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伦焰

1998年岁末，三十岁的我和比我小两岁的爱人——一个很有教养、非常温柔漂亮、明理的爱人，带着我的孩子，五岁的还正在幼儿园学前班上学的孩子，回我老家——离省城几百里地的老家县城过年。这次回老家过年，除了通常意义的与家人团聚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向我母亲索要一幅名家的字画，那些字画是我已经去世的父亲的遗产。父亲生前曾是县重点中学的校长，1957年因文获罪被划为“右派”。那之前，他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过上百首诗词。1979年平反后，他文化圈里的难友，那些1957年与他有共同遭遇的书画大家，在八十年代初期给他送了不少字画。这次回家过年，向母亲索取字画对我意义特别重大。

1985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学财经，毕业后分回了本省财政厅工作。少年得志，仅过几年，便成了厅里的中层干部。今年，我任副厅长的候选人名单已报到了省委组织部。当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家里积蓄花光了，爱妻父母还赞助了一些钱。但花掉这些本钱还不够，省上一位主要领导那儿还没有去。终于，我想到了父亲的遗产，那些字画。我知道，有的字画，由于作者已经作古，价值相当可观了。送上一幅字画给领导，副厅长的宝座便稳操胜券了。不过，我和爱妻还是做过最坏情况出现的思想准备，就是说，万一半路上杀出一匹“黑马”取我而代之，我们也认命。

我要竭力往上爬的思想动机，可能人人都会说是为了贪。其实，这仅说对了一部分，我的思想动机里面，也还有为人民做好事、报国家施才华的一面。除了这两个动机外，杂七杂八的其他思想动机也还不少，其中一个值得同情的动机是，我心疼和可怜我的四个哥哥姐姐，他们过去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因为单位破产而下岗了，生活异常窘迫。我的兰姐，在家里五个孩子里面排行老四，由于姐夫多病，家计无以维持，竟然跑到歌舞厅陪唱去了。父亲要在，非把他老人家气坏不可！只有我当了副厅长，才能接济这一大家人，也才能给我年迈的母亲分些忧解些愁。

三十晚上团圆饭后，兄姐各家人都散去了。我这家的三口人和母亲住一块。母亲这套房子是两室一厅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习惯于孤独，平常就她一个人住着这套房子。我坐在客厅一侧一个有靠背的乌黑木椅上，妻坐在我对面，母亲在我们中间偏后一点的藤椅上抱着我的孩子坐着。她前面，是一个黑色的木质茶几。茶几前面的墙上，挂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下面放着电视机。屋子里灯光虽然昏暗，一家人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幺儿一家回来了，又是过年，母亲脸上荡漾着喜气，眼神熠熠闪光。我就在这个时候开口对母亲说话了：

“妈，把父亲的好字或好画给我一幅！”

“嗯啦！”母亲抱着她的小孙子，愉悦地答应着。

“画没裱，你们拿去裱好，不要让小孙孙弄脏了！”

“我们会给杨杨说的，杨杨这孩子特别懂事，放在家里的东西，他从不去乱弄！”妻在一旁补充说。

“奶奶，他们在撒谎，老师说撒谎的孩子不好，妈妈撒谎也不好！爸爸是要把这画拿去送领导的，不是放在家里面让杨杨乱弄的。”杨杨说到这里，高兴地拍着手嚷起来了：“奶奶，爸爸要当厅长了，要当厅长了！”

母亲望着我，慈祥而关切的目光仿佛是在问：“这是真的吗？”

妻红着脸说道：“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不当个官，人家瞧不起你，说你没本事，要受白眼。你想凭本事给国家做点好事，也力不从心，父亲的字画很宝贵，但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宏军的前途，也只好送一幅了！”

妻说完，母亲把话题转到了家常上来。这天晚上，母亲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兴致很高，零点的炮声响过，才招呼着我们就寝。

初一早上，头天晚饭后约好的四兄姊带着小家的人，又聚拢到母亲家里了，一大家十六口人，欢欢喜喜地和母亲到东山公园游玩了一天。晚上，我们一家和母亲又像头天晚上那样愉悦地坐在一起看电视。明天，初二，我们一家人便打算回省城去了，利用节假日好找领导办事。我拿出了四千元钱交给母亲，这是和妻提前商量好了的，要母亲给一个哥姐一千元，我们去给，担心他们不收。母亲什么话都没说，愉快地把钱接过去了。

