水流,维持鱼的生命。

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长沙是没有自来水的,家庭的饮水靠担着湘江水的卖水人,洗衣则用井水。那些肩挑河水卖的人,会硬着喉咙高声吆喝“买河水啵”,我总觉得他们吆喝的发声方法与现在唱摇滚的歌手发声方法是一致的。三贵街上卖水人和操着湘乡口音“诊伞”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大约在1952年左右,长沙就开始有自来水了,不过没有进户。在三贵街的西侧建有一个自来水站,居民们会去那里买水,然后自己挑回家,储存在水缸里。慢慢地自来水站也没了,自来水管铺设到了院子里,进入家庭中。

三贵街的街坊关系本来都还不错的,但到了“文革”时期,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了,阶级路线让大家分成了不同阵营,我们家自然到了最底层,不过这都不必去提起了,这就好像苏曼殊描述撑船竹竿的词:“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

不过有一位姓卜的居民小组长还是让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位40出头的妇女,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三贵街的居民小组长。能任此最基层的要职前提当然是要根正苗红,但是她却从未像她的前任那样,显出傲人的姿态和一张那时最可怕的“政工脸”。她很平和,常常来我家找已退休的母亲去开会,或者写点什么文字材料。她胖胖的身材,穿着随便,一口湘阴口音让我记忆深刻。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昕到我妈妈称呼她为卜胖子。那时我在东北工作,回家总能看见她的身影,但有一年回来,却没有在街上看见她了,我问母亲:“卜胖子到哪里去了?”“死了。”母亲低声回答。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一丝惆怅。

看到三贵街现在这个阵仗,我知道这条小街会要大变样了,肯定更现代化,但这条老街还会有那股令人难忘的、浓浓的乡土味吗?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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