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瑛

2016年11月16日，中共长沙县委常委会议室，在听取全县党史和党史联络工作汇报会议的40分钟时间里，县委书记曾超群3次带头鼓掌，在场的很多同志热泪盈眶。而令掌声3次响起的这位1939年出生的老人，就是中共长沙县委党史联络组组长周庆炎。这位为党为人民忙活了几十年的老人，从县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后，又带领着党史联络组一班子人，与县史志档案局通力合作，以“再攀高峰，鞠躬盡瘁”的壮志，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情，在党史“存史、资政、育人”工作上艰辛耕耘16年，用心血和汗水奉献了“红”霞似火的骄人成绩。这次会议上他本来是要请辞县委党史联络组组长职务的，但在掌声响起后，周庆炎却又迎来了自己党史联络工作第17年、第18年……

任联络组长精心编撰党史著作

2000年秋天，中共长沙县委成立了县委党史联络组，周庆炎被任命为组长。

县委党史联络组成立之初，接到的工作任务就是全力编撰《中共长沙县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史正本。而要编撰好这一重头著作，党史资料征编是重中之重。为了系统地掌握资料，周庆炎分头安排县委党史联络组的同志到省、市博物馆，省、市、县档案馆，甚至还跑到外省外县的档案馆查找有关资料。他们不辞辛苦，一一上门去向那些见证了长沙县红色历史的亲历、亲为、亲见者，向老红军、老地下党员、离退休老干部、老退伍兵、耄耋老人（即“三亲”“五老”）请教、征集党史“活”资料。在周庆炎的号召推动下，县委党史联络组还在全县建立健全了乡镇街道党史工作联络网络，从他们那里抢救了许多渐行渐远，甚至被尘封的红色记忆。如《红潮》一书中记述的革命烈士、湘鄂赣特委书记吴本德一家的革命史，就通过吴本德嫂子罗式南在1992年90岁高龄时写的《罗吴家史》中找到了相关资料。

在广泛、深入、细致地征集党史资料的过程中，联络组“一班人”发现了许多可以独立成册的史料。周庆炎等与县史志档案局一碰头，决定在正本编撰出版前先行编撰出版部分图书。2001年，反映长沙县解放50年来党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功伟绩的《沧桑巨变五十年》一书出版，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近100万字，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中共长沙县委大事年表》《沧桑岁月辉煌历程（画册）》《学前贤知荣耻树新风（挂图）》《历史的印记》《光辉的历程》等党史资料又相继汇编成册，成为重要的资政图书。

2004年，党史正本进入写作阶段后，周庆炎与县委党史联络组“一班人”更是慎之又慎。他首先带领联络组“一班人”反复学习中央、省、市党史部门编撰的权威著作，给县党史正本定调和把握基本脉络。周庆炎想方设法提高党史正本写作质量：一是让文字功底好的联络组成员担当编撰重任；二是采取特约聘请的方式，先后请了4位文字功底好的人为特聘顾问；三是面请省市党史专家最后把关。正本送审稿送县、市、省相关领导专家评审后，他又多次带人上门请教或请曾在长沙县工作过的老领导到县委党史联络组来面谈听取意见，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正本五易其稿后，终于在2009年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历经9年时间编撰、近百万字的《中共长沙县历史》成为长沙县编撰党史基本著作的一个里程碑。

周庆炎带领的联络组一班人，在党史正本出版后，并没有停下编撰党史著作的脚步。党史正本出版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又陆续编撰出版了《红潮——长沙县尊阳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春风——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长沙县资料汇编》《大写的乡亲》《长沙县百年风云人物》等党史著作，这些都是对党史正本很好的补充。2014年，他们更是编撰出版了100万字的《长沙县通史》。2017年，由周庆炎总撰稿、总策划，录制了自2011年后历任长沙县委书记、县长的口述史《崛起中的新城——星沙城市建设史》，填补了长沙县无口述史这一空白。

另外，因为县史志档案局的工作职能是一个三合一的关系，县委党史联络组还协助县史志档案局编撰出版了1本县志、4本年鉴，并编撰出版了一部《长沙县风物拾遗》的读本。据统计，县委党史联络组成立以来，也就是周庆炎任联络组组长的这18年间，县委党史联络组与县史志档案局合作编撰出版的书籍共有22种28册，总字数逾千万字。

竭力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

“资政”是党史工作重要功能。作为一个曾经在一线岗位上工作过，积累了不少理论、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有了党史联络组这样一个平台，周庆炎一直以“资政”为己任。经过反复酝酿，周庆炎决定从自己最为熟悉、中央也极为重视的“三农”问题中去寻找课题，编写调查研究文章。