“妈，把父亲的字画拿来我挑！”我在母亲面前说话的口气一贯是这样直来直去的。

“宏军，妈昨天晚上就想告诉你妈不同意给的。你们刚回来，妈怕扫你们的兴。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妈只得说了，你们为啥要去给领导送字画，又害领导又害自己！”

我头脑“轰”的一声像中了一颗炮弹，一个短的时间里，知觉也失去了。妻也目瞪口呆。母亲却仍是微微地笑着。待我清醒过来后，我开始向母亲耐心细致地做解释。母亲似乎也很专心地在听我的解释，但双目却始终落在电视上。在我解释的时候，妻在一旁抽泣着。她以前听我说过，母亲和父亲1957年后经历了二十几年的苦难，苦难已经把他们的骨头炼成钢筋了。母亲的性格是中国妇女中最温柔最倔强的那一种。妻一定担心了，怕我改变不了我母亲的态度，在我解释完了后，妻又掉着泪做了一些补充。

“现在你们什么都失掉了。人格失掉了，家财失掉了，妈不想让你们失掉得更多。你兰姐是一个歌女，还没有向妈索画，宏儿在官场时间长了，连你兰姐也不如了。妈……有气呵！”

没有办法了，母亲总结性的一句话，让我感到什么都完了。这时，我双眼发直地望着我的母亲，母亲脸上已没有了慈祥，有的只是严肃：瘦长的脸拉得更长，眼窝陷得更深，眼球更亮了，脸上白皙的嫩黑桃壳儿般的皱纹绷得直直的，鼻梁也显得更端正，人中也显得更直长。忽然间，我对眼前这位乌黑短发的老人，我的母亲，感到陌生起来，仿佛这样不省世事的老人，她根本就不是爱我疼我关心我的母亲。

妻不能入眠，我也不能入睡。快到凌晨了，妻忽然对我说道：“今天不走了，字画必须拿到。否则，我们一家人，还有杨杨的未来，一切都完蛋了。字画是你父亲的遗产，你也有一份。”妻和我想到一块了。妻又说道：“今儿上午就把法律关系给你妈挑明了，看她给不给，她再不给，我们就打官司告她！”我很肯定地说道：“没用，看妈昨晚那态度，就是把法律关系挑明了她也不会给。打官司把妈逼急了，一旦把我们要画的目的给法官端出来，法官也不一定支持我们。弄不好，还可能被媒体曝光，那我们就输得一身光了哟！”妻咬着牙，半天才从牙缝里蹦出了一句：“这死老太婆！”然后，呼吸明显变得急促起来。“找我兰姐。”我说道，“以她生活困难要求继承遗产谋生为由向法院起诉，索得一幅字画来，妈老了后，再拿该我得的那份还兰姐。兰姐不像几个哥哥那样长个考古用的脑袋，兰姐定会帮我！”我们便这样商量定了，终于从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初二上午，我们这个小家住进了县委招待所。那是县委张副书记接到我的电话亲自开车过来接过去的。我告诉母亲，因为县上领导挽留，临时决定还要住几天才走。

接下来的程序便是按我们的设计迅速进行。兰姐对我的话言听计从。她在歌舞厅认识的人中也有法院的官员，起诉母亲的立案时间法院放在了春节前面。法院似乎是急必须继承遗产谋生的 “苦难者”所急，初三上午的法定假日，也派出了民事审判庭的一个女法官，跟我兰姐一路到母亲那儿进行民事调解。

“按《继承法》规定，杨老先生的遗产，配偶、子女均有继承权。配偶享有一半的财产继承权。剩余的一半，应当由配偶及其子女平均分割。现在杨兰提出了要分割她那一份，其情可怜。老妈妈的合法权益和杨兰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都要保护。老妈妈，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女法官说道。

