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

从整体上看，顾雄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彻底的全球化历险。在这场历险当中，关键词是迁徙。

1977年，中国恢复了全国高考制度，让国内的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隔年，顾雄从西南农村一名知识青年，迁徙到了重庆，成为四川美术学院一名大学生。然后，在经历了挣脱罗网的个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反抗之后，他又横穿太平洋，只身迁徙到了加拿大。当顾雄重新立足在北美这一片土地上时，他又重新开始了另一场迁徙，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迁徙，从一名普通移民，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最终成为真正的加拿大主流艺术家。

这是两场相互重叠的迁徙，既包括了社会地位的改变，也包括了生活世界的更新。所以，当顾雄用“大江大海”为名组织他的展览，试图表达个人从长江跨越大洋来到菲莎河谷的漫长历史时，我意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那一份立意。我明白，不应该把顾雄的迁徙仅仅看成是他个人的移民，他的人生际遇恰恰就是全球化的一面镜像，一个因子，甚至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片波浪。

我一直在想，当顾雄站在哈宁角海滩上，注视着那些来不及运回家乡的华人先祖的遗骨时，当他坚定地走进一家接一家几乎无人问津的加拿大国际劳工简陋的工棚、看着那些艰辛的脸庞时，他内心所翻腾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2015年年尾，我为湖北美术馆策划《再影像：光的实验场》的展览，邀请顾雄作为海外华人艺术家回来参展。他的作品是《骨屋》。细沙子平铺在地面上，象征着海滩的存在；墙面屏幕上放映着太平洋岸边喧腾的海浪，还伴随着阵阵拍岸的浪声；另一面墙则是一组照片，顾雄通过拍摄，重组了当年华人清洗先祖遗骨的生动细节。我站在展览现场，站在顾雄的作品当中，不厭其烦地向观众解释着其中非凡的内容。

当我们只是在一个国度的范围内诉说着“叶落归根”的古训时，我们的感觉充其量只是在描述一种传统，一种对家乡的依恋。而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哈宁角海边，华人趁着夜色，仔细清洗先人遗骨，然后包装好，寄回家乡重新安葬。这时，他们内心对于“叶落归根”的固守，就不再是古训，而是一种使命。然后，当顾雄把这一段历史作为艺术母题再次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叶落归根”就从使命上升为永恒的信念，用以见证曾经的历险，那个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全球化历险。

顾雄当初只身一人来到北美，过了一年家人才来团聚，他何尝没有体会到“使命”的残酷含义？我猜想，从他站上北美大陆那一刻开始，其内心对于艺术的认知，就在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他来说，艺术不再意味着单纯的反抗。当身体通过真实的迁徙插入到异域的土地上时，艺术也在与迁徙紧密相随的过程中脱胎换骨，从反抗的象征性符号，转变成了真实的生命，并迅速生长为可以每天触摸得到的活生生的存在。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身体的迁徙，顾雄让自己直接嵌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用每天的呼吸去释放这一过程所滋生的价值。结果是，顾雄的迁徙就演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全球化历险，而他的艺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一历险当中的真实纪录与文化表达。从另一层面上看，顾雄的艺术成为敏感的个人探针，用以检测在全球化当中，所有以艺术之名进行反抗与颠覆的真伪。

不管结果是真是伪，检测本身无疑具有永恒的真实性，从而让每一次的呼喊成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