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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精致的俗相”
——侯志明就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有关创作问题答《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2018-11-21侯志明,张杰

剑南文学 2018年3期
关键词:张杰书评故乡

当代书评张杰:在著名小说家刘庆邦先生为这本书所做的序 《常怀感恩之心》中,重点提到您在书中表达出的对万事万物的感恩之情,非常突出。在您下笔的时候,有意识到这个鲜明的主题吗?

侯志明:在写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主题能感动人,也没想过。因为在写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要出版,要跟读者见面。我写的都是对我触动很大的,让我想起来就或感动的、或心酸的、或痛恨的、或不能忘记的。那些存在首先是打动了我,使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写出来,我才感到踏实,才感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至于说我记下了这些也感动了读者,那不是我主观的,而且也是我做不到的。刘庆邦是我的老师,他是第一个把我的作品发到国家级报刊的。那时我在沈阳矿务局,他是中国煤炭报副刊部主任、中国煤炭作协的主席。中国作协和中国煤炭文学基金会有个“乌金奖”,我还得过第二届的第二名。给我的奖金是500元,相当于我当时月工资的8倍还多。那届的第一名是著名作家陈建功。直到今天刘庆邦老师仍然很关心支持我。这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他的鼓励。

当代书评张杰:您对自己写作的定义是“胡思乱想后自觉有理而被记下来的文字”。将细致的观察和把观察转换成思想和文字的习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侯志明:大概是上大学期间开始的。在大三那年(1986年),我一边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边对照高中课本写了一篇指出课本错误的小文,发到了《社会科学》杂志,居然在当年的第十一期刊出,还给了我25元稿费 (那时我每月生活费是19元,感觉像发了“横财”),这大大刺激了我写东西的激情。那篇小文章的底稿和那期刊物我至今还保留着。前两天还翻出来看了一下,还是觉得有点意思。我爱保留过去的东西,爱记笔记,包括我上大学的书、笔记,在煤矿、当记者、当官员的笔记,我基本是完整保留了的。去年,我和夫人整理放在箱子里的书籍时,翻出了30多年前的日记,看了大半天,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好像对我今天的业余写作都是有帮助的。

当代书评张杰:阿来先生在您的序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非专业写作”,他认为这是一种更接近文学表达本意的写作。相比专职作家,在工作时间之外写作,显得更为自由而更接近文学本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侯志明:是否更接近文学本身我不知道,但我这种业余写作,首先是自己想写,不是别人让我写的,不是先想到给别人看,更不是先想到发表,所以没顾虑,没压力,没紧张感。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作为业余爱好最好最快乐,一旦成为专业或职业,就容易掺杂进其他很多东西。再者,我不是名人、名作家,写东西可以随心所欲,不用想那么多。

当代书评张杰:您对故乡的描写有很多,包括老屋老井,也包括童年的记忆。故乡,对您具有怎样的生命意义?

侯志明: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意义很大,缺了这些,我的生命就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另一种,但肯定不是这一种。

当代书评张杰:您解释了这本书现在的名字的含义,但又提到了这本书原名为《无家可归》,书中的确有一个章节名为“无家可归”,但看时间是1999年写的。将近20年过去了,这种想法有没有更加升华或者改变?

侯志明:有。阿来主席给我写的序是《处处为家处处家》,实际上他把原诗改了一个字。原诗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我理解主席的意思。通过他的文章也更理解了家的意义。

当代书评张杰:读您这本书,让人深深感受到您对家庭对故乡的热爱,对亲情的格外重视。这在匆忙的现代社会,显得很可贵。这跟您出生于内蒙古大草原有关吗?

侯志明:这跟我出生在内蒙古大草原是否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也想不清楚。说有直接关系吧,好像逻辑上不对;说一点关系没有吧,好像也不对。但辽阔的大草原确实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开阔的胸怀、忠诚的禀赋和爱。就如我在《跋》中说的,遇人遇事多有感恩,少有不平,想得开,过得去。对家庭对故乡的热爱,对亲情的格外重视,在我看来不应该和“匆忙的现代社会”对立,因此也不觉得可贵。我想对我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本然吧!

