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亮

1958年，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华书局局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

阅读传统文化相关书籍，不能不提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是国家级古籍出版社，多年来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版物，古籍整理图书更是以品类齐备、质量精良享誉学林。

熟悉民国出版史的读者都知道，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她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大型出版机构几乎占了整个出版业的半壁江山，盡管也推出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大字典》等重要古籍文献和工具书，但那时的她是一个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范围非常广泛，甚至为政府印制纸钞。中华书局是如何与传统文化、古籍整理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出版重镇的呢？这就不得不从六十年前说起。

中华书局的独立经营

翻开《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不难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华书局的出书品类与此前和此后都大相径庭，多为财经、农业类书籍。其实这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其他大型出版机构一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当时隶属于财政经济出版社，所以出书也多以财经、农业为主。

1956年6月16日和7月2日，文化部党组两次写信，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汇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实行公私合营后的情况和关于改进工作的想法。同年12月，文化部党组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独立经营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中华书局独立经营的具体方案。

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办公地点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编辑部设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学和哲学四个编辑组。

1958年4月8日，全局大会召开，宣布中华书局独立经营。金灿然、李侃、宋云彬、赵守俨等相继调入，中华书局作为文化部领导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走向专业化道路，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古籍小组的成立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上对传统文化和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也越来越重视。1957年12月10日和1958年1月21日，齐燕铭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中宣部、中央书记处呈送《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及具体方案，很快得到批准。

1958年2月9日—11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召开，齐燕铭任组长，金灿然任小组办公室主任，并公布成员19人及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组81人名单，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哲领域的顶级权威，如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翦伯赞等学界泰斗，可谓群星璀璨。

会议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作为重点规划项目责成委托中华书局制定具体方案，开展相关工作，中华书局也被指定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至此，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专门机构和统一部署，而中华书局也自此与古籍结缘，奠定了后来的发展方向。

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后，文、史、哲三组分头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之后又调整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部分，共列入古籍500种。由此可见，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从源头上，就是服务于科研教学的专业性与服务于普通大众的普及性并重的。而这一方略，也影响了后来一个甲子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

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的“黄埔军校”

古籍文献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古籍研究与整理工作，既是专业性很强的科研工作，又是普及、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承担这一工作的主力军，就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方面的科研与教学机构。而这支队伍的创建，也要追溯到六十年前的古籍小组与中华书局。

1959年3月，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主持召开古籍小组第二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为解决古籍整理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教育部协商，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在多方努力下，同年9月，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除了语言文字、文学，多了一个文献专业，国内高校中文系“三文”架构正式形成，影响深远。

与后来出现的“委托培养”有着本质区别，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在古典文献专业的创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发挥了具体而重要的作用。当时的课程设置与授课方案，都是双方共同商订的；师资力量方面，中华书局的老专家如陈乃乾等，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甚至教师薪金与住房等待遇问题，也多是双方共同协商分担；作为出版社，中华书局还直接为此草创伊始严重缺乏资料的古典文献专业提供了大量专业书籍。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灌溉换来的是累累硕果。经过双方五年的通力合作， 1964年8月，首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中有11人（另有历史系1人）到中华书局报到；1965年8月，第二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中有11人到中华书局报到；1966年（1968年到局），第三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中有12人到中华书局报到。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在“文革”后恢复，并逐步发展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主力军，而且也为中华书局和其他古籍整理出版、研究机构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可谓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黄埔军校”。

艰难推进的“国史”工程

1964年10月，齐燕铭调离文化部，转任济南市副市长，古籍小组工作停顿。随后“文革”爆发，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华书局依然坚守在古籍整理出版的阵地上，不失时机地为重点项目的推进寻找机会、创造条件。

1971年4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姚文元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继续进行“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信上批示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5月初，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二十四史”整理情况报告，撰写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并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在动荡的环境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工作艰难地推进。

1971年6月，独立经营了13年的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个单位，办公地点从翠微路2号迁至王府井大街36号，原编辑部缩编为第二编辑室，原古代史组缩编为“二十四史”点校组。至此，继前一阶段“翠微校史”之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工作重新启动。

1978年春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凝聚了多位学界、业界前辈的心血。此时距古籍小组成立已走过二十载岁月。同年10月21日，古籍小组首任组长齐燕铭逝世，享年71岁。作为古籍小组重点规划项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齐，当是对古籍小组首位组长的最好纪念。

倡议恢复 勇挑重担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1979年8月11日，中华书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陈翰伯代表国家出版局党组宣布，从1979年8月起，恢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原有建制。自此，中华书局重新走上古籍出版专业化道路，并为恢复、重建古籍整理规划专门机构小组和古籍整理出版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古籍小组恢复的报告，就是由中华书局提交的。

1981年5月～7月，陈云同志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体现了中央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古籍小组正式恢复。小组直属国务院，全称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副组长周林、王子野，中华书局仍为小组办事机构。1982年3月17日—24日，古籍小组召开会议，委托中华书局制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草案列入七类项目共3119种，其中首次列入今译类，体现了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思路。中华书局承担了七类中的1600种，占一半以上。

1992年5月25日—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古籍小组组长匡亚明，副组长周林、王子野、刘杲，以及古籍小组成员47人、顾问44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修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其中，八五规划项目1004种，其中首次列入出土文献类型，体现了学术发展。中华书局仍然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项目。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此后，古籍小组又经过数次机构或名称调整。

据国务院国发[1993]27號文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撤销，改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据国务院国发[1998]7号文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撤销，工作由新闻出版署承担。

据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9]708号文件，成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与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为一个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图书司负责人兼任，副主任和其他工作人员从中华书局遴选干部担任，占用中华书局编制，其行政、工资及其他管理工作仍由中华书局负责。

后来，古籍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归属与工作地点又经过调整，中华书局不再作为办事机构，但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在推进古籍小组重点项目、接受委托编制规划草案、落实规划项目出版等各方面都做出相当贡献。

1999年7月18日—21日，中华书局承办第四届全国古籍图书订货会暨第十四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会议期间，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简称古联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中华书局为主任单位。

2009年1月6日，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工委）在北京成立。古工委从古联会发展而来，秘书处设在中华书局。

通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中华书局已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古籍出版事业的代表，在接受古籍小组委托、承担古籍小组项目等方面一如既往，与古工委其他成员单位一道，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贡献力量。

创新发展 前景广阔

对于中华书局来说，作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不仅是难得可贵的发展机遇和优越条件，更是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和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如今，新时代对古籍整理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华书局也由专业古籍社发展继续秉承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初创伊始就肩负起的普及与提高并重的责任，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的提供者，除专业性古籍整理出版外，在传统典籍普及出版和数字出版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绩。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在千余种图书中遴选出91种（丛书计1种），代表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而中华书局在这91种图书中占了34种，是入选最多的出版社。

2014年，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大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问世。此后，镜像版、网络版、微信版、微信专业版陆续上线，并通过与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其他古籍出版社的合作，实现了资源的纵深开发和横向聚集。2018年，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平台“籍合网”上线，古籍整理出版由“纸—纸”的1.0时代、“电子—纸”的2.0时代，正式进入“数字—数字”的3.0时代。

1958年，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华书局局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从此，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国家规划和专门机构，中华书局也自此与这一伟大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踏上新的征程，逐渐发展成为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并确立了专业优势。在历次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中，中华书局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