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薇

摘要：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关口，他的诗歌形象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衔接了从盛唐到中唐的伟大转变，唐初受六朝诗风影响大，诗文辞采华茂，后又以陈子昂为代表兴起复古运动，提倡“风骨兴寄”，不免出现贵古贱今的现象，但杜老先生却认为创作应该兼采众长，他以庾信、初唐四杰的创作特点为切入点，表达了他各体兼备、古今尽学的创作观点，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

关键词：杜甫；戏为六绝句；诗论；诗歌创作；博采众长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的确，他的诗叙写战争，描写天下苍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杜诗风格沉郁顿挫，是因为其内容深广、意境雄浑所以沉郁，因为其诗艺精湛、抑扬跌宕所以顿挫，但是杜诗除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也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萧散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影响了多样的诗歌风格，同样，他本身也并没有所谓“文人相轻”的狭隘，反而具备博采众长的气度，这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中表达的很清晰。

一、重“质”亦不轻“文”的创作

唐朝玄宗后期，沉溺于声乐，白居易曾在《长恨歌》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致使朝廷大权旁落，在表面的盛世之下，各种隐藏的矛盾一触即发，终于，天宝十四载，震惊朝野的安史之乱爆发，从此之后盛唐气象一去不返。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写在安史之乱后，当时战乱虽已渐平，但一个经历过战火的沉重打击的社会，即使李唐王朝能重整河山，也无法拂去六年来的巨变带来的损害，而此时唐人的诗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情思激荡、境界宏阔的盛唐气象已不可再现，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呈现的幽约细腻、繁缛藻丽。一批诗人变得心态内敛，反而认为庾信、初唐四杰的诗风不足为道。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注引《玉泉子》：“时人之议，杨好用古人之姓名，谓之点鬼薄；骆好用数对，谓之算博士”，这便是讥笑杨炯、骆宾王等四杰的一个例子。显而易见，杜老先生并不认同甚至反对这种看法，看到其中存在不合适的思想问题，他便借此为题，创作了这六首绝句，来表达心意。

组诗的前三首重点赞美庾信与四杰，反驳当时一些文人观点。“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从对庾信的评价写起，他的评价是离开了“徐庾体”的北朝庾信，正如他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所写“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入北朝后的诗风悲壮健笔，杜甫赞扬他的诗晚年成熟、具有凌云纵横的风力，值得学习。“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四句在赞美四杰的诗作为“当时体”的同时也批评那些轻视他们的人，不可忽视四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才具有真正的创造力会万古流，不像轻薄子身名俱灭。“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承接第二首的内容，相对犀利指出当时蔑视传统的“今人”与四杰的差距，同时表明诗风正道为《风》、《骚》。

铺垫已经做好，接下来杜先生自己的观点可以随势阐发了：“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四句批评了诗歌追逐“翡翠兰笤”那樣秀丽的风格，劝各位学习牵掣鲸鱼于碧海之中的雄健气势，而这种气势正是与当时已鲜少存在的盛唐风气。接着给出建议“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先退一步讲学习前人清丽词句并无不可，只是不可过，若成为“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眺，劣得‘黄鸟度青枝”就是步了齐梁绮靡诗风的后尘失去《风》、《骚》正道精神，所以今人应努力效仿屈、宋，力争并驾齐驱。正如最后所言“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一代效仿一代，最终只是一代不如一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才是正道，前面叙述又加劝导解释了那么多，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人们可以裁汰伪体、亲近《风》《雅》，立足根本，又能做到“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吸收各家所长，独创风格，一代更比一代强。

二、转益多师的气度为如今我们的学习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读杜甫这简单的六首绝句，通过这168个组合在一起的汉字去想象去了解他的观点，去感受他的精神，但并不是知道了就完了，我们了解他不是目的而是途径，最终需要达到的是自己怎么做。其实相信在古代以及在杜先生生活的时代应该都有他的“粉丝”因为他是值得被尊敬的以为文豪，这些“粉丝”所能获得的一些可以说是精髓文化能被运用小到文学诗歌创作，大到人生态度便是他的时代意义，这个时代是没有时间或空间限制的。

“转益多师”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气度，但他是有标准的，底线是“亲风雅”即立足现实，他的诗美理想是以现实为美的，他的诗歌就其内容而言真实且深刻得反映现实社会，他将自己真切感受到的东西写入诗歌，具有“诗史”的特性。杜甫深受的是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的思想影响，所以他十分重视诗歌创作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他眼中，作诗可以是匡时补世的事业，所以他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又反过来从自己的创作中逐步认识诗歌在体察社会人情中的作用。他在儒家诗教理论的影响下，所创作的诗歌上能补察时政，下能泄导人情，这无疑给诗人良好的影响，使杜甫开始创作诗歌就能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不致堕入吟风弄月、藻绘词章的邪路。而他的成就就将儒家诗教中优秀的一面传递了下来，“别裁伪体亲风雅”，《风》《雅》关注的是什么，正是社会现实，劳苦大众，杜甫以身作则做到了《悲陈陶》、《悲青饭》、《春望》、《自 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以及“三吏”、“三别”都是社会的真实再现，那后人呢？文学可不等于风花雪月，一篇优秀的文章一定立足现实、真实可感，即使有各种写作手法，但中心精神需要有社会现实的影子，这样作品才有了更高层次的意义，更具有价值。

裁汰了伪体，亲近了《风》《雅》也不能走极端，不意味着要将文学当成政治的留声机，不是说要学齐梁浮靡之风而是在重质的基础上不排斥适当的修饰，这就需要博采众长，“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杜甫中年在长安时曾有一句“学诗犹孺子”，其实这也是他一生的学习态度，“读书破万卷”他一生亲身实践了“转益多师”博览群书，广泛地向前辈同辈学习，前面提到他的“不薄今人爱古人”就是很好地说明，高适、岑参、孟浩然更别说李白都得到的赞扬，“文人相轻”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种精神与杜甫“转益多师”的精神其实是相合的。再观古今有多少人根本就是“金玉其外”却往往口出狂言，我们并没有杜先生的知识，但最起码可以学习他的气度，虚怀若谷的谦虚精神是任何时代都不过时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总而言之，杜先生没有对任何一种文体或一个人有绝对的认同或反对，他的评判标准不是庾信、不是四杰、不是李白也不是他自己，是什么？是《风》《雅》，是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思想内容积极向上、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是个精神。在站定标准绝不动摇的前提下，前人也好、今人也罢，都是可以扬弃的对象，吸收与正道靠近的内容，还是一句话“裁汰伪体、转益多师”就是杜甫创作精神的最好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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