当代书评张杰:您在作协工作,跟专职作家打交道比较多。这份工作,对您工作之外的个人写作有怎样的影响?这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侯志明:作为四川省作协的党组书记、主要负责人,我的主要职责是履好职,为作家们服好务。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上任时的表态。不管我有多少业余爱好,这一点永远不能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它不但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一年来的体会是,我通过写作感到更容易和作家们沟通,更容易走近作家,也更容易让作家们接纳我。写作使我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所了解,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完善一些办法和措施,更好地为作家们服务。我也想通过写作尽量使自己从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我想这对作协也是有意义的。

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四川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家,和他们在一起对我的业余写作有很大好处和帮助。我看他们的书时,会忽然觉得,原来文章还可以这样写啊!同时,因为这毕竟是个文化人群体,总还是谈书谈文化的人多,读书写书的人多,这使你总觉得自己应该多看点书,否则,你没法跟人家在一个频道说话。另外,也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全国的大家名人,甚至国外的大家名人,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人说,读好书,交名人,可以养浩然正气。我想,即使不能养浩然正气,至少也可以少一些俗相俗气。我记得铁凝就说过:“我珍视和杨绛先生的每一次见面,也许是因为我每每看到这个时代里一些年轻人精致的俗相,一些已不年轻的人精致的俗相,甚至我自身偶尔冒出的精致的俗相……正需要经由这样的先行者,这样的学养、见识、不泯的良知去冲刷和洗涤。”因此不光是对写作有好处、有影响,对人生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当代书评张杰:这本书中不少都是以前写的文章。这些年应该您还会积累不少文章。对于写作您还有怎样的计划?

侯志明:确实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是以前写的,有的是20多年前写的。还有一些没编进这本书,因为内容不一致。比如还有一些写人的。这些年也写了一些,但不多。写作是业余爱好,只要有触及到我灵魂和激情的,我还会写,但我不会为写作而写作,更不会为出书而写作。对将来写作,目前没有计划。

当代书评张杰:这本书为什么起名叫《行走的达兰喀喇》?这个名字看起来非常有历史地理况味。达兰喀喇对不少读者来说,这个蒙古语显得陌生而神秘。您为什么选中这个词?而又为什么是“行走的”?

侯志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这在我的《跋》中已写清楚了。其实,在出书时,我才感到,取个满意的书名比写好几篇文章更难。因为它要概括那么多东西,还要让人感到新颖、不落俗套,而且就那么几个字,所以难。为这本书,我至少取过30个名字,但都觉得不满意。现在这个名字也不见得是最好的。如果说读者看了这个题目感到了陌生而神秘,从而激起了想翻翻的激情,那实际也是我的目的之一吧。用“行走的”三个字,是要表明故乡故土一直在我心里,不管走到哪里。不瞒您说,这个书名也是身边很多朋友集体的智慧。还要感谢他们。

当代书评张杰:从您的履历可以看出,您的经历非常丰富。您是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先后在沈阳矿务局、新华社辽宁分社、四川分社以及四川绵阳、内江、峨眉电影集团工作,现供职于四川省作家协会。 这些丰富的人生履历,对您的散文写作,有怎样的滋养?

侯志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经历应该是写作的好素材吧!不同的是,有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人不愿意写。有人写得好,有人写得差。我愿意写是因为我愿意总结、反思、追究、考问自己,即使我写得不好甚至很差。比如,其实我也考问过自己,如我这等凡夫俗子既不能成家又不能成名,亦不需以此为生,为什么要写这些?有什么用?后来看铁凝的书,看到这样一段话:“艺术本身可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但叫醒灵魂,洗涤尘埃,应该是艺术最重要的不会过时的功用之一,无论在遥远的从前,还是在近切的当代。”读这几句话,我忽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又有清风徐来、神清气爽之觉。那我就希望通过坚持写作,经常叫醒自己的灵魂,经常洗涤心灵的尘埃,努力少点 “精致的俗相”!就算于人于社会无补,但至少对修正自己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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