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

日前的一天，一位和我在初中、高中都是同班的老同学来我家做客时，当他在我的摆有千八百本各类书籍的书橱前游览一番后，拿出一本书问我：“这本没书皮的书你咋还保存着？”我从他的手中接过一看，见是《革命烈士诗抄》一书，就说：“我的这本书的来历你是清楚的，而且当年在高中读书时你还向我借去看过，我想你是不会忘记的。我为何要珍藏这本书？不说这本书是对青少年和人民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良好读物，仅就我拥有这本书的过程而言，尽管这本书早已经没了封面和后面的十多页，但我今后還是要一直珍藏着的。”

这位老同学的造访，勾起我对珍藏了52年的“残缺不全”的《革命烈士诗抄》一些往事的回忆。

我虽然从懂事起就喜欢看书，但因为家庭生活拮据，所以在中学时代读书时从来也没有买过书，想看书只能借同学的。1965年3月的一天，正在初中三年级读书的我听说同班同学×××买了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著名诗人萧三主编。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版。1962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第2版为“增订本”。“增订本”共收李大钊等89位革命烈士的194首诗词；扉页后面依次有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谢觉哉的题词，主编萧三为第1版写的代序《致读者》，为“增订版”写的增订本序《再致读者》），就赶紧找他去借。可他却说：“你来之前我都答应三个同学了，而且书现在也没在我手里。先来后到，你是第四个，十天后我一定把书借给你看，因为每个同学只能看三天。”十天后的中午放学后，×××把《革命烈士诗抄》借给了我，并说三天后的中午一定要还给他，他好借给下一个同学。可是快到还书时间时，却还有30多页没有看完，这是因为我“边看边抄”了，就是把书中的20多首诗歌抄在了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

为了能看完又能按时还书，因此我就在第三天上午的第四节班主任老师语文课的课堂上，把书放在课桌下偷着看了起来。让老师发现后，不但书被没收了，而且我也被驱出了课堂。事后，当我去向老师检讨并要书时，老师说：“再过三个多月就要考高中了，你还有精力看课外书，高中你是不想考了？书我一定给你，但得等你考上高中以后。”一听老师说等考上高中再把书给我，我急忙说：“老师，这书是×××借给我看的。他已经答应好几个同学看这本书了。您要是不把这本书给我，同学们都要埋怨我的。”老师听我这么一说，就说：“这书我更不能给你了。是不是咱们班已经有不少同学都看过这本书了？书确实是一本好书，但现在即将要中考这段时间里谁也不能看，就放在我这保存吧。”因为书被老师锁在了办公室的卷柜里了，所以想看这本书却看不到的同学都埋怨我不应该在课堂上偷着看。当一个同学让我去买一本给大家看时，另一个同学却说：“行了，你就别难为他了。书店要是有《革命烈士诗抄》，我早就去买了。”一向与我十分要好的×××怕我因为还不上书而“上火”，就对我说：“你别着急。书被老师锁起来更好，省得谁都向我借了。等你考上高中，老师把书还给你，我也不要了，就留给你作纪念吧。”同年7月末，当我到班主任老师那去取高中录取通知书时，老师也同时把那本《革命烈士诗抄》还给了我，并鼓励我上了高中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三年后再考上大学。当我去向×××还书时，他虽然没有考上高中，但却说话算数，把书送给了我。

1965年8月，我开始高中时代的学习生活后，因为好几个也考上了高中并与我分在同一个班级的初中时的同班同学知道了《革命烈士诗抄》已经“归我所有”，于是就都来向我借这本曾被老师没收而没看到的书。就这样，这本《革命烈士诗抄》又开始在班级中传看起来。最后，因为传看的同学太多，竟被“看”得“面目全非”。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因为《革命烈士诗抄》中的瞿秋白、王若飞等已被打成“大叛徒”，和我同为“一派”的一个同班同学问我：“《革命烈士诗抄》中有的作者已被定为‘大叛徒了，你咋还保存那本书？现在都在烧‘封资修的书，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说：“也就咱们班的同学知道。我估计谁也不会‘揭发我有这本书，别看咱们班分成了‘两派，我和谁的关系一向都是很好的。这本书我不能烧，因为我感到那些革命烈士写的诗太好了。革命烈士现在怎么又成‘叛徒了，真让人搞不明白！要是真有同学‘揭发我，你就给我作证，说你亲眼看见我把《革命烈士诗抄》这本书烧了，不就完了。”真得感谢我的那些知道我有《革命烈士诗抄》的同学，因为他们谁也没“揭发”我，才使我的这本书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烧掉。

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革命烈士诗抄》“重见天日”又出版发行，后来还多次再印。但我却没有去购买新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而是一直珍藏着这本“残缺不全”的《革命烈士诗抄》。这是因为这本书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之中。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