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上

缪伯英， 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现开慧镇飘峰山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先后在北京、长沙、武汉和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29年10月因伤寒抢救无效在上海辞世，逝世时年仅30岁。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成长

1919年底，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的缪伯英得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社会的向往，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社会”的理想，加入了这个团体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因为参加社会活动，她在女高师的学习延长了一年，直到1924年秋季才毕业），租了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做女子工读互助团活动的地点。

由于缪伯英和姐妹们的积极努力，女子工读互助团存在的时间较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3个组都长。在第一组、第二组1920年3月停办以后，她们还继续坚持了好几个月。直到1920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刊登有女子工读互助团招揽缝纫的广告。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第六卷九号以“女子工读互助团”为题，刊登了缪伯英等人的照片。

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还专门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看望过缪伯英。毛泽东在1920年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咏）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狠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

除了加入女子工读互助团外，缪伯英还积极加入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组织。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十几人在北京最先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国焘等，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缪伯英也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据罗章龙1979年回忆，缪伯英在“研究会”中同他们一起研读讨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及《新青年》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虽然她没有能够到苏联去，但她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联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奉李大钊的委派，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成长为一个坚毅、沉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据当时常和她在一起学习工作的革命老前辈说，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1月，缪伯英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据张国焘晚年回忆：“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9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40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注：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数成为共产党员，也是北京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接着，缪伯英参加了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她是当时各地相继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少有的女同志。据晚年的张国焘回忆：“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在积极开展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4个人（注：无政府主义者因政见不一，此时已经友好退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9个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就扩大为15个人。”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她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例如，她在1920年12月15日写的、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家庭研究》杂志第三期上的《家庭与女子》一文就是如此。她在文中写道：

“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

“应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道路上走！”

她在文章中指出家庭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人类创造出来，也可以由人类加以改革变除的。这种变革，对破除当时中国封建家族制度有进步意义，对当时妇女打破家庭牢笼，参加社会革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缪伯英由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也是当时最早的女党员。

1921年秋，缪伯英和何孟雄結婚，婚后两人住在北京景山的中老胡同五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取道北京，就住在他们家里。他们两人一面读书一面工作，被同志们称为“英”“雄”夫妻。

积极从事革命工作

中共一大后，为有效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主任张特立（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并在北京、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立分部，邓中夏、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烬美等曾任分部主任。1922年7月18日，总部被英“租界”当局封闭后迁往北京，办事处设在北京大学二院学生宿舍内（今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9号），主任是邓中夏。总部迁到北京后，缪伯英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她和丈夫何孟雄等人根据党的指示经常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深入工人群众和家属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她还担任中国劳动党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编辑。

这一年的8月，党决定在北京组织公开的“民权运动大同盟”，由蔡和森、高尚德、范鸿吉、刘仁静、缪伯英等10多人发起成立。在8月20日的筹备会议上，缪伯英和蔡和森、高尚德、范鸿吉、郭春涛、刘仁静、邓黄、罗澄、刘范科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各项事务。接着，他们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出启事，“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姐妹们都一律欢迎”。24日下午，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邓中夏为主席，出席会员400多人。会上通过了宣言大纲和章程。宣言中特别强调了该会目前要进行的工作。其中一项是：“要求国会在宪法上确定人民的各种权利，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等的绝对自由，采取普通选举，制定劳动保护法及决定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一切平等权利。”

1923年2月，震动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爆发。罢工开始不久，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从武汉回北京，与中共北京大学支部的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等，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北京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京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动的宣传品，并到长辛店等处组织救护受伤工人和援助失业工人的工作。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会上，缪伯英代表女界，与高尚德、何孟雄等相继演说，对内政表示不满，呼吁国民“起而澄清”。

同时缪伯英还积极支持丈夫何孟雄组织开展铁路工人运动。1922年，李大钊利用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矛盾，经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允许，派遣张昆弟、安体城、陈为人、何孟雄、包惠僧、袁子贞6名共产党员到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铁路以密查员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春，何孟雄以京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到达张家口，他和共产党员张隐韬等一起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车务工人同人会”，并介绍先进工人李泽入党。6月份，他们又发展了康庄车站工人李连生、周振声入党，建立了张家口的第一个党小组，对外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何孟雄、缪伯英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采取“隐蔽斗争、秘密联络”的方针，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924年春，中共京绥铁路支部成立，书记何孟雄，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