2006年，周庆炎注意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了20多年后，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家庭经营的小生产也逐渐暴露出与大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农村中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开始涌现，表现出很强的生机和活力。他敏感地想到，中国农业合作之路必将以一种更新的形式发展起来。带着这个问题，他深入到曾被毛泽东主席表扬过的武塘农业合作社所在的武塘村作了一次深入调查，撰写了《武塘村农业合作之路的回顾与思考》。文章总结了武塘村5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剖析了当时发展农业的“三无”“四难”的困境，记述了他们建立奶牛生产合作的事迹，提出了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与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四大措施。这一文章受到了县委领导重视，刊登在2006年县委《工作通讯》上。同年，省委党史联络组编撰的第14辑《回忆录》也将此文收录其中。

随后几年中周庆炎先后撰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芙蓉国里产新茶》《一个偏僻山村的喜与忧》《一颗冉冉升起的现代化农业之星》等调研文章，从不同角度记述“三农”发展历程，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设想建议。这些文章分别刊登在省、市、县的刊物上，也摆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案头上。2017年，周庆炎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撰写一篇深度资政文章《长沙县茶业的回眸与展望》提交给县委、县政府，得到县主要领导高度评价。

2016年，新一届长沙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发展全域旅游的设想。周庆炎更加振奋，主动加压，以自己熟悉的农业问题为切入点，积极提供资政参考。通过广泛地调查研究，他撰写了《关于创新发展观光农业的几点建议》一文送交县委、县政府。周庆炎的资政文章，就是通过这样面对面的调研、实打实的思考、心贴心的建议，真正走出了书斋，走入了领导眼中，走到了操作层面。

“育人”是党史工作的又一重要功能。为了让长沙县红色家谱深入人心，周庆炎和联络组一班人与县史志档案局一起想了很多办法：一是扩大宣传面。长沙县的党史资料扩大到“八进”，无偿向全县的机关、镇村、党校、普通学校、社区、企业、农家书屋、社区少儿活动中心赠送各种党史著作和宣传挂图等；二是利用学校课堂讲党史；三是利用史志网站发文章；四是连续在县级报刊上开辟党史宣传专栏连载文稿，比如在县委主办的《工作通讯》月刊上开辟专栏《忠魂犹在》，挑选了20多位事迹特别感人的烈士写成专稿进行连载；五是开展党史知识竞赛；六是参与纪念活动。如杨开慧诞辰11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报刊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七是参与丰富纪念场馆工作。比如帮刘少奇天华调查纪念馆丰富展览内容后，该馆现已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课堂。2008年，他们还协助县委宣传部在星沙广场举办了“长沙县改革开放30年大型展览”；八是利用各种会议作宣传。比如2016年为迎接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开慧纪念馆召开“红色湘女之情”座谈会，周庆炎带领联络组和县档案史志局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编辑了《自是花中第一流》赠送给与会者。县妇联也将此书发到全县妇联基层组织号召广大妇女学习。

促成“革命烈士后代幸福计划”实施

2010年6月15日，周庆炎和县史志档案局的同志代表全县党史工作者，去看望、走访、慰问部分双江镇革命烈士后代。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次平常的走访活动，却成为后来全县实施“革命烈士后代幸福计划”的起源。

双江镇是长沙县唯一的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以前牺牲的双江籍烈士就有289人，居全县之最。这次的革命烈士后代走访活动，在聆听老人们深情追忆父辈、祖辈为红色政权建立的奉献与牺牲，感受老人们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愛戴与感激的同时，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这些革命烈士后代家中的情景：有的烈士光荣牌挂在四面透风、墙壁开裂的土坯房上；有的家里看不到一件好一点的家具；有的40多岁还是个单身汉；有的疾病缠身无钱就医。在深度调研中，周庆炎他们了解到，由于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双江镇大部分烈士后代老弱病残情况严重，生活极度贫困。据双江镇有关人员介绍，全镇烈士后代约有70%还比较贫困，约30%的烈士已没有后代。周庆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们，不仅是革命的精英，也是家庭的精英，是家里生产、生活的主心骨、顶梁柱，烈士们的牺牲，使他们的家人从此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和依靠。

这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的家庭，我们还能让他们再流泪吗？强烈的情感冲击让周庆炎回去之后，又迅速对全县进行调查，发现全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全县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革命先烈594人，留下的革命先烈子女（媳）97人，孙子女（媳）231人，共328人。他们中，大部分由于疾病、意外事故、居住位置偏远等原因，家庭条件较差、生活依然贫困。其中无房或住危房的93户，需要进行建房补助的91户，需要进行生活补助的62人，需要进行定期补助的121人。

