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表现出如此严重的两面性，在文学创作中，总是理论上一套，而创作实践又是一套。这种矛盾表现在他表面上鄙视晚唐诗，但暗地里却深受晚唐诗的影响。陆游多次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对晚唐诗鄙视的态度，如《记梦》云：“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

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谈艺录》），齐治平先生也认为“他（陆游）鄙夷晚唐……可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濡染晚唐，功夫很深。”（邱鸣皋《陆游传论》引）莫砺锋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陆游“在理论上对晚唐诗予以严厉的批评，在创作上却又受到了晚唐诗相当深的影响。”

我们发现，陆游有更愿意与主流观点及时代潮流保持一致的言行特点。士风以欲收复失地表示爱国，陆游则于诗中反复高唱；诗坛鄙薄晚唐诗风，于是，他也高声鄙视之；词坛受苏轼“以诗为词”观念影响，强调“词与乐府”同出，追求词合“风”“骚”之义，他则对《花间集》多有指斥。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莫砺锋师在《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一文中认为陆游之所以鄙薄晚唐诗，并不是“违心作高论”，而是“出于南宋初期的现实政治斗争及诗坛风气之争的需要”。可见，陆游的文学观点具有现实功利性。我们说评价一个人不能仅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陆游言语和行动分裂的个中原因恐怕在于他的功名之念。他与苏轼比起来，“缺乏忧生意识，多的是忧世意识”，“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胡元翎：《陆游未能成为词中大家原因探析》），所以，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埋藏了自己的真实喜好而不知。虽然人说“亘古男儿一放翁”，但是，实质上陆游是软弱的，他太屈从于所谓的正统与主流，从他的爱情悲剧里就可看出他的软弱性，他的身与心总是在社会规范的压制下分离，所以，他嘴里不喜欢词却“渔歌菱唱不能止”，不喜欢词却在他的诗歌里留下较浓的词之意味。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放翁词提要》中认为：“游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故今所传者，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时掉书袋，要是一病。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此评深得陆游成败得失之肯綮。陆游以诗人之身份作词，他作为诗人的文艺观念影响了他的词体创作，故其词只能徘徊于诗与词之间，终不能达词人之胜境，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