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杰 郭占苗

摘要：进入新常态之后，苏州经济增长乏力。争取新一轮国家战略在苏州落地；引导民间资本向产业创新转移；重新定位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地位；扩大财政对于科技教育以及创新研发的投入，是实现苏州经济增长由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平稳过度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新常态 苏州 经济增长动力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苏州过去高速增长的经济战略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一路走低。同时，苏州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跨越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经济增长阶段，进入经济增长创新驱动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功能定位中，苏州需要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升级产业结构，避免未来增长会进入“高不成、低不就”状态。

一、国家战略扶持与民间创业潮都进入空档期

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规划”、中国制造计划都不是以苏州为重点。能否发掘培育类似工业园区的新增长项目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苏州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机会。民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使苏州工业落后于深圳：与杭州相比苏州没有发展起像杭州那样的电商模式，苏州由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民间资本进一步发展缺乏依托。如何降低企业发展营运成本，并培育新产业、新创业群体是未来苏州经济增长的最大活力。

就民间经济而言.改革开放已经快40年，民营企业家中第一代创始人逐渐谈出管理层，新的接班人和新的企业创业者远没有三十多年前的企业家精神，创业动力不足。有一些一代民营企业家宁可将企业资本撤出置换成房产也不想让下一代继续经营，送其出国的也不在少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苏州很有生存土壤，但如何激励新生代创业存在一定挑战。苏州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管理实践能力的培养都极其不利。

二、苏州经济增长拉动力减缓

过去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方面，它打破了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交通物流瓶颈，基建投资产生的需求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经过几十年不断投入.基建投资产生的拉动效率呈边际递减趋势.也导致产能过剩。由于地方债务的压力和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拉动效用的较低，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也难以发挥过去的作用。2015年，苏州全市新建学校292所，改扩建学校120所，但是相对于巨大的社会教育需求仍存在教育短缺问题。这方面苏州财政投入相对于广州、深圳甚至东莞、佛山都要欠缺。未来政策空间很大。

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消费需求稳定增长逐渐成为拉动苏州经济增长主动力。2016年上半年苏州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983万元，同比增长8.1%；巨大的人口红利和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使苏州有较好的消费需求水平。但同时，2016苏州出境游人均消费6125元排名全国第一.结果是高端产品与奢侈品消费有巨大的溢出。苏州拥有在全国良好的城市形象、健全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能力以及较好的国际合作经验，如果在高端品牌塑造与奢侈品生产方面取得进步，能有效增强消费需求潜力。

三、上海自贸区建设背景下苏州城市定位模糊

上海自贸区建设之后其制造成本增加制造业迁移出上海时，苏州并未很好的承接其产业转移。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外资工业加速向内地和海外迁移内地，对苏州产生较大冲击。目前在长三角地区，苏州相对于南通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城市，制造业投资区位优势下降；相对于服务业投资限制低的上海，服务业投资区位优势不明显。过去上海经济发展溢出效应延“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这一轴线展开的“雁型模式”难以为继。在长三角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南京与杭州经济体量更大、創新资源更多，与上海之间的引力作用更大。苏州需要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重新明确自身优势和定位。

四、对策建议

（一）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之后.培育、凝练新的具有全国代表意义的经济建设项目，通过宣传、报批使之成为国家战略。为应对苏州工业园区居高不下地价导致的企业土地成本上升问题，未来苏州各园区建设应考虑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分离，避免相互之间成本传导。苏州已有一定数量和等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应以政府为主体建立创新资源“黏结机制”，优化资本、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资源组合效率。

（二）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应从基础实施建设逐步向科技教育和研发设计转移。一方面各级教育投入涉及到校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实验实训设施购买以及生活服务设施引进，这在当前正是相当规模投资需求，能很大程度上缓解外资外移以及民间实体经济投资骤然减弱产生的投资需求压力。另一方面，扩大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培育着未来苏州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值；扩大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减轻了苏州居民的教育负担从而降低其生活成本，能有效平抑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