周庆炎心情十分沉重，夜不能寐。他觉得自己必须为这些革命烈士后代做些什么。在2010年底的一次全县老干部座谈会上，周庆炎向大家讲述了双江革命老区革命烈士后代困难家庭的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2010年12月17日，县委常委会议听取全县党史工作汇报时，周庆炎再次将上述情况作了汇报，引起县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县委书记杨懿文指出：长沙县是革命老区县。一大批为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的牺牲与贡献，换来了我们当前的幸福生活。饮水思源，感恩反哺，为帮助革命烈士后代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我们应尽快制订切实可行的帮扶救助方案，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当场指示，由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王益枝和县委党史联络组组长周庆炎共同负责，相关部门配合，制订相关方案。

2011年6月28日，在长沙县第十二届党代会闭幕式上，长沙县“革命先烈后代幸福计划”正式启动。县委倡议成立“红色关爱基金”，385名与会代表现场捐款24.27万元，随后，长沙县财政2011年、2012年分别安排150万元、200万元专项资金，全县党员缴纳特殊党费180万元，总计645万元全部汇入“红色关爱基金”，确保“幸福计划”开展。与此同时，“革命先烈后代幸福计划”还制订了“助学、助医、助居、助创业”的长效机制。从启动“幸福计划”至2012年12月底，全县共慰问革命先烈后代家庭506户，发放慰问金95.9万元；“助居”102户，补助232万元；“助学”在原有资助标准上每人提高1000元；“助医”在民政同类大病救助标准上，每人次提高救助标准50%。

长沙县实施“革命烈士后代幸福计划”，《长沙晚报》及时报道，随即新华网予以转载，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2011年8月，许光达大将之子许延滨将军回乡时，欣然为“幸福计划”捐资1万元。《湖南日报》2012年6月12日刊发评论文章《缅怀历史，倡导感恩文化》，高度评价长沙县实施“革命烈士后代幸福计划”，认为：长沙县实施充满历史厚重感与人文关怀的“幸福计划”，这不仅是一种知恩图报的向善传统文化的全新诠释，也是彰显党史文化价值的有效尝试，更是一种民本至上执政理念的显性升华；既有示范作用，更具扩展效应；既体现着党委、政府对革命先烈后代的民生关怀，更重要的是向广大干部群众传播感恩文化，推动全社会形成“传承红色记忆，建设美好家园”的社会风尚。

由于周庆炎的突出贡献，他被评为全省党史联络工作先进个人。周庆炎说，虽然是他个人获得了全省党史联络工作的荣誉称号，但县委党史工作成绩的取得是联络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对联络组成员的事迹，他娓娓道来：2005年加入联络组的李树凡，2014年因长时间坚持加班加点伏案工作，造成腰肌劳损，两次住进医院。2015年为了修改《长沙县通史》稿，到上海去探亲时他还把手头上的稿件带了过去；2005年，年届76岁的曹增皋病倒了，住进了湘雅医院，他怕耽误了《中共长沙县历史》写作任务，把文具文稿带进了医院，把病房当作写作室。2007年底，《中共长沙县历史》初稿完成，县委领导劝他全退回家休息，他坚决不肯；县委党史联络组两位副组长张竹清和胡建中多次因病打点滴，都把办公室当注射室，药瓶子挂在窗户上，针头插在左手上，腾出右手写文稿。“左手打点滴，右手写文章”被传为佳话……

周庆炎说，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工作，真的时时都是感动，步步都有干劲。正是因为有了周庆炎这样一个凡事身先士卒、身体力行的组长，才有了这样一批信仰坚定、无私奉献的成员。周庆炎本人有过1964年被评为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1979年和1982年当过两届省劳模这样的经历，那我们不难理解，在联络组工作期间，他一直笔耕不辍，除了参与党史著作的编撰，他本人还为省《回忆录》、市《回忆与思考》、县报《星沙时报》、县委专刊《星沙论坛》撰写党史宣传稿多达20万字，汇编成了《醉心史海》一书；我们不难理解，2016年夏天他在华夏医院动手术切除肿瘤时，为了及时把《长沙县历史陈列馆》陈列方案修改出来，不听医生劝阻，硬是提前出院，在家里系着绷带，斜靠在围椅上修改稿件；我们也不难理解，从2016年开始，周庆炎因年近80岁已经连续3年提出请辞县委党史联络组组长职务，却在县委书记的挽留下又一直把联络工作干到了今天……正是周庆炎说的，他一个贫苦农民家出生的孩子，是党比母亲更精心的培育，他才能成长为一个能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这份感恩之心，使周庆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颗为党工作为党奉献的红心和动力，在联络工作的道路上执着前行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