沉默，许久的沉默。

“老妈妈呀，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庭诉讼纠纷现在很多，你老也不要过于难过。我们这是调解阶段，老妈妈如果愿意的话，杨兰说了，暂给她一幅好点的字画解决了她谋生之急，她便可以撤诉。不然，官司打起来，对你们这个名门的声誉多少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杨老先生九泉之下也会蒙羞！杨兰还说，她也不忍心看到妈妈这个年龄了还往被告席上走！”女法官继续说道。

沉默，又是许久的沉默后，母亲起身走进卧室，反锁了门。一会儿，拿着一张字条出来给法官看了。又进屋反锁上门，放好字条出来。

“杨兰，你母亲刚才给我看的字条是你父亲的遗嘱，遗嘱指定全部财产由你母亲继承，只有她才有财产的处理权。你们家的财产继承是法律上的遗嘱继承，不是法定继承。你们作为子女的都没有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只有今后继承母亲遗产的权利。这官司你看还打不打下去？”女法官对我兰姐说道。

……

兰姐到县委招待所来，悲戚地向我叙说完调解的经过后，我和妻都呆成木人了。“完了，这回彻底完了！”起诉母亲的丑剧本使我良知不安，这场丑剧又没有演出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良知受到的折磨更重了。悲痛和绝望的强烈折磨，使得我和妻准备第二天离开这座县城，永远离开，从此不再回这个家了。

晚上，房间的门被轻轻地叩响了。我打开门，门外站着我衰老的母亲，手里拿着一个画卷。母亲慢步走进屋来，妻忙背过身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愣在那儿了。还是杨杨，又唱又跳地跑上前去拉他奶奶坐下。母亲气色平和地打量了一下屋子，把画卷放在了茶几上，吩咐妻子带着杨杨进里间屋去休息，她要单独跟我谈事情。我忍不住激动地走上前去拿起画卷打开一看，“啊，多好的一幅荷花图呀！”这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那一幅。我上高中时，父亲只拿出来挂了几天便又收藏起来了，是父亲也舍不得多挂点时间的画啊！我忙向母亲道歉，母亲却把手一挥，制止了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儿子告妈，告得好哇，告失败了！把你们为了升官发财的丑恶灵魂，告得更加让妈淋漓尽致地看到了。你们在妈面前永远是孩子！你们告妈，妈沉住气了，妈这一辈子受的苦太多了，经受得住这个打击。妈今天把这画给你们送来，是要你们学习荷花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这幅画给你，也是你父亲生前的意思。妈现在提前给你了！妈今儿来，既是给你们送画，也是来给宏儿你讲一段我们家的往事。这段往事妈迟早要告诉你，只是你这次回来逼妈，让妈提前告诉你了。妈担心这段往事讲出来，宏儿你受不了哟！”

我忙虚伪地请妈讲。只要画到手了，妈讲什么我都愿耐心倾听。母亲于是开始了她的讲述。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幅历史画面，渐渐地，我被带进了画幕之中。

