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晚秋，32岁的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怀念在湖南一师的读书岁月以及那时志同道合的诸位友人。在毛泽东的这些友人中，最重要的一位当属蔡和森。那些年，他们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并称“毛蔡”。

“人生少年结合至重要”

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识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分别从湘潭韶山冲和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来到省城长沙求学。毛泽东入湘乡驻省中学，随后考入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春，四师并入一师；蔡和森入铁路学堂。一师创立后，蔡和森于1913年秋考入。从此，两位有志爱国青年相聚到一起。

在一师，毛泽东和蔡和森均以思想进步、知识渊博、文章出众而闻名于全校。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他们的宏论、见解，在同学中有广泛的影响，并受到进步教员们的赞赏，特别是二人的恩师杨昌济。1920年1月，杨昌济在病中写信给他的好友章士钊：“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李立三也回忆道：“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的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毛泽东与蔡和森除刻苦学习外，还积极进行身体和意志方面的锻炼。蔡和森由于患有哮喘病，体质较弱，曾采用静坐的方式锻炼。毛泽东对于静坐法不完全赞同，认为要野蛮体魄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在毛泽东的鼓动下，他俩冒着暴风骤雨登岳麓山，在脚上绑着沙袋跑步和爬山，无论春夏秋冬坚持早晚冷水浴，冒着寒风结伴到湘江游泳，专门在刮风下雨下雪时脱掉衣服在户外暴走，称之为风浴、雨浴、雪浴，来锻炼自己的意志。据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蔡和森对毛泽东十分推崇，他劝友人沈宜甲说，必须与毛泽东成为好友，“人生少年结合至重要”，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坚如铁”。

毛泽东与蔡和森还特别重视接触社会、接触实际，读“无字之书”。1918年春夏，毛、蔡二人穿着草鞋上路，身无分文，行李只有一把雨伞、一条毛巾、几件换洗衣服。他们沿洞庭湖南岸东岸，途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地，一路帮农民写信写对联，与私塾先生搭讪谈论诗书，在乡民家留饭留宿。回家后，蔡母葛健豪问他们没钱是怎么撑这么久的，蔡和森总结为：“见人说话，遇事帮忙。”

毛泽东和蔡和森还喜欢结交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油印的“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经过两年的努力，毛泽东和蔡和森身边就聚集了20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岳麓山上，橘子洲头，留下了他们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也留下了他们“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矫健身影。他们还经常到蔡和森家里聚会，探讨问题，一谈就谈到深夜，有时还谈到天亮。毛泽东多年后提到，他们那时只愿谈大事，谈人的本质、谈人类社会、谈中国、谈世界、谈宇宙。这样的讨论有上百次。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等人在蔡和森家里成立了新民學会。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成立后，就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创造新的环境，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经常考虑。同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来更好地施展抱负，也是大家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恰在此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写信告诉他们：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正在筹办赴法勤工俭学项目。杨昌济的来信犹如雪中送炭，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18年6月下旬，学会正式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大家推举蔡和森、萧子昇“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先行赴北京接洽。

1918年6月，蔡和森只身进京，为新民学会诸友打前站。经杨昌济引荐，他拜访了蔡元培，了解了勤工俭学的细节。经蔡和森奔走铺路，1918年8月，毛泽东、张昆弟、萧子昇、罗学瓒等人也来到了北京准备赴法。经过一番筹措和努力，赴法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毛泽东和蔡和森又商定：为了扩大新民学会的影响，蔡和森“出洋”，到法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通过书信互通国内外的信息与思想，在国内和法国共同发展新民学会，寻求复兴中国的道路。

“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919年12月15日，蔡和森、葛健豪、蔡畅、向警予等中国第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乘坐邮轮赴法。从此，新民学会以毛泽东与蔡和森为首分成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两部分之间，通过书信往来连成一个统一整体。虽然分处两地，但毛泽东和蔡和森仍然心心相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立场一致。

在赴法的漫漫海上旅途中，蔡和森和向警予经常一起观看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两人渐渐萌发情愫。1920年6月，他们在法国的蒙达尼正式结合，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他俩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这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蔡和森将这一好消息分享给了在国内的挚友毛泽东：“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闻知此讯，极为高兴。他在1920年11月26日致革命友人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封建婚姻的腐朽程式，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随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实际上也是“向蔡同盟”模式的再版。

