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 王方星

1899年2月，意大利公使马迪讷奉罗马当局之命，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三门湾，租期为50年，具体协议条款参照中德签署的《胶州湾协定》。除此以外，意大利还妄图谋求得到从江西鄱阳湖到三门湾的铁路修筑权。为了显示这一决心，意大利增派三艘军舰驶往中国海域。罗马当局还密电马迪讷，尽管意大利政府无意开战，但索租的想法不能不让清政府明了。为此，马迪讷立即起草照会，并将其呈递给清政府的总理衙门。

清政府对意大利的罕见羞辱

出乎意料的是，清政府不仅断然回绝，还一反常态地“有意违反外交惯例”，将照会不拆封，原件退回给意大利公使。1899年3月5日，总理衙门在致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透露：“本衙门决不能接受意大利的要求，而且考虑到与意大利公使就此事进一步理论，无非是浪费笔墨，所以将原件退回马迪讷先生。”

意大利獲悉后大为震惊，深感奇耻大辱。3月8日，意大利政府批准马迪讷的请求，准备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指出“如果中国顽固拒绝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将在四天内军事占领三门湾”。英国公使得知后，决定从中斡旋：一方面，与意大利公使商定，表明愿意就此问题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指出原照会不拆封即行退回是严重违背国际惯例的，不能让中国开此先例；另一方面，由窦纳乐公使出面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指责清政府的行为无法容忍。总理衙门获悉后，回复：“退回照会决不是有意羞辱意使，而是出于对意中关系的爱护。”

这一外交风波事件很快传至意大利国内，朝野舆论一片哗然，但此时意大利尚未做好战争准备，面对窘境，踌躇不前。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意大利外交部就此问题，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拍发电报给马迪讷，而且是立场完全不同的指示。第一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是3月10日的12时30分，指示立即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第二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是3月10日的16时20分，责令搁置最后通牒，等待罗马当局的进一步指示。但意大利使馆管理混乱，竟然搞错了两份电报的序号。马迪讷错以为第一封电报就是最后指示，遂向清政府正式递交了最后通牒。

英国政府获知后，奉劝意大利放弃这一态度。不久后，意大利政府给驻华公使马迪讷发电报，命令其收回最后通牒。事端一出，马迪讷在清政府和其他外国公使面前丢尽了面子，也引发了意大利国内舆论的广泛抨击与批评。然而，在京其他外国公使对意大利的行径不以为然，即便是意大利所倚重的英国公使也绝非全心全意想帮助他们。法国公使毕盛认为，英国无非是利用意大利保护其在华利益，但意大利政府野心太大，不仅蓄意鲸吞三门湾，还妄图将整个浙江省变成意大利的势力范围。这一想法，势必引起英国方面的强烈不满。毕盛还指出，俄国公使曾在公开场合批评意大利政府的侵略行径，并私下怂恿清政府抵制意大利的贪婪企图。意大利政府知晓最后通牒系误传后，又怕遭致各国反对之声，于是不得不勒令马迪讷撤回最后通牒，并督令其立即回国述职。意大利在华外交的一出闹剧就此罢场，此事也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一次笑谈。

外交闹剧事件后的又一丑闻

尽管意大利对华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租借三门湾，但在外交博弈中，意大利还提出了许多附加条款，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牟取铁路修筑权。

1899 年，意大利政府向清政府索取三门湾未得逞之后，便转而提出牟取三门湾至杭州的铁路修筑权。据载，在萨尔瓦葛担任公使期间，意大利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允许意大利公司开发京郊西山矿产，并由矿产地修筑铁路至京城；二是允许意大利公署所指派的公司开办宁波府奉化、宁海两县矿场，修筑铁路，以便运出矿产；三是允许意大利公署所指派的公司修筑一段铁路，由扬子江起，至浙江沿海港口处。事实上，这些条款不仅涉及铁路修筑权，还有开矿权、运营权等，是赤裸裸地霸占中国富饶的矿产资源。上述诉求，清政府经过认真考量，认为倘若对意大利这样的次等国家也满足其各种要求的话，势必会带来恶劣的政治与外交影响，决意坚决抵制。当时，意大利国内政局不稳，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加之英、法等国从中作梗，便自顾不暇，不得不放弃这些蛮横主张。

撤回最后通牒后，意大利政府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在华牟取更大的殖民利益。但是为了顾及政府的颜面，还是准备让驻华公使向清政府谋求租借一个海军加煤站，本意在于让罗马当局有面子下台。尽管只是一个加煤站，但总理衙门还是坚决不予考虑。据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在1899年7月向意大利政府递交的报告中所指，西太后（慈禧）在最近的宫廷会议上宣称，她将不会让意大利人得到一抔黄土，并断言意大利人没有能力采取任何重大行动。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倘若意大利大获成功，其他列强必将纷纷仿效，清政府势必垮台，因此断不可轻易允准。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也认为，租借一地给予意大利，仅意方有利，而中方百害而无一益。倘若允之，则他国必亦步亦趋，中国必将招致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清政府的强硬态度，意大利深感没有任何谈判余地。情急之余，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郑重其事地向清政府表示，意大利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虚弱。意大利不仅是基督教和罗马文明的摇篮，而且是现实欧洲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是欧洲公会的重要成员。可惜，这番煞费苦心的说辞，竟然被翻译者在译成中文时误译。翻译者将“公会”译成了“剧场”，使得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顿觉莫名其妙，不明白为何意大利人要将外交说成是“戏剧表演”。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听闻此事后，还刻意发挥，将这一外交闹剧与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事件相提并论，成为欧洲政坛上的又一丑闻。

