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宝璋

我的家乡山西晋中地区，抗战时期属吕梁军区第七分区平介县管辖，村庄虽小，却是对敌斗争的据点，这一带村庄都担负着护送和保卫过往的八路军干部及部队的任务；八路军县政府、区公所等经常在村里驻扎，开会、学习等。父母虽是地主成分，可长期在共产党、八路军政策感召下，思想比较进步，支援革命，能跟上当时的步伐。

我们家住的房子比较宽裕，饮食也比一般农户家好，所以驻扎和过往的八路军干部经常被派到我家里居住及吃饭等，县政府敌工科贾平科长的妻子就是在我们家坐月子，母亲和姐姐们尽心帮助照料，遇上敌伪军盘问，母亲就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女孩被村干部安排在我家待一天，还跟着一位陪同人员。当时一般情况下，过往人员白天休息，晚上转移。那天晚饭后他们就走了，后来才听说是薄一波的母亲和女儿。老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乡亲们只管负责招待和保护过往的人，从不打听是什么级别的干部或谁的家属。母亲和我的奶母都没有文化，但是对住在家里的或暂时过往的八路军尽心照顾，尽最大努力让他们休息好、吃好。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家已成地下交通线的一站。

记得1942年或1943年年间，有两位八路军干部在我家吃派饭，饭后他们在院里与父亲聊天。突然有一辆载着日军和伪军的大卡车开到家门口，撤离已经来不及，两位八路军拔出手枪准备冲出去。父亲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就将他俩隐藏到我家柜子后边的夹皮墙里，母亲则躺在炕上装病，额头上搭块毛巾，好似发高烧在降温。日本人最怕传染病，撩起门帘看了看，赶快走了。我们家的夹皮墙不仅能藏人，还能藏粮食，是为对付敌人专门建的。还有一次是抗战后，阎锡山军队来扫荡，地下党派来的学校老师来不及撤离，也是躲进夹皮墙里，逃过一劫。

抗战最后阶段，也是与日本鬼子斗争最艰难的阶段，敌人到处扫荡、抢粮，储藏粮食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前线要粮也没有固定规律，父亲和长工老任动了许多脑筋，那时刚刚10岁的我也参与其中。父亲和长工在较偏僻又较高的土坡上，挖了几个大坑，埋了好几口存粮食的大水缸，每口缸可存200多斤粮食，都是把最好的麦子晒干后再储存进缸里。为了让粮食不受潮，缸的周围塞上麦秸，缸口盖上圆石板，盖子周围再用旧布围住，如果当年没有运走，第二年就换上新粮食。我家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支援前线。有一次曾在我家打短工的小伙子被日伪军抓走了，小伙子的父亲愁得没办法，来向我父亲求助。父亲当即卖掉几百斤粮食.让他托人从日伪军手里把儿子赎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父母把家中绝大部分土地献出来交给困难的农民种，得到区公所領导的肯定，称父母是开明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