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昊

10月3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题为《前所未有地重要：更新面向21世纪的美日同盟》的报告。该报告照例由前副国务卿、“知日派”领军者理查德·阿米蒂奇，以及前助理国防部长、“软实力”概念首创者约瑟夫·奈牵头发表。此前两人已分别于2000年、2007年和2012年牵头发表了三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阿米蒂奇报告”，旨在推动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同盟转型，为同盟发展确定“未来方向”。新发表的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反映了当前美国知日派乃至战略学界对美日同盟的基本看法，也折射出美日战略协调的走向。

新报告说了什么

这份新“阿米蒂奇报告”报告以“前所未有地重要”作为主标题，极力渲染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美日联手巩固同盟、护持霸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试图为美日同盟进一步做长远战略设计，并为此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新报告在篇幅上（12页）较前份报告（18页）有一定压缩，内容因此更为紧实，话语表述更为直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用性逻辑结构非常鲜明。

新报告强调美日同盟“需要更新”“不进则退”。开篇明确将日本定位为“美国在全球最重要区域、最具备能力的盟友”，称在应对当前重大挑战方面，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利益密切关联，并列举了过去五年来美日同盟在安全、经济和地区战略配合等各方面得到巩固的表现。但报告同时声称，由于“内外挑战”，美日同盟正面临重大问题乃至风险，今天的同盟关系前景“比起21世纪的任何时候都不明朗”。报告直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军事盟友价值的质疑损害了同盟关系，“美国与同盟国之间已开始产生裂痕”。同时，“对21世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朝鲜——也在不断增加”。报告宣称，美日需要联手行动，确保在亚洲及全世界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美国需要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日本，日本需要一个积极而建设性的美国”。

新报告声称美日同盟“事关重大”“危机并存”。报告举出了美日同盟仍具有的“四个持久优势”，以及当前对这些优势构成威胁的“四个重大挑战”。前者包括美日对地区和国际体制的领导地位、共享的基本价值观、美日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生产力和创新力以及拥有的强大军力。而后者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美日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正处于危机，美国领导人公开质疑现行国际秩序，而别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正作为新治理模式在全世界推广；二、共同价值观不再被公开推崇，特朗普对盟国的“交易外交”和“与独裁者的无条件对话”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支持民主主义、自由贸易等价值观的印象；三、“保护主义的幽灵正在复活”，“中国等国家依靠不公平的经济手段，利用美国和日本的创新能力”；四、来自军事竞争对手的压力，“特别是中国正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在‘灰色地带采取行动”，缩小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力差距。报告称，美日同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现实都在发生变化，需要双方高度重视并加以应对。

新报告主张美日同盟应“多管齐下”“加速升级”，美日应制定并切实执行一揽子战略议程，着重提高同盟的战略有效性（强化威慑和实战能力）、政治可持续性（确保两国国内支持）和資源效率（有效利用有限预算）。为此，报告从经济、安全、技术和地区合作四大方面提出十项政策建议。经济方面，报告主张加强双边经济联系，重新建立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安全方面，提出加强作战协调，扩大自卫队与美军基地的联合运用、创设用于应对东海、南海和台海“不测事态”的“联合统一任务部队”、在自卫队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在技术方面，主张加强美日联合防卫装备开发、在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扩大高技术合作；在与地区伙伴合作方面，主张恢复美日主导的三边安全合作，美日建立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制定更广泛的地区经济战略。

新报告有何新意

迄今为止的“阿米蒂奇报告”以新世纪以来美日关系不断调整、同盟持续转型为基本背景，并反映出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宏观变化。从2000年的“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2007年的“到2020年的正确方向”、2012年的“亚洲稳定之锚”，直到现在的“前所未有地重要”，四份“阿米蒂奇报告”的主题形成了响应与承接，反映出这一系列报告既是对当下形势的“短线回应”，更是具有固有逻辑与连贯设计的“长线规划”，是美国知日派政策专家对美日关系不断“定性”“定位”“定向”的累积结果。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此前“阿米蒂奇报告”的不少政策建议都已转变为现实。比如：2000年的首份报告公开提出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对日本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8年10月1日，驻日美军在驻日第二大军事基地横田基地部署五架V-22鱼鹰直升机。这是除冲绳基地外美军首次在日本国内部署鱼鹰机。

在论证美日同盟战略意义，进行政策设计方面，四份报告有其固有逻辑和“套路”，但相比过去的三份报告，在心态、思路和对策方面，新的这份报告至少体现出如下的“三新”：

一、心态之“新”。通过渲染危机气氛为强化美日同盟进行“动员”，是“阿米蒂奇报告”一贯逻辑。但此次报告在危机感表述上更为明确而迫切。一方面，与过去不同，报告认为作为同盟战略主导者的美国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过去报告更多规劝和教训日本（比如上一份报告质问日本“究竟是否还想做一流国家”），新报告更注重警告美国政府重视同盟并采取行动，向特朗普喊话，劝说其调整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报告以更严峻的眼光审视和批判作为“外部挑战者”的中国。比起2012年报告中描述中国时用“再度崛起”（re-rise），称中国“在如何运用新获得的权力方面不透明、不确定”，新报告在批评和指责中国时更为直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威胁”，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具有很强进攻性，中国“搞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对开放型经济体制构成重大挑战”。尽管报告也将朝鲜和俄罗斯作为威胁来源，但毫无疑问，“中国因素”已成为报告危机感的最大心理来源和逻辑重点。