1967初秋的一个正午，未减几分疯狂的毒阳火辣辣地照着我出生的小县城。县城小街两旁的白杨树被烤得似乎虚脱了，萎蔫着的茎叶像死去一般。一排排低矮破旧的瓦房失魂落魄地卧着，像瘦削的“瘪三”暴露着的肋骨。城中心“十”字街口，靠着低矮瓦房的一侧，有一个用长方形桌子搭起的、比瓦房房檐还高的台子。台子顶上弯腰驼背地站着一个高大的人，颈项上套着一块“牛鬼蛇神”的牌子，头埋得很低。台子下面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一个身穿绿色军服，手臂套着红袖套、腰间别把手枪的青年人，站在台子的第一层上，凶神恶煞地组织着批斗会。这个青年人姓王，三十几岁，负责本县教育系统“牛鬼蛇神”的批斗工作。这时，人群外面，忽然出现了一个七十岁左右、双手端着一碗面的老太婆，她跪在地上呼唤儿的凄切声，打乱了批斗会的秩序。同情的人们开始向台上的青年人乞求他同意老太婆让儿子吃了饭再接受批斗的请求。青年人却不加理会地继续组织着批斗会。这时，他脚下挤上去了两个少年和一个儿童，大个子的少年伸手要去夺青年人手上用白铁皮做的喇叭，于是，双方拉扯起来。一些群众替着那三个孩子——台上那高大的人的孩子说着好话。青年人手下的二十几个批斗组成员，帮着青年人声嘶力竭地嚷着，把三个孩子往人群外推。一个四岁小女孩凄厉的哭声从人群外撕心裂肺地传来，人群自然地给她让出了一条小道。小女孩跑到台子跟前，拼命往台子上爬。她手里拿着一个馍，不断把拿馍的小手向上扬。几个居民向上托着小女孩的屁股。当馍正要递到台上那高大的人——小女孩父亲的手边时，“啪”的一声，青年人一巴掌把馍给小女孩打掉了，人群中便爆发出了不满的斥骂声。忽然，台上那高大的人猛地一个转身，纵身跳上了瓦房，十分紧张地朝东边跑了。“捉住他！”“不要让牛鬼蛇神跑了！”批斗组成员的喊声顷刻间高高响起。所有的人，全都朝那高大的人跑的方向流水般涌去。那高大的人在房上跑出一百来米远后，被什么东西一绊滚下了瓦房。追赶在最前面的王副站长，操起街旁小摊上一根一米长的擀面杖，对着正在缓缓起身的高大的人肚子上猛的一击，那高大的人双手抱着肚子，弯下了身；背上再一击，那高大的人倒在街上便不能动弹了。正要来第三棒时，棒主人——打馍卖的女哑巴，边上前推着副站长，边叽里呱啦嘴里不知说着什么地夺回了棒。几个批斗组的成员，抓着那高大的人的双手，仰面朝天地把他拖回去站在台子上继续批斗。台下老妪哭着闹着要撞死在批斗会的台子面前。小女孩流着长长的鼻涕，边哭闹边用小手去打不许她靠近台子的人。三个孩子中大的一个挥着拳头，跟着一些群众与王副站长等人进行辩论。突然，台顶上那看上去已经完全不行了的人，再次转身跃上了瓦房，跑完东街长长的瓦房后，一步跳到了瓦房下面的城墙上，再向下一步跳到了城墙下面的公路上。穿过公路和河边一片树林，仰头喘息了一小下，一头扎进了河里。

整个小县城顿时沸腾了，不少人都去河边。小河宽三十米左右，水很深，对岸山上是柏树林，小河水在满山覆盖着的柏树映衬下微微泛着绿光。城郊擅长游泳的几个渔民钻到水底去，没有发现尸体；又用鱼网一网一网地撒，抓起来的只是几条鳞光闪闪、拼命挣扎的小鱼。太阳把时间一刻一刻向后拉动了几个小时，下午五点过了，河里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县里掌权的头头们便决定，一边继续捞尸，一边让王副站长带两个人赶往红旗区葵阳乡五星大队，那个跳水的人妻子教书的村小去搜寻。

王副站长架着三轮摩托车，和另外两个人不久来到了离城二十里地的村小。村小只有一大间瓦房，坐落在四周空旷、渺无人烟的山坳里。一副双扇大木门进去，教室前面的黑板两旁各有一间耳房。右侧的耳房是教师的住宅，左侧的耳房是教师的厨房。下午六点光景，学生已放了学。

王副站长等三人对住宅和厨房进行了搜查、对女教师进行了盘问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最后，王副站长便关上住宅的门要与女教师单独谈话，另外两人在门口守候着。很快，房间里传出了女教师受到侮辱后愤怒的辱骂声，乒乒乓乓的打砸声、呼救声，后来，“啪”的一声枪响，室内寂静了下来。门外的两个青年人一脚踢开门冲进屋去，屋子里散发着火药味，床上一个地方有丝丝青烟正袅袅上升。“枪走火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完，走到床前，从女教师身上扶起面色煞白、浑身颤抖的副站长在木椅上坐下。女教师表情麻木，呼吸急促，胸口急剧地起伏着，她微微地抬了下头，一眼瞥见了那头想要作恶的野兽并有没有受到伤害时，眼光才慢慢地由呆滞变为仇恨，紧咬住了牙关。两个青年人边对女教师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边取下腰带，用带铁扣的一头，怒火冲天地对女教师毒打了一番后，野兽般地对女教师发泄了兽欲……