清政府对意大利的防范举措

尽管清政府一再拒绝意大利的诸多要求，但清政府内部大员对此也是浑噩不知。当意大利提出索租三门湾时，浙江巡抚刘树棠竟不知三门湾究竟位于何处，急忙传令宁绍台道台仔细查勘。当意大利军舰停泊在宁海与奉化交界地的狮子口一带时，意大利人或上下游弋，或沿海测量，来去不定，当地官民非但没有任何警惕，反而簇拥在码头上看热闹。很快，意大利士兵就堂而皇之地登陆上岸，不仅没有遭遇任何抵抗，附近村庄的居民还争相宰杀鸡、猪，卖给饥肠辘辘的意大利士兵，获利颇丰，双方还“彼此交遗，一如戚友”。

对于意大利索租三门湾的要求，清政府朝野各界都感到颇为惊愕，许多人并不知晓意大利的国力以及军事力量，而且对索租的三门湾究竟位于何处也茫然无知。但仍有不少有识之士敏感地觉察到这一无耻行径，如流亡于日本的康有为就指出：“以十余倍于意之中国，而我不请其奈波里之海湾，意何胜于我，而敢请三门湾，亦可笑矣。”包括慈禧在内的清廷贵胄们始终认为，中国向俄、法、英、德做出让步实属迫不得已，而意大利实力太弱，“从未被视作是列强之一”，不足一提。清政府深知，其他欧洲列强对意大利的支持也是各怀鬼胎，就连意大利最信任的英国公使窦纳乐在与总理衙门会谈时，也多次嘲讽意大利的荒诞无理。

当意大利舰队再度来华时，事实上清政府已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准备。1899年5月，总理衙门指示两江总督刘坤一，当务之急需稳固海防，做好备战之一切准备。刘坤一也感到情势急迫，遂早早备战，并果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新北洋水师大多部署在渤海一带，刘坤一眼见水师力量匮乏，只能以陆上防御为主。浙江巡抚刘树棠则认为，东南沿海的海军力量不敌意大利海军，只得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意图阻止意大利军队长驱直入。清政府高层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感觉浙江民风羸弱，一旦诱敌深入，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责令刘坤一和刘树棠做好重兵布守沿海防线的准备，坚决将意大利军队阻于外海。

为了掌控敌情，当意大利舰队停泊上海检修时，刘坤一还秘密委派暗探细致侦察，“现驻吴淞意舰相较钢厚六寸者一艘，三寸者两艘”。然而，清军多为木制兵舰，与意大利海军相比，实力悬殊，一旦开衅，战事严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清政府重申旨意，責令刘坤一不可率先开衅，倘若战事骤起，务当竭力而战。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刘坤一收悉上海海关英籍雇员信函，透露了意大利索租三门湾的内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欲仿效俄国租借旅顺通商之例，谋求在华港口；二是因俄国在西伯利亚铁路之外拟添新路，英国阻挠不成，意大利借此虚张声势，暗助英国缓解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冲突。刘坤一对这些消息颇为重视，不敢掉以轻心，积极投入备战，以观事态进一步发展。

很快，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向清政府提议在上海举行商谈，但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为了彰显实力，意大利军舰率队北上，直抵胶东海域。1899年10月，清政府接到前方军报，说意大利军队有可能攻取胶东要冲的庙岛群岛（今山东烟台长岛县）。这一带正驻扎有新北洋水师，而且水师刚从德国购置4艘鱼雷舰，军事实力尚存。但清政府终究不敢掉以轻心，仍命令直隶总督裕禄积极备战，还密电袁世凯率领北洋新军向山东沿海集结，以操练为名，随时应战。山东巡抚毓贤还发出指令，严令各方加强守备，决不能让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以传教游历之名潜入山东刺探军情。

正值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与意大利外交部争论不休之际，清政府重新调整东南沿海兵力部署。清政府巡查时，发现东南海防纰漏甚多，不少守军对海战要领一无所知，甚至连军舰的旗语也看不懂，于是立即委派新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率舰南下，“南洋闽浙等省督抚接见该统带，面商一切机宜，即令会同各炮台统将，周察形势，讲求布置”。

1899年10月，清政府再次责令东南各督抚要员，毋论意大利是否采取行动，均应妥为备战，但不可主动开衅出击。11月，刘坤一和叶祖圭在长江口举行军事演习，主要是操练海岸火炮实弹打靶和鱼雷舰攻击等科目。12月，意大利仍未采取军事行动。对此，清政府颇为沾沾自喜，并在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中告诫各省督抚：“日后遇万不得已之事，可以不惜一战，倘若开战，万无行议和之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