二、思路之“新”。在强化美日同盟的思路上，以往历次报告强调重点在同盟框架内强化战略性安全合作，并逐步将合作从高政治领域推向低政治领域。而新报告在合作思路上显示出更强的“多边思维”和“全面取向”，并将“掌控规则”作为强化同盟的新立足点。一方面，报告称，为了捍卫地区与国际秩序，美国和日本需要与重要地区伙伴更紧密合作，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东盟成员国等，另外还需与欧盟、北约加强联动，开展更大范围的“广域战略合作”。除传统三边安全合作外，更具涵盖性的“印太战略”更被视为美日同盟“扩网增容”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报告极力提倡，在新的“战略前沿”以及关键利益领域，美日共同参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制，确保体制主导力和规则塑造力，通过亚开行和APEC深度介入区域开发，联合推广高标准的贸易投资体制，在APEC和G20场合联合主导，优先掌控电子商务、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新国际规制，推进世贸组织规则规定的市场领域开放，在高科技领域联合强化国际规则，保护尖端领域技术优势等。国际机制、规则因素在新报告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比重。“共同捍卫规制”“推广规则”俨然成为美日同盟的又一重大利益驱动力。

三、对策之“新”。在更强危机感和新的合作思路驱动下，新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对策建议，力争让美日同盟进一步深入“新领域”乃至“新禁区”。其中，在安全防务和地区合作方面的“新招”尤其值得关注。安全防务方面，新报告的几项对策均旨在将美日军事一体化“做深做实”乃至“推向极致”，特别是主张设置联合作战司令部和“联合统一任务部队”。报告以“减轻美方负担”为理由，要求日本参与美军印太司令部，美日联合制定作战计划，针对“灰色事态”作出快速反应，“以对抗可迅速决策行动的中国”。 而在地区合作方面，报告要求美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创立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通过联合在印太地区推进广域经济战略，在区域开发乃至经济发展模式上提出“更具魅力的替代方案”，对冲、抵制中国的“经济攻势”和地区合作构想。很显然，这些对策意在“打破现有局面”，推动美日战略协调“进入深水区”。

新报告背景下的美日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報告代表的是美国知日派专家提出的政策方案，并不等同于美国政府的官方战略或政策。报告牵头人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以及参与撰写报告的其他一些“主力”尽管曾在政府和军方任职，在华盛顿有较大影响力，但目前他们并不在特朗普政府核心决策圈中。他们对特朗普当前在经贸和防务成本负担问题上强势施压日本的做法“相当不满”。他们写道：“美国和日本在经贸问题上95%是共识，但为了讨论余下（5%）的分歧，我们却花了95%的时间。”他们还强调，由于对美国不放心，日本不得不在自主防卫力量上“重复投资”，这导致同盟合作效率的大幅降低。

新报告反映了美国知日派对美日关系的“危机感”，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一些更多着眼于中长期，而另一些则与特朗普政府的现行对外政策方针向左，比如支持现行自由贸易体制，放弃对日经贸施压等。短期看，特朗普很难在这些问题上完全听从这些专家意见，在双边经贸问题上，日本仍将不得不与“强硬且难以预测”的特朗普进行艰难周旋。但另一方面，在美国稳固“亚太大局”、推进“印太战略”的政策设计中，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显然仍是重要的“战略资产”与“战略杠杆”。特朗普也不会改变这一基本方针。华盛顿的一些智库专家表示，至少目前“没有必要担忧美日同盟的基础发生动摇”，“作为盟友，日本是美国的最佳选择，而美国则是日本几乎惟一的选择”。约瑟夫·奈也指出，特朗普目前的行动“尚不会导致日本向中国倾斜”，美日联盟仍然强大，“除非特朗普走得更远，否则美日同盟仍是最佳选择”。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特朗普有更强的利用美日同盟施压中国的意愿。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东京，美日联手打压“中国威胁”的呼吁声似乎都显得空前有“市场”。9月28日，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美日共享的“印太战略”行动文件，表示美日将重点在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海洋安保方面联手发力，支援印太各国。同日，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首次在东海和钓鱼岛上空联合演练。美日还在联大期间联合欧盟发表声明，声称在WTO改革和新贸易体制方面“取得共识”。这些举措都和新“阿米蒂奇报告”的建议不谋而合。同时，安倍政权将修宪和安保体制改革作为政治改革乃至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这需要美国的战略支持和同盟的“战略红利”，为此，日本将更为积极与美国“战略联动”，而这也符合美国让日本承担更多同盟权责乃至风险的诉求。短期看，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给美日关系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从中长期看，基于各自战略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和机制路径依赖，美日同盟的“基本盘”仍然稳固，战略协调仍会逐步推进，新“阿米蒂奇报告”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这一趋势的“路线图”。

2015年7月，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右）与日本统合幕僚长（相当于总参谋长）河野克俊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会议上。

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动一向受中美日“大三边”互动的牵引。新“阿米蒂奇报告”的提出，正值中美日三边关系发生新变化之际。以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之间战略竞争态势加剧，美国公开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对手。中日关系尽管明显缓和，但围绕周边地区秩序、规则的博弈也趋向纵深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显然有针对中国的重要一面，但即使如此，中美日三边也并未简单呈现“二打一”的形势。中日之间的协调合作因素正在增强。美国有资深日本问题专家曾撰文称，由于担心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日本正积极推动自己亚洲外交的“再平衡”。而华盛顿也有不少声音表示，即使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也不应关闭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窗口。另外，特朗普所设想的全球和地区秩序不仅和中国的设想不同，也和日本的考虑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机制、规则的构建方面，中美日三方的竞合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面对亚太变局及美日同盟，中国需要谨慎应对，也需要保持战略乐观与定力。无论是同盟或战略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它们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在国家利益这一基本变量的牵引下，在大国间博弈中灵活转向、“合纵连横”，确保和扩大战略空间，才是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的常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