这段往事里面不堪凌辱、投河逃生那个高大的人，就是我降临到人世那一天开始认识的父亲，被侮辱的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 后来，母亲发现怀上了我。那时，县医院做刮宫手术要男女双方工作单位同意的介绍信。女同志妇科方面稍有一点炎症也无法做手术。我母亲有妇科方面的炎症，父亲单位也开不到介绍信，母亲吃了不少麝香和其他打胎的药都没有把我打掉。在我快要出生的前几天，父亲逃难回来了。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愤怒得像狮子一样地咆哮，仰天长叹了很久。

1968年6月生下我那一天，母亲是要悄悄地用被单捂死我的，父亲却用他那宽阔的胸怀紧紧地拥抱着我，留着泪保住了我的性命。

母亲用平静的语气讲完了我的身世，目光慈祥地看着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的镇静是在给我力量，希望我的精神不要垮塌下去。

过了许久，母亲才说道：

“宏儿，我们一家已经尝尽了坏人害人的痛苦，妈对坏人作恶的仇比海深、比山高，妈为什么还要支持你去做一个害人的坏人，给老百姓雪上加霜！拿你父亲的字画去买官，拿钱去行贿领导，然后再从老百姓口中，从国家财政的钱袋子里夺食来补偿，妈支持你，妈就是在作孽，在自刎，在把你往火坑里推。你不要看到现在一些坏人能逃脱法网，将来，党风是会彻底好转的，那些坏人，法律是饶不了他们的。妈对这个社会看得比你明白，比你清楚。共产党是为了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才建立的，岂能容忍贪官长久生存下去，你要听妈苦口婆心的劝哟！你同情你的哥姐，想替妈分忧，你哥姐有什么需要你同情的，不就是生活得苦点么，妈有什么忧需要你来分的，妈的忧是你当儿子的能分得了的？全国那样多百姓，那样多的家庭，那样多的下岗职工都在顺应经济体制的转变，不少人已经开始重新创业，我们一家为什么要特殊？为什么要有人特别的来照顾和分忧？‘文革’那样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为啥现在我们反倒过不下去了，要去做敲诈百姓、坑害国家的坏人！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还记得入党时宣誓的誓言吗？你骨子里做一个正派人的骨气到哪里去了？你的行为违背了入党时的誓言，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就是叛徒品格，这样品格的人，当了官还能把人民的事办好？还能把党的重托扛起来？去做一个贪官，这难道就是你读了大学工作后的理想和追求？宏儿啊，你糊涂得让妈气愤难消哦！”

不知道是不是听了母亲关于我身世的话愤怒到了极点，一股无名的复仇的野火在我心中乱蹿，我终于咬破嘴唇地爆出了一句：“我更要当！”。

“只要妈没死，你就休想！”母亲这回显然被我激怒了，眼睛里射出了刺人肝胆的寒光，说起话来也咄咄逼人。

“你父亲生前是不主张把你的身世告诉给你的。临终前他还在叮咛，也不放心妈，那是他不晓得日后的你会变成这样坏了！妈含泪答应了他，妈是勉强的。妈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真实身世告诉你，你已经大了！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少一些作恶的禽兽，妈不但要告诉你，还要告诉这个社会……妈是怀恨在心三十年啦，宏儿！‘文革’那会儿，妈是能告的，担心的是遭来那三个坏蛋的帮凶，对你父亲进行灭顶的迫害；你父亲七九年平反后，妈也是能告的，那时，你已经上初中了，妈不忍心让你一个未成年人来承受妈的不幸，影响你的学业。你大学毕业了，成家了，妈几次走到公安局门口都犹豫了。你父亲一辈子受的苦太重了，晚年来也想过上几天清静日子。他身体因‘文革’时的折磨，老得很快。被打断的几匹肋骨，一受点风寒，肋间肌就疼得他直呼唤。妈替他想，终于没有走进公安机关。现在，妈自己的儿子，也马上要变成那会儿坑害妈的那些坏人，去坑害国家、坑害老百姓了，妈仇恨的火山，该爆发了！该爆发了！妈决心已定，昨晚上已写好了控告犯罪的状子。这三十年前的仇、恨、账，该算了，该报了！”母亲说完，从包里掏出了盖着大红指印的控告状。

