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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徐特立与南昌起义

2018-11-26徐禹强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18年11期
关键词:徐特立起义军南昌

徐禹强

腥風血雨中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到15日,上海工人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员牺牲。我的大姑妈徐静涵因参加上海赤色工会活动,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在狱中受刑,腿部留下了残疾。她的丈夫黄宪章单方面登报声明离婚。从此,祖父与我大姑妈失去联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父才与离别22年的女儿在北京相见。

5月20日晚,祖父和他的学生熊瑾玎住在长沙城梨头街。深夜他被从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惊醒,得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他担心学员安全,立即奔赴讲习所,却被戒严士兵阻拦。次日,所有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均被捣毁,被捕杀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祖父叫熊瑾玎立即化装转移出城,自己则选择留下来。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20多天时间,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我的伯父徐笃本是县农民协会主席(19岁开始担任)、共产党员,在事变中被追杀,渡浏阳河时牺牲,年仅21岁,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祖父带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陈炳人转移到离五美乡15里远的道渡老塘冲农民章星德家。白天,他与章上山打柴,晚上秘密集会,重新组织了一支由四五十个农民组成的梭镖队,同反扑的恶霸地主坚持斗争,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后被长沙城派来的“清乡”军队打散。党组织派人找到祖父,几经转移,祖父才在离城20里远的黎尚瑾(祖父学生、共产党员)家住下。在这里,祖父与罗迈(李维汉)相逢,师生相互诉说“马日事变”后各自的遭遇,交换对革命形势的看法。谈到加入共产党时,罗迈说:“湖南省委曾指派薛世纶与我祖父联系。”

在国共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即将摊牌的最后时刻,祖父来到武汉,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人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还有的人甚至成了叛徒。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减到一万余人。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有1000多万名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解散。人数众多的中间派随着政治形势陡然逆转,大批“右转”,革命处于低潮。祖父就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经李维汉介绍,在汉口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祖父后来说:“1927年,我去武汉时,家里留下你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离别时,我再三叮嘱你祖母好好教育子女,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坚持把五美高级小学办下去。”当时小姑妈徐陌青11岁,我父亲徐厚本不满10岁,表姐徐舟3岁。在武汉,祖父会见了学生毛泽东、周以栗、张国基等。师生长谈,毛泽东把中国时局、中共中央精神以及武汉形势告诉我祖父,并且认为他年高位重,在湖南教育界有崇高的威望,建议他仍回湖南工作。

对此,在纪念徐特立同志诞辰105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徐特立同志是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很多共产党员人头落地,不少动摇分子纷纷脱党和隐退的严重关头,毅然决然地走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的。这不仅显示了他有惊人的革命胆略,更重要的是表明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能够看到光明的前景,当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同党和人民一起去斗争,这是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的。徐特立同志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很有必要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唤起这种精神,在青年中间发扬这种精神。”

争取姜济寰起义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迅速报告给共产国际。同时,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此外,中央还为起义筹措经费,增派干部,并相约国民党左派人士赶往南昌。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人于7月底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27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率暂编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周恩来也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30日晚举行暴动。28日,起义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同日,祖父与方维夏、张国基、易礼容化装成商人,先乘小火轮到九江,后转火车,28日到南昌。周恩来、贺龙派人到车站把他们接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

此时,南昌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前夜,各方力量云集,气氛异常紧张,国共双方都在力争江西省政府的地方武装。姜济寰是左右江西省政府的实权人物,1926年他随北伐军到达南昌,先后担任江西省政府财务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鉴于姜的地位和影响,争取姜参加起义至关重要。朱培德派他的秘书长徐虚舟到南昌,软硬兼施拉拢姜。

祖父将他与姜的多年情谊告诉周恩来,他们商量后,祖父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省政府。姜收到信,即派一抬四人大轿接我祖父。祖父见姜如此重情,欣然前往,老友重逢,都非常高兴,彻夜交谈。祖父晓以大义,并用大量事实说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不得人心,终将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姜保持自辛亥革命以来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审时度势,坚持进步,不要倒退。挚友推心置腹的话语,使姜决定放弃高官厚禄,参加起义。

30日晨,中共代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系马桩驻地召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起义日期被迫推迟。31日,前敌委员会继续开会,经过数小时辩论,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但因贺龙部第一团副营长赵福生告密,起义提前了两小时。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部队两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祖父与姜济寰坐镇姜公馆。凌晨,起义枪声打响,省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打电话告急。姜指示:“情况不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这样一来,就拖住了省警备部队,待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被起义军包围时,姜即命令警备队“一律放下武器”。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民国日报》刊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谭平山、宋庆龄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上午,在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西华厅,召开了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和起义领导人共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推举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林伯渠)、贺龙、郭沫若、黄琪翔、恽代英、江浩、朱晖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彭湃、苏兆征、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决定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

2日下午,在贡院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就职宣誓典礼。各团体代表数十人、民众团体200余人和农工商学兵各界数万人到会祝贺,盛况空前。大会颁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公布了秘书厅、参谋团、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工农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党务委员会人员名单。祖父被任命为党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姜济寰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委员。

