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瑞

摘要：《狗日的粮食》以洪水峪为背景，以瘿袋为典型，描写了她在生存困境下所展现的人性丑态和悲惨命运。刘恒关注人本身，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深入探索并做了充分的现实还原，本文试析了瘿袋悲剧命运的成因，并认为刘恒选择这一题材，与他创伤性体验息息相关。

关键词：瘿袋；人性；女性命运；创伤性体验

刘恒创作取材视野广阔，不同类型题材的创作，都体现了他较高的驾驭能力，不可否认地是刘恒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地位。《狗日的粮食》是刘恒在198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显示其独特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一、生存困境中的复杂人性

仁义与凶心是瘿袋在粮食极度匮乏状态下人性的集中体现。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在于摆脱的多或少。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在人的这个需求体系中，层次越低，人就越接近动物性。瘿袋食不果腹，在极端苛刻的生存环境下，无暇顾及礼义廉耻，她拼命地获取粮食，一生都在为维持生命的延续而努力，她因粮食匮乏而展现动物般的本性，生命因此越来越卑贱，甚至丢失一本粮食证就能让瘿袋轻生。小说里，瘿袋因为丈夫杨天宽被分到了村里人人不要的地，爬到猪棚上破口大骂，十分泼辣。她不顾及天宽与叔伯的情分，不肯把山药借给天宽叔伯，且言语刻薄。她生命力顽强，能克服种种因粮食问题带来的困难，不惜费尽心思，人品败尽。当她与天宽因为粮食匮乏，去找叔伯借粮，叔伯却记得往日的教训不肯借，瘿袋就偷偷的去叔伯菜园里摘南瓜。地里闹灾，她就去河里筛骡粪里的玉米粒当做口粮。在队里干活，收工回家时，经常顺走队里的粮食。因为粮食资源的有限性，瘿袋与邻里关系紧张。邻家靠院墙搭了葫芦架，待到葫芦成熟，瘿袋便刮北风似的割了它们。村里人眼中，瘿袋尖酸泼辣、蛮横无理、不近人情，但瘿袋对杨天宽却十分仁义，她维护与天宽组建的小家庭，为天宽争取利益，在饥荒的年月里尽心竭力养活家人。人性是复杂的，瘿袋既有不讲道理，泼辣心凶的一面，又有勤劳勇敢仁义的一面，瘿袋这一人物形象既不可爱也不可恨。她的卑劣和仁义背后呈现的是瘿袋说不完道不尽的苦难和心酸。

二、生存困境中的女性命运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说，女性“可以被养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婚姻，也是能够证明她那正当生存的惟一途径”[1]，她们必须结婚的理由有两点，一点是她要为社会生育下一代，另一点是女人有满足男人性欲的义务和做家务的职责。那么，女性的生存的资本就体现在生育能力，履行做妻子的义务和繁重的家务上。在谷子稀缺的年代，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来了瘿袋，瘿袋被六次倒卖，瘿袋心理是没有安全感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于是她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是能给杨天宽带来价值的，她要让天宽充满一种获得感，从而来取得自己生存的安全感。《第二性》中还说到，女性“承受现存事物，她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的态度带来的是女人被人惊羡的忍耐度，她们比男人忍受肉体痛苦的能力更强……她们面对贫穷、危机和厄运的时候，通常表现出比丈夫更积极的态度。”[2]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瘿袋身上。村里分地，把别人不要的地分给天宽，她要据理力争，她扛了锄头、吃食，在囫囵坨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她给天宽生了六个儿女，在人见了树皮都眼红的灾年，一家人平安度过多半靠瘿袋。她赛一头罩眼牲口，贡献着一切她能贡献的。这也充分暴露了瘿袋作为女性，没有男性便无法获得生产资料，自身的无依无靠、没有尊严和主权的生活以及无法摆脱的被奴役的命运。

男尊女卑的现象是历史文化造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男性一直是家庭当中的最高权利者，他们的权利是女性不可侵犯的，把女性视作私有财产，也似乎是理所应当。在洪水峪，男人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瘿袋对村里人的蛮横泼辣和对天宽的强悍，常被洪水峪的人称为“夜叉”和“母虎”，人们心中女性应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当瘿袋把粮食证丢了之后，天宽对瘿袋扑上去无头无脸一阵乱拍的时候，“乡人们蹲在夜地里听，明白天宽家里的男人又成了男人，把女人的威风煞了”[3]，没人怜惜瘿袋的处境，反倒希望天宽往死里揍她！一个生命力顽强、脏嘴凶心的女人，终因自己的过失，服了苦杏仁，自殺身亡。杨天宽明白瘿袋待他不薄，对瘿袋来说他也算是个仁义的老伴，但他惟一不仁义的一次，就是借瘿袋的过失长自己的威风，男权思想作祟，把瘿袋逼上了绝路。生存条件的恶劣对瘿袋已然是一层枷锁，而男权社会对瘿袋进行了赶尽杀绝式的迫害。

这篇小说体现出了刘恒对处在生存困境下的女性的关注，对女性悲惨命运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关怀。瘿袋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示了刘恒对人的生存意义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对客观环境无法摆脱的焦虑感，刘恒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探寻，引发了人们的无限思考，极其具有启蒙意义。

三、刘恒创作与创伤性体验

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的展现，透过作品，能窥见作家的创作心理。刘恒的小说是新写实小说，注重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直面现实人生。采用零度叙述的方式，作品里较少介入叙述者的态度，没有直接的价值评判和情感的流露，但从刘恒作品所关注的人的生存问题，从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的深度和人物悲剧性的命运来看，能够感受到作家心中的无奈和伤感。刘恒在访谈里说过，他的“孤独感也源于在现实社会中受到某种伤害，比如说想成功，但成功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自己原来很看中某种东西，后来发现并不值得看重，总之都是生活中受到某种压迫引起的。”[4]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里提出了创伤经验的概念。一种经验假如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能使心灵遭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来谋求适应，从而导致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遭受到永久的扰乱，便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的。刘恒的目光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究其原因，与刘恒个人创伤经验有关。

1954年，刘恒出生在北京郊区，当时的农村发生重大变革。从1959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匮乏，粮食紧缺。刘恒挨过饿，也看见过别人挨饿，童年时期的刘恒体味到了生存的艰难。这种个人经历和苦难记忆在作品里表现为粮食匮乏，并且人因为粮食资源缺乏而变得卑贱。刘恒上小学时，与外祖父生活了三年。三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为刘恒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写作素材。十五岁的刘恒，就进入了部队，承担着与成年人一样的体力劳动。刘恒在访谈里说到：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是我突然面对死亡。外祖父在他的当兵的时候突然离世，半年后才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让他深受打击，甚至产生了一些心理障碍。对于外祖父的逝去，让他总是考虑生死的问题，怀疑人活着的意义。这种情感上的创伤，久久挥之不去。因此，他在作品里写出了人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

刘恒笔下的瘿袋这一人物形象是悲惨的，在他的眼中人性是复杂的，笔下的人物总有逃不出困境的宿命感，顽强如瘿袋，也抵不过命运的巨浪。他的这篇小说里没有生命的欢呼雀跃，却充满了命运的悲歌，永恒的困境，人与生存环境永恒的对立。现实世界如此荒凉，内心世界如此虚无。人如蝼蚁，命如草芥。

注释：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刘恒.狗日的粮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胡璟.把文学当做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J].小说家档案.

参考文献：

[1]刘恒.狗日的粮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4]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