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总字数1400余万字的《梁启超全集》正式面世。这意味着，这一早在1962年便启动的编纂计划，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告一段落。

梁启超一生身份复杂，身兼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报人于一身，更以文笔、报章言论影响几代中国人。作为晚清民初政坛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也从力主变法，到宣扬开明专制，再到认同共和，历经多变。全面搜集其生平文字，对全面认识梁启超与那段复杂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目前“最全的全集”，又为我们提供了梁启超哪些鲜为人知的方面呢？

第一现场发回的电报

2005年，学者夏晓虹以十余年时间编辑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出版。这部包含140多万字的集外文集，以梁启超生前在报刊公开发表的佚文为主。当年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最让夏晓虹兴奋的是收集到了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前夕从欧洲发回来的一系列电报。这些历史一手资料，这次也编入了新的全集。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在上海登船，踏上欧游之路。此前一年，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等职务，退出政界。尽管总统徐世昌亲自发电邀请他在“巴黎和会”为国尽力，但梁启超此行完全“与政府方面无关，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夏晓虹分析，梁氏此行强调私人身份，更深层考虑在于“督促政府”。既然要承担起对政府的监督批评之责，自然无法如徐世昌所愿，成为官方的代言人。

经过漫长的旅行，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其时距和会开幕正好一个月。到巴黎不久，梁启超便把他对外交情势的观察，不断用电报发回国内。收报人正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人汪大燮与林长民。当时，汪大燮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林长民则为该委员会事务长，两人同时在当时几个民间外交活动团体诸如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等担任要职。

1918年12月，为及时进行外交决策，徐世昌特命在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立，正来自于梁启超与林长民的建言。作为最高外交决策机构，外交委员会权力极大，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该委员会阅核。但由于一些重要决定被推翻，该委员会与当局关系紧张，遭到有意的架空。针对于此，林长民等人又于1919年2月创建国民外交协会，作为外交委员会的后援。在夏晓虹看来，以私人资格远赴巴黎的梁启超，屡次向国内通报和会消息，均以汪、林为收件人，正是看中了两人兼顾朝野的特殊地位。

“梁启超不断地从巴黎往国内发回电报，这些电报在当时的《晨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都有登载，但由于没有收入合集，影响不会显现。大家一直觉得‘五四’主要是国内爱国学生包括蔡元培这些人发动的，但梁启超所在的巴黎可是第一现场啊！”夏晓虹说。

1919年4月24日，先期得到不利消息的梁启超便致电汪大燮、林长民，要求举国一致，拒签和约：“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4日，梁启超这封最早通报中国外交失败的电报在《晨报》全文刊出两天后，呼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不仅于此。1920年3月归国之后，他面见徐世昌，请求将一个月前因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而拘捕的学生释放，离京前又再次留信劝说。经此外交失败，梁启超终于发现：“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虽今日尚依然适用。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而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一年后，在《“五四纪念日”感言》中，梁启超将“五四运动”的真正价值，归结为由局部的政治运动，扩展为文化运动。

胡梁之间的学术竞争

2009年5月，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拍卖了一批胡适藏友朋书札，其中11封出自梁启超之手。拍卖前，夏晓虹即已看过其中的梁启超手迹，并写过专家鉴定意见。全集出版的波折与延宕，某种程度上，也为编纂吸纳新的材料造就了机会。

这批新发现的信札中，胡梁通信的主要话题涉及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佛教史》《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国学小史》《墨经校释》，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以及梁启超写作的词与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其中最有趣之处，莫过于补充了胡、梁二人在1920～1922年间，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国学小史”课程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手戏的背景材料。

1919年，奠定胡适学界地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胡适在高兴之余，发现这本书在国内少有评论，颇有寂寞之感。正在这时，他接到了梁启超1920年10月18日的来信，信中写道：“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

只是，此时的梁启超异常忙碌。除了修订《清代学术概论》，自1920年12月2日起，他又应清华大学邀请，开始“国学小史”的系列演讲。同年12月18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对于大著《哲学史》之批评若作出，恐非简短可了。顷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大作，届时当奉寄耳。在此所讲因未自编讲义，全恃腹稿，殊不畅密。学生所记更为删润，益复劳而少功。今将所讲老子一章先呈教。（第一章为古代思想渊源，第二章为诸子总论。笔记稿未订正，未印。）”书评未写，梁启超已先要胡适拜读他的“国学小史”讲义。

梁启超在12月18日还随信附送了《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其中对胡适的《尝试集》有“大端很是不错”的肯定，却也对胡适一派的白话诗提出批评：“而纯白话体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作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再加上两人之前有关墨学的争论，梁启超的这封信，无疑让胡适有与他唱对台戏之感。在1921年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便大发牢骚：“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

夏晓虹在《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一文中分析：“至此，胡适对梁启超的书评已绝无好感。所谓‘进益’，大概也只能从激发斗志一面想去。”

更富有戏剧性的对手戏继续上演。1922年3月4日、5日，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邀请，以《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题，作了两天公开演讲。面对这一“打上门来”的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评价梁启超“不通人情世故”，虽然他也在同事张竞生的劝说下，第二天到会并作了点评，但对此仍然意绪难平，此后在读书时随处留意，日记中也不断反驳。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总体评价是：“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夏晓虹认为，这也是梁启超后来自认有必要另起炉灶、讲述“国学小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