母亲的话把我怔住了，我张大个嘴半天合不上，我这个“杂种”身世，马上就要被全社会知晓了。一双双蔑视的目光似乎正从四面八方向我逼来！这时，我脑子清醒得很快。我尽量沉着地说：“妈，别这样了！父亲的画我不要就是了，你老人家的心情儿理解。现在，证据已没有了，法律上要讲证据。”

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块有个似火熏后留下的、有一个小洞的篾席，一个弹壳、一枚弹头。

我怔怔地摇了摇头，意思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证据不足！

“还有你！你这个大活人，未来的坑害国家、敲诈人民骨髓的副厅长，踩在人民头顶上，还可能当厅长、当省长的大活人，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你是谁的后代，一鉴定就清楚了，那两头禽兽都还活着！”母亲说着话，捏紧她那小而瘦削的拳头在桌子上重重一捶，目光犀利地逼视着我。

我终于沉重地低下了头，脸上开始了长时间的、恢复人性的火辣辣的烧。

母亲离开了招待所，我无精打采地躺在了卧室的床上，心里说着：理解母亲吧，她老人家这样坚决地反对我往上爬，也许是对的，是她全部人生经验对我无私的爱护。今天的官场得意，换来的也许真的就是明天的炮烙和绞刑，何必玩火！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过、正正派派地做人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明知这样走下去未来的道路危险，却一定要去向着死亡冲刺？那是侥幸的心理在作怪，侥幸自己不会被未来的猎人擒住。活人，就是为了侥幸逃脱未来的猎枪而选择现在的人生道路么？母亲已经把话说得很死了——将来，那些坏人法律是饶不了他们的，党风是会彻底好转的。如果她老人家说得对，那是连未来的侥幸也是不可能有的啊！侥幸的东西，从来就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一夜难眠！有生以来从所未有的、难受的煎熬缠绕着我。慢慢地，父亲的形象出现在脑子里了。

也不知道是哪一年，我最初最原始的一个记忆：我在父亲背上紧紧抱着父亲的双肩，横渡在东河上，父亲游着蛙泳，我用双脚欢快地溅着浪花。

大了一点，我和姐姐围在父亲吃饭的饭桌边，父亲毫无表情地吃着婆婆特别为他做的一小碗鸡蛋面。那时父亲是很苦的，白天劳动改造，晚上要交待问题，晚饭在家里就只有这一小碗面。馋得两眼落在父亲碗里去了的我们姐弟俩，偶尔也会得到一小块煎蛋。我们那时的晚饭，一律是红苕片。

再大点，上小学了，父亲教会了我下相棋、拉二胡、弹脚踏风琴、吹笛子、用毛笔……

上了初中，父亲恢复了中学校长职务，他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投入到了学校教育之中，对党充满了无比的感激之情，常常在家里赞叹春天来了，共产党是历经艰难曲折而又生机勃勃的党，是振兴国家民族、生命力异常强盛的党。他白天不知疲倦地忙工作，许多晚上都陪着我学习。寒暑假，便带我去游泳、爬山，教我学写诗词，经常叮嘱我要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作为终身的道德标准……

父亲，伟大的父亲，在我脑海里，他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父亲了，而我却在渺小着、渺小着，渺小到一口气便可以吹散。论官职，我现在不是比父亲高不少了么，而我却像是一堆粪土，父亲的人格和他所追求的教育事业、文学事业，却是永垂不朽的！

最后，我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直到中午了我才起床。经过昨夜剧烈的思想斗争，整个社会和人生的道路，在我眼前似乎豁然开朗了，我和妻子又搬回到了母亲那儿和她老人家一起过年了。临走的头天晚上，我们在家里设祭，在父亲像前烧了香和纸，叩了头，掉了羞愧和感激的眼泪。妻这几天只是默默地陪着我，大概是母亲和我的谈话，她听到了吧，我说什么话她都很顺从。杨杨还在吆喝着叫处里王师傅开小车来接我们一家，但第二天，我们还是坐上公共汽车赶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