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有能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胡先骕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来源，进一步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对他的思想给予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胡先骕；新人文主义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两度留学美国，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国内各大高校。1922年1月，与吴宓、梅光迪一起创办《学衡》刊物。胡先骕是“学衡派”的骨干和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与“学衡派”的另两位核心人物吴宓、梅光迪都师从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归国后，更是将新人文主义理论自觉地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去。

一

要想了解胡先骕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不得不先解释一下“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事实上，人们对“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英国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在提到这一概念时说“我发现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名词，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这些名词意义多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使得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篡者伤透脑筋。”（1）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主义呢？人文主义是“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题。”（2）它是一种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的思想模式。人文主义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并作为一种思潮在欧美流行了数百年之久。其实西方人将人文主义的源头最早追溯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那个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同等重要。人文主义非常重视学习历史和古代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特别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它对教育寄予很高的关注；它尊重理性的权威，反对暴力，爱好和平。这些都是人文主义非常珍视的传统。

新人文主义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批判传统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白璧德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人道主义）是以肯定人的正当欲望、以感性的方式对抗神学理性；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则是以重理性、对自我进行“节制”的方式来反对20世纪初的科学主义和泛情主义。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派别，其中有两大派别白璧德认为最重要，那就是培根派与卢梭派。他指出，这两派只知追求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而不注重人们内心的道德修养，长此以往，整个“人类将自真正文明下堕于机械的野蛮”。有感于此，白璧德提出了将人从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文主义观点（人们称之为新人文主义）。

在新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白璧德首先指出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人道主义主张漫无限制地扩展“同情心”，人文主义虽然也容许同情，但主张透过教养与训练进行选择性同情，它依循普遍的理性；强调各种规范与德性。其次，白璧德针对人道主义。

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提倡以“人事之律”替代“物质之律”。所谓“人事之律”，就是“收敛精约之原理，而使人精神上循规蹈矩、中节合度是也。”（3）白璧德指出，20世纪以来，“人事之律受科学物质之凌逼”，人类散失了真正的人性，沦为物的奴隶。“今欲使之返本为人，则当复昌明‘人事之律，此20世纪应尽之天职”。为了纠正这两派的错误倾向，白璧德强调实行“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他非常重视教育在人性当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他将人生境界分为三等即神性、人性、兽性，神性高处不胜寒，兽性放纵本能，沉溺于物质的享受，而人性则是每个人通过后天的努力都可以达到的，但如果没有教育和规范，任其自然发展，人性就会沦为兽性。正是因为白璧德用以规范人性的是全人类创造的普世价值，因此，他能从中西文化沟通的高度来讨论传统问题。他认为，无论是西方文化传统还是中国文化传统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文精神，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是一致的。

二

胡先骕是最早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在《学衡》第3期上全面介绍这位西方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并且将白璧德的发言稿《白璧德中西方人文教育谈》翻译刊登出来。胡氏本身就深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赞同白氏所说的以“人事之律”替代“物质之律”和“以道德节制天性之发展”的观点。他说“社会之中，是非善恶观念将绝，而各国各族，则常以互相残杀为事。科学发达，不能增益人心之真福，反成为桎梏刀剑。其受病之根，由于群众昧于为人之道。盖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至极精确，故科学之盛如此。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4）胡先骕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认为尽管时下物质和科学发达，但整个社会没有是非善恶观念，没有道德来节制人性，人性就会堕落。他认为人类应该有一种超越日常生活之上的“自律”观念，要对自我进行“克制”，以便从一个“较低的自我”达到一个“较高的自我”以保持并提高人性。

而要想保持并提高人性，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胡先骕提倡在中國进行人文教育，而且身体力行。在教育实践中，他的教育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他说“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相对而言。”（5）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以充实提高个人全部之生活”，“使人人皆能在生活之各方面尽量发展其潜能，以达到尽善尽美之域”。他还认为，人的生活不要仅仅局限在衣食住行的物质方面，如果仅限于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陶冶，则人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他说“所谓生活，包括人生之一切活动，除了物欲之外更有情感发泄，道德感与美感的满足，宗教伦理信仰，道德修养等需要”。胡先骕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独立的个性，培养高尚人格。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人格商”。如同人的智力水平有高低的区别，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也有高下之分。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的大多数属于“既非上智，亦非下愚，可以为善，可以为恶，上达下达以环境为转移”的人。换而言之，大多数人的道德、人格是可以通过外部的环境和后天的教育来提升的。他认为“个人之人格固基于先天之禀赋，然亦可因训练学习而发达，教育之重要使命，即在如何发达个人之德性或人格，亦即如何增进个人之人格商。”（6）胡先骕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论战中，表明中国的教育正处于危机之中，他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又提出了十二项教育改革的要旨，例如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个性，要培养高尚的人格，要促进人生的全面发展。

可以说，胡先骕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他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直至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由于服赝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使胡先骕在中西文化视野中能够更加自由地穿行，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事实上“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非常珍视的一个傳统，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经验和智慧的积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传统文化，胡先骕都主张用一种历史的辩证法来看待，既不极端排斥也不全盘接受，而是需要在对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社会、风俗加以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做综合分析和考察，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客观、公允。“国人之正确态度，当对旧化不为极端保守，亦不为极端鄙弃；对于欧化不为极端迷信，亦不为极端排斥。”（7）胡先骕与当时的文化批评者所持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谈到刊行《学衡》的动机时说：“皆感五四之后全国学风，有越常轨，谋有以匡救之，乃编纂发行《学衡》杂志，求以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8）以这种“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就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只不过在“救亡图存”的民族要求下，在“激进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中国主流思想的背景下，胡先骕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这也难免遭到自20世纪二十年代直至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批判了。不过时过境迁，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上，在中华民族文化日益复兴的今天，再来“重估”胡先骕及其新人文主义思想，我们发现他的思想有一种穿越时空的价值。

注释：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761

吴宓.白璧德之人文主义[J].学衡.1923（19）

胡先骕：《白璧德中西方人文教育谈》，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同上，第73页。

胡先骕：《教育之改造》，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李思纯：《论文化》，《学衡》1923年10月22期。

胡宗刚著《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版，第 1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