这一时期，缪伯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北京地区的群众爱国运动。李大钊对她“十分赞赏”，并称她为“宣传赤化的紅党”。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向敌人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等，北洋军阀政府密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党组织安排缪伯英返回湖南长沙枫树湾老家暂避。

以身许党

1924年10月，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出面聘请返回长沙的缪伯英担任一女师附小主事。1925年1月31日的湖南《大公报》上为此刊登消息：“徐新校长已聘定缪君伯英（女师毕业后去岁又毕业女高师）充当主事。”于是，缪伯英和她的丈夫何孟雄于1925年2月1日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知道情况后，请缪伯英同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1981年1月5日回忆：“缪伯英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一个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同志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诚，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

一女师附小是我党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常有地下工作者来接洽。他们往往化装成贩卖笔墨的行商，这些笔商中就有滕代远等同志。附小除缪伯英、何孟雄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命，担任附小的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长沙市落星田巷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表，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民主管理学校。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顽固派纷纷向校长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掩饰地说：“她的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3月19日，在湖南大规模追悼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逝世的筹备会上，缪伯英与李维汉、熊亨瀚、田波扬、郭亮等同志一起，被选为“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的职员。在4月18日的正式大会上，缪伯英组织的女师附小演讲队与李维汉、萧子璋、易礼容等，分别演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史，宣讲最近召开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主张。19日，为追悼孙中山先生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缪伯英组织的女师附小60个人的花圈队，走在孙中山遗像前头。

1925年6月，上海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各界立即组成“湖南青沪惨案雪耻会”，领导罢工、罢市、罢课。缪伯英和李亚农、毛泽覃、徐特立、曾三、赵先桂等被选为执行委员。湖南女界在五卅爱国运动中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长沙的女学生们“袜套草履”，参加了6月5日举行的“青沪惨案”湖南市民示威游行，高声疾呼：“同胞们，快来革命、革命、革命！”

1925年底，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共、分裂，不仅在上海设立了伪中央党部，公开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对立，而且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所谓的“清厘党籍”运动。湖南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处”，并登报宣布，把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夏曦、郭亮、易礼容等六人永远开除党籍。此时，广州国民党中央坚决要求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维护全党的统一。缪伯英受命去广州出席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在缪伯英故居陈列着的一张大会合影中，就有毛泽东、缪伯英等共产党员的身影。

1926年3月，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缪伯英与中共湖南省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夏明翰、肖述凡等先后演讲，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史及革命主张。缪伯英在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讲中，针对国民党右派对广州国民党政府的攻击，热情介绍了正在筹划北伐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政绩和情况。北伐前夜，中共湖南省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3月9日召开了长沙市民大会，通过了“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政府”“北伐讨吴”“速开国民会议”等24条“对湘局的主张”。大会决议组成带政府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当选为三常委之一。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3日，赵恒惕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从长沙仓皇逃走。

1926年4月7日，缪伯英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出席了省党部妇女部发起召开的“追悼北京死难烈士”筹备会。会上，缪伯英报告了开会的意义以及三一八惨案的详情。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烈士（杨德群、刘和珍、魏士毅、杨菊群、王盛志）大会，于4月11日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拟出通电国民党请求北伐等8项议程。缪伯英被推举为筹备处副主任。11日的大会，由缪伯英代表女界主祭并宣读祭文。到会女界各团体2000多人，齐声哀唱追悼歌：“我不争自由，孰许我自由？女子渐觉悟，吾辈出头。誓愿扶弱锄强，一死千载留芳。呜呼，我同人其毋忘。”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此时，缪伯英也由长沙来到武汉，住在武昌东湖。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書记蔡畅做妇女工作。

1927年7月中旬，武汉政府背叛革命，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何孟雄、缪伯英转入上海。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书记。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曾化名刘元和、廖慕群。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形势非常复杂，环境非常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因此，各国租界他们几乎住遍。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得了伤寒，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阖然辞世，逝世时年仅30岁。缪伯英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还不到1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你要坚决斗争到底，直至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在龙华壮烈牺牲，缪伯英遗体就此遗失。缪伯英、何孟雄的两个小孩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囚禁一年多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之中，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