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

摘要：本研究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依据，以杨宪益及戴乃迭的《诗经》译本英译为研究对象，初步探究《诗经》英译。

关键词：《诗经》英译；翻译规范；杨宪益戴乃迭

一、引言

《诗经》居于五经之首，堪称中华文化经典。就国内研究而言，古诗英译一直是中国翻译研究的重要一环。近百年来，中国诗歌翻译理论探讨基本上都是围绕诗歌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展开的[1]。《诗经》英译的研究也是如此（打开中国知网搜索即可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学视角将文化、社会等多元系统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受其影响，国内翻译学者逐渐将诗歌翻译这一人文活动放置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多元系统中考察，极大的丰富了诗歌翻译研究范畴[2]。例如沈岚[3]、杨静[4]、李惠然[5]、蔚淑敏[6]分别从跨文化、历史、认知、修辞的视角研究《诗经》英译。值得注意的是，王燕华[7]引入勒夫维尔的观点，从多元系统的视角，详细描述了《诗经》是如何成功的在英国这个文学系统中运作成为经典。王燕华注意到，众多知名英国本土汉学家理雅各、阿瑟·韦利的翻译符合英国的翻译规范，使得《诗经》在英国经典化成为可能。其在英国经典化的过程，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

二、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译本分析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学者提出规范（norms）的概念。列为（Jiri Levy）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decision making process），译者从文本选择到句子结构、措辞、标点符号甚至拼写，都面临众多抉择的可能性（Hermans，1999：74-76）[8]。理论上说，所有的抉择均处于“完全可以预测”与“完全无法预测”这两级之间。波波维奇指出，既然抉择既非完全前定，又非绝对任意，那么促使译者做出某一决定原因何在？除了主观意愿外，译者必须面对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两套规范或习俗（norms and conventions）的制约。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图里认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三类规范的制约[13]：预先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 （initial norms） 及操作规范 （operational norms）。

（一）预先规范

预先规范及翻译政策（translation policy）是决定在某一时期所选择的文本类型或特定文本，直接决定了源语中哪些文本可以进入译语文化，即与待译文本的选择直接相关。翻译政策在某一特定语言、文化、时代决定翻译文本选择的要素，例如目标语文化所青睐的作品、作家、类别及流派等[8]。

建国初期，西方各国对新中国采取压制政策，故意扭曲、丑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对中国文化故作曲解。在此背景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应邀为《中国文学》（1）杂志社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精品，有计划、系统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化。

林文艺（2011a；2011b）分析了《中国文学》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作品情况，认为其选材主要受到国内政治需求、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外交需要等因素的制约。

《中国文学》从1962年至1983年选择《诗经》45首进行英译（其中1962年15首，1978年13首，1983年20首）。在选材上，选择《小雅》两篇（《采薇》、《巷伯》），《大雅》一篇：《生民》，其余全部属于国风。其主要原因是“《风》和《小雅》收集的是最好的诗篇，其内容丰富，题材包含劳动、婚恋、战争以及阶级斗争（笔者自译）（2）。”1962年，中国左倾思潮开始泛滥，当时的国内文坛，爱情题材几乎成为禁忌，而《中国文学》对《诗经》中有关爱情主题译介（《摽有梅》、《静女》、《氓》、《将仲子》4篇），主要是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同时，为突出阶级斗争的国内政治需求，也有《伐檀》、《硕鼠》、《大东》、《北山》等以战争、讽刺统治阶级主题的6篇。到了1978年和1983年，题材则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爱情题材，共有《汉广》、《关雎》等17首爱情诗；除此之外，既有《相鼠》、《式微》等17首（其中《伐檀》《硕鼠》《七月》）与1962年重复）谴责统治阶层的诗篇；也有与农业生产、祭祀神灵相关的3首；亦有8首其他题材诗篇（《行露》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古诗苑汉英译丛《诗经》中，则选取了杨宪益和戴乃迭英译的45首诗歌，从选材上看40首属于“风”，5首属于“雅”，关于“颂”的部分则没有一首。正如野莽在序言中所说，“潇洒自如才华横溢但却信达典雅…展示在不满足于仅有注释的青年读者的眼前”，以及“向世界的新年献礼的译丛”[9]（2001：3）。由此可见，对于反映地方土风歌谣的“风（邶风、卫风、郑风等）”，以及正声雅乐的“雅（小雅）”的选取更能体现编者的意愿，而对于宗庙祭祀的“颂”与编者意愿不符，故而略去。此外，《诗经》中野莽的白话诗译与英译本在句式、风格甚至词意上都不尽相同。野莽对此解释说，这就像一个父亲不同情况下的两个孩子，他们分别更像自己的父亲，但兄弟之间略存差异。

