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庆伟

从2014年开始，艺术家杨千的画面中出现了一种由行走轨迹生成的线状和网状图形介入，最开始这类图形的呈现是基于行走的区域图而表现的，后来逐渐变成艺术家绘画中的一个元素，它在画面中总是用特殊的材料呈现为亮色。

行走本身是最普通的行为，因过于基础，而常常被忽略与遗忘。通过咕咚APP（一款运动软件）记录行走的过程并使之最终呈现为图案，这个过程是观看视角的转变，即从“我”视角转向“他”视角——我可以是每个人，也可以是人类这个物种，而“他”是来自上空的俯瞰，我们可以将其简称为上帝视角。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软件来完成自己行走的痕迹记录，并可以通过行走路径的修正来实现自己想要的痕迹记录图形，这个过程需要行走者与软件的不断磨合和大量实践——艺术家杨千便是其中的一位实践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样的图形保持着敏感。

杨千在将行走痕迹由咕咚APP生成的图形融入自己艺术创作时，有这两个视角的转换，首先是将行走转换为图形——上帝视角；其次是将生成的图形植入到绘画之中，并由此形成了绘画观看视角的转换——平视。在这个视角转换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视角，艺术家更大程度上是完成了一种图案艺术化的处理，这个过程中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起主要作用，当然在杨千绘画作品的观看上，我们不能忽略上帝视角的观看与提示。

《行走·曾家寨子》是杨千2016年的最新作品，在这件行走作品中，艺术家更加强烈地将行走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式。曾家寨子位于四川金堂姚渡镇（原下新寨），清道光年间曾姓人兴建有“川西第一客家庄园”的曾家寨子，共四座，分别是曾氏老寨子、曾氏下新寨、曾氏上新寨和水浸寨，曾氏下新寨也是杨千母亲曾老太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居住地之一，寨子里的老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凋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更愿意修建砖混房屋来居住，而不是选择修复老建筑，仅有少部分老年人还居住在老建筑中。寨子里依旧居住着很多曾姓人——也有部分外姓人，因各个时期各家各户的经济条件不同，如今的曾家寨子里的辈分不能简单地因年龄而去判断，很多年轻人的辈分很高。这里也居住着部分认识杨千母亲的老年人，杨千所进行的《行走·曾家寨子》正是在这个地方展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行走，而带着追寻脉絡痕迹的含义在内，除了与之前“行走”系列相同的完成行走轨迹图案记录之外，杨千在曾家寨子进进出出，似乎在完成一次曾家寨子的行走考古，在行走的过程中采访村民、进行写生创作，同时收集着破败的瓦片、木头、石头等代表着曾家寨子记忆的物件。

在《行走·曾家寨子》项目中，杨千努力通过大型装置的形式来营造“场域”，这个场域是集封闭与开放、记忆与回忆、微观与宏观于一体的，《行走·曾家寨子>不同于之前将行走轨迹图案融于绘画中的方式，而是通过装置的形式将他在曾家寨子中的种种记忆与感触倾倒在展厅之中，在行走轨迹图案的建构上，杨千行走出了一棵树的形象，这似乎在指涉曾家寨子的历史与脉络。在展览现场杨千用灯带的方式将这个图像呈现在展厅地面上——在九米挑高的展示空间里，观众可以在二楼的回廊上以俯视的角度进行观看——这个视角基本还原了咕咚APP中绘图的角度，这正是杨千所努力营造的方式，意在行走角度与上帝视角的同时呈现，观众既能通过微观角度来深入了解——身处树形线路图中窥瞰艺术家关于曾家寨子的各类采访视频，亦可以通过宏观的视角俯瞰整座装置。

行走本来就是一种生命的体现，这也是作品呈现的一种潜在指向，《行走·曾家寨子》还面对着历史的生命、记忆的生命、物的生命问题等的多元交织，“场域”的营造是杨千创作的第一现场，也是“行走”创作的第二现场，其中的各种思考更像是一种“巡回排演”，杨千的“排演”是从行走开始，以视角的转换、生命形态暗示为切入点，是一种从行走到行动的创作——行动是一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