在法国，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舍此无方法”，主张组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也有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认为应该用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方法救中国。如萧子昇等人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的，革命也是无穷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间严重的意见分歧，在1920年7月召开的蒙达尼会议上彻底公开化和白热化。然而，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各自拥有一部分支持者，谁都没有形成压倒对方的优势。

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和萧子昇分别将各自的主张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征求毛泽东的意见。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还在信中特别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建议毛泽东立即物色人物，着手建党的准备工作，说：“此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此外，信中他还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和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联系，与俄国打成一片等。萧子昇也将自己的主张写信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早就与蔡和森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加之两年来的实际斗争经验，认为“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行不通的。他在给萧子昇、蔡和森并在法诸友的信中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于子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蔡和森还在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他说：“我以为现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并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毛泽东接到蔡和森这一信后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正是在相互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毛泽东和蔡和森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共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革命理想并肩战斗

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蔡和森始终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患难与共，并肩作战。

1921年12月，蔡和森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归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他便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党的二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宣传部长，负责主编《向导》周报。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愿望。他在同毛泽东的通信中谈到建党的部署时，还特别强调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党的二大决定由他筹办党的机关报后，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并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和环境，将报纸名称拟定为《向导》周报。作为蔡和森的好友，毛泽东也大力支持《向导》的工作，担任该报的编辑委员，不仅撰写稿件，还参加编稿工作。《向导》出版后，成为了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成为了4亿中国同胞思想心灵上的“向导”。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着重讨论如何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和毛泽东一同出席。会后不久，他们同赴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公开以“王姓兄弟”相称，同住上海闸北的一栋楼里——蔡和森夫妇住楼上，毛泽东夫妇住楼下。当时，毛泽东负责党中央的秘书工作。国共合作建立后，他与向警予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工作；蔡和森仍主编《向导》周报，主持“家务”的则是杨开慧。他们在各自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共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一同主编《向导》周报，有时还一同深入到工厂举办工人夜学。他们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在工作上相互配合，真是亲如兄弟。

五卅运动后，毛泽东辗转湖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蔡和森则赴苏联驻共产国际。1927年春，中国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如火如荼。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了湘中5个县，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指出：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只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段时间，蔡和森虽然不在国内，但他与毛泽东的思想始终相通。1927年4月，他从莫斯科归国，途经湖南时作农民运动演说，指出：“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谁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可以得天下”。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一致性，加深了他们的革命友谊。在党的五大上，他俩又针锋相对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党的五大后，针对许克祥发动反革命叛乱的情况，蔡和森提出积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扩大工农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的正确意见，建议党中央“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然而，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陈独秀的采纳。不久，汪精卫召开“七一五分共会议”，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遭受惨重失败。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蔡和森与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接受了毛、蔡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可是，会议成立新的党中央領导班子时，共产国际代表拟定的新的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只有蔡和森，而没有毛泽东。蔡和森表示反对，因为他认为“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也未在列，而我却依然在其中”，因此，他提出：“毛泽东进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彭公达应进入正式名单”，“我要求，不要把我加入名单”。也就是说，蔡和森宁肯自己退下来，也建议要把毛泽东加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事后，有人攻击蔡和森，说他这是“想组织湖南左派”。蔡和森大义凛然地声明：“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所欢迎。”结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成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蔡和森先是被党中央召回派到北方局做恢复北方党的地下工作，尔后又先后两次赴莫斯科。这段时间，他们虽然工作不在一起，但他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党的六大上，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主张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这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高度契合。

毛泽东和蔡和森这对青年时代结识的至交好友，始终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此乃彼此人生的一大幸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叛徒出卖，蔡和森于1931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残忍杀害，年仅36岁。从此，毛泽东失去了这位志同道合的知己。1939年，毛泽东与老同学萧三谈到蔡和森牺牲时说了很短的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接着，他良久沉默。或许，在毛泽东看来，对蔡和森的评价，再多的语言文字也不为过，但过多的语言文字又成了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