从不同年代对与诗歌翻译的选择可以看出，预先规范在杨、戴《诗经》英译的选材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然对外展示我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其主旨，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求、文学思潮对选材也有相當大的影响。

（二）初始规范

图里将“左右译者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之间做出选择的规范”称为”初始规范”。初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源文本还是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译者倾向于目标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译本表现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特征；如果倾向于源语系统，则表现出“充分性（adequacy）”。在可接受性与充分性之间有一个连续轴，所有的翻译都是在这一连续轴上“不断选择和妥协的结果”[10]埃文-佐哈尔对“充分性（adequacy）”做如下定义：充分的翻译就是在译语中体现源文的文本关系，同时不破坏源语的基本语言系统。可接受性是指译者尽可能符合译语的语言文学规范而通过各种翻译转换进行翻译。

杨戴译本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直译能够最大程度、最真实的传达原文内容，传播中华文化；在不便直译的情况下采取意译，有利于英语国家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文，消除文化隔阂。在《诗经》的翻译中，杨戴充分遵循源语文本的写作规范和文化规范。

例1：《柏舟（邶风）》[9]

译文：The Boat of Cypress Wood

我心匪鉴，

My hearts not like a bronze mirror，

不可以茹。

Absorbing the reflection of everything.

亦有兄弟，

Ive brothers，elder and younger，

不可以据。

But not one is trustworthy.

薄言往愬，

When I tried to pour out my grievance，

逢彼之怒（2004：38）

I found them furious with me[9].（2004：43）

《柏舟（邶风）》全诗五章，这里选取的是第二章。开头写道“我心匪鉴”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我的心不能像镜子那样（2004：41）”，而英译文的处理则更加注重历史事实，以诗歌发生的年代定义“鉴”，译为“bronze mirror”即青铜镜；第三句“亦有兄弟”也是依据古汉语中对“兄弟”的理解，即兄长和幼弟，英译为“elder and younger”。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杨译非常注重历史事实，将诗歌还原到历史中去，更加严谨和精确。杨戴译本忠实原文风格、原诗意象，尽可能的传播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元素，目的在于传播文化的内涵。初始规范的选择决定了《诗经》整体译本的风格。

作为英文造诣颇深的杨宪益及英语作为母语的戴乃迭，宁愿放弃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尽力“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亦再次表明《诗经》英译的宗旨是传播中国文化。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中的初始规范、预先规范都影响了杨宪益、戴乃迭对《诗经》的英译。赫曼斯强调，在文化的一个范畴里遇到的现象，必须放在构成整体文化的现象中去观察[8]。（1996：47）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以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特点和文化规范为主要操作依据，其目的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为使外国读者能够尽可能靠近中华的传统文化。这本完成于特殊时期的译作有其时代使命，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其使命；杨、戴译本也为后人研究翻译理论与《诗经》传播提供了高质量的范本，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国人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典范。图里翻译规范的视角为我们研究《诗经》英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各种翻译规范在具体翻译中所起的作用也为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注释：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51-2000，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向国外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官方刊物。先后由中国文学杂志社、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社出版，分为英、法两个文版，先后共出版590期，译介文学作品3000余篇，发行到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

原文如下：Viewed as poetry， however， the finest songs are the folksongs in the Feng and Hsiao Ya.These are very rich in content， dealing with labour， courtship and marriage， as well as warfare，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Chinese Literature，1978.3：113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中国诗歌翻译概论与理论研究新领域[J].中国翻译，2008 （4）：36.

[2]杨秀梅.包通法.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历史与现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 （12）：58-60.

[3]沈岚.跨文化经典阐释——理雅各《诗经》译介研究[D].博士论文2013.苏州大学；河南大学，2014.

[4]杨静.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研究[D].博士论文，2014.

[5]李惠然.《诗经》植物隐喻及许渊冲译法之认知探索[D].东南大学，2015.

[6]蔚淑敏.许渊冲与詹宁斯《诗经》英译本修辞手法翻译对比研究[D].青岛科技大学，2013.

[7]王燕华.经典的翻译与传播——《诗经》在英国的经典化路径探析[J].上海翻译，2016 （2）：78-83.

[8]Hermans，Theo.Ed.1985.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Croom Helm Ltd.——1999.Translation if System：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 Explained.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9]楊宪益，戴乃迭.野莽，诗经[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10]Toury，Gideon.1995.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