3日,姜济寰以江西省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江西省政府布告》。

南下途中攻打会昌

8月3日,起义军根据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开始撤离南昌城,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北伐。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和祖父率部担任前锋。

距南昌城190里的抚州(今临川)是起义军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一路上没有遇到敌军抵抗。6日至8日,起义军陆续到达抚州。各界群众列队在大道两旁欢迎,并在曾家园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部队在这里休整一周,得到补充。

11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45次会议决议:共产党员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一律通缉拿办。其跨有本党党籍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

12日,起义军离开抚州,沿崎岖的山路,经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钱大钧两个师、两个团共9000人已到达瑞金、会昌一带,准备阻截起义军。桂军黄绍竑部10个团也赶来增援。

26日,起义军击溃钱大钧在瑞金北30里壬田的两个团,乘胜进占瑞金。指挥部决定抢在黄绍竑部赶到前击溃会昌的钱大钧部,再行南下。打會昌,是南下途中第一仗,也是一场恶战。钱大钧部二十师、二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补充团共10个团,以会昌城为中心集结,在城东北高地、城西北山头一带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桂军黄绍竑部约7个团,集结在白鹅墟附近地区,企图堵击起义军。祖父、周逸群率三师与教导团和六团组成左纵队,进攻会昌东北高地。

30日凌晨,进攻会昌的战斗打响。六团未赶到,朱德、周逸群和祖父带着教导团向东北高地发起进攻。钱大钧的4个团,凭借有利地形顽抗,教导团反复冲杀,未能奏效。六团赶到后,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但由于进攻会昌西北山头阵地的第十一军右纵队夜晚行军走错了路,敌军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原来作为助攻的第三师阵地,敌人集中兵力向第三师猛扑,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均被击退。但第三师也打得很苦,伤亡很大,不但司令部特务连拉上去,连团部和师部官佐及勤务兵、伙夫凡有武器的,都投入战斗。

正当六团阵地危急的时候,朱德、周逸群亲临阵地指挥,祖父也来到六团前沿阵地。师部广大官兵担心他的安全,让他卧倒在树林中。鏖战到下午3时许,大家劝他离开前沿阵地,说:“战斗打得很紧张,伤亡很大,师长命令,无武器的人员一律撤下火线。老先生既无武器,年纪又这么大,理所当然要下去。请赶快撤到安全的地方!”特务连长文强也劝道:“徐校长,你还是向后撤吧!这里太危险了。”祖父却严肃地说:“师部的官佐和勤务兵都上火线了,我作为师政治部主任,怎能不上火线呢!”

随后,叶挺带着第十一军赶到,夺取了城西南制高点,扭转了战局,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攻入会昌,一鼓作气追击30里,钱部伤亡、被俘达6000人,余下3000人逃走。虽然起义军打得十分艰苦,也付出了伤亡千余人的代价,但最终取得了南下征途中的一次大胜利。

南下途中,不论是在盛夏烈日下长途行军、跋山涉水,还是征战沙场,年过半百的祖父始终与战士们在一起,一身汗、一身泥,每到一处,都做宣传工作。

起义失败转移上海

寻乌至东江一线,山路不好行走,且有敌重兵把守,天气炎热,起义军病员增多,再加上会昌战斗中增加了伤员,考虑到这些情况,起义部队只得改变原定取道寻乌直下东江的路线,改走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南下东江地区。翻越闽赣边境的武夷山时,祖父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病倒了。9月5日,起义部队到达长汀,高烧不退的祖父和他的学生、部属——在会昌激战中左腿负重伤的三营营长陈赓被送进当地福音医院。

对此,时任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后来回忆:“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的一座楼上,我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强乐观的心态,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稍好以后,常爱找些话题和我交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50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当时我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有三四十年可以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33岁,可是有时竟觉得自己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才刚刚踏上新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时,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愿望在我心中产生。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员,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继续医治。陈赓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同志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随部队走了。可是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他们清朗有力的话声,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祖父刚刚退烧,就和周逸群率部继续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直奔潮汕。23日,占领潮州;次日,又攻克汕头。祖父奉命率一部分队伍驻守潮州。30日,他带着警卫员去汕头,与周逸群研究工作,筹集粮饷。10月1日,在返回途中,祖父得知潮州被敌人占领,汕头已被迫放弃,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3日,祖父率从潮州退出的余部到流沙,与从汤坑撤出的贺龙、叶挺部队会合。4日,在天后庙一间细长的侧厅里,他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集的起义军将领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报告,检讨失败原因,布置善后工作:武装人员尽可能收拢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坚持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领导人由当地农会会员作向导向海口撤退,再转移到上海。于是,祖父脱下军装,取道广州、香港,历时半月到达上海。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将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而参加南昌起义是祖父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1966年4月,年近90岁高龄的祖父来到南昌,感慨万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挥毫,写下发自肺腑的诗:“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

〔本刊责任编辑 周静静〕

〔原载《百年潮》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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