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诗千 王文潇

摘要：《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流，共同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石，在这一基础上，中国诗歌才能不断生发。但同为诗歌的开山之作，《诗经》和楚辞又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多维度、多方面的。

最明显的，在结构上，二者就有着不小的分异。总体看来，《诗经》比楚辞更加注重句式上的严整（多四言、五言句）与韵律的平仄协调，而相比之下，楚辞则句式多散，对于韵律的安排，则呈现出更大的随意性。但句式韵律乃至结构上的差异，都是外在的，所以无论《诗经》与楚辞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显著与否，都只是表达风格的不同而已，而二者在情感表达上的比较，才是分析《诗经》与楚辞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的要领。

关键词：情感与表达；含蓄克制；礼乐制度；政治文化；激烈奔放；浪漫与理想

如前所言，《诗经》与楚辞虽同为中国诗歌的基石，但二者在它们所囊括的广阔的范畴中，却有不少可以对比互见之处，如句式、如音韵、如结构，乃至风物等都无一不可对比。而要对其思想内涵进行比较，则应当从它们的情感与表达上入手。

《诗经》或楚辞所表达的情感，都缘起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生活体会，这样的生活体会又源于相应的生活经历，因此我们说这些生活体会都是作者对相应的生活经历的反映，同时，这种生活体会又反馈于生活经历，由此，作者的情感也就产生了。

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作者情感形成的这一过程，我们不妨用一个个例来展现。例如屈原在经历了被党人谗害这一生活经历后，就因为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悲伤”的反映，这样这种“悲伤”的生活体会就形成了，这种“悲傷”的生活体会经过屈原的心理又对污浊的社会环境产生一种反馈，即是“不平之气”，这里所说的“不平之气”就是屈原作为一个作者的情感。作者又把这种情感赋予作品，于是作品就成为作者情感的直接产物，也是载体。

以上我们所讲的是作者的情感来源问题及作品的情感获得问题。若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诗经》与楚辞的情感在来源与获得方式上都已显现出很大的不同。

《诗经》中除少数献诗与颂而外，更多的是民歌。民歌是普通劳动者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创作的，没有经过周详的谋篇与修饰，表达的是创作者即时的情感，如《静女》中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就是“爱而不见”产生的即时的情感，当然，这种焦虑的情感是通过“搔首踟蹰”的动作来表现的，因此略显含蓄克制，而《氓》中的“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以及《摽有梅》中“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在情感的表达上则更加自由。但是无论是含蓄克制还是更加自由，诗句表达的都是作者即时的情感。但民歌之所以会被广泛传唱，一个原因是它们语言和节奏简单，易于掌握。另一个原因则是民歌可以很好地表达吟唱者的情感。接受美学中的“再创造”也在民歌的传唱过程中得以实现，吟唱者的情感与民歌所表达的原始情感必定有所不同（甚至初作者的情感与民歌内容所表达的情感都会有差池），因此在传唱过程中吟唱者们的情感也会融入原有的民歌之中，这不免对原始民歌的内容加以改变，所以随着流传的广泛，最终收入《诗经》中的民歌所表达的已不是初作者的原始情感，而是在流传中经长期而积淀去糟形成的广泛认同的集体情感了。

而楚辞则不然，最初作为民歌的楚辞现今已不存，如今所见到的楚辞都是屈原、宋玉等人独立创作的或是后来历代的拟骚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文人创作，没有经历过“传唱”这一过程，因此保留的基本都还是作者的个人情感。但是这些独立作者的情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也会为读者所认同，在后世引起广泛共鸣。

总结上述观点，很明了，就是说《诗经》中的诗主要表现的是社会百姓广泛认同的集体情感，楚辞主要反映创作主体的个人情感。

说了《诗经》与楚辞在情感上的不同，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二者在情感的表达上的不同。

《诗经》中的诗篇的情感表达大都比较含蓄克制。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民歌的表达风格确是比较收敛而克制，二是民歌在被搜集整理的过程中被改动所致。民歌的表达本来应当是比较自由灵活的，但是对这些民歌所处的时代背景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端倪。《诗经》中民歌的产生与传唱还处于礼乐等级制度的建立与稳固期，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下的政治文明正在构建，而作为广大的奴隶和自由民，在反映自身的情感时也应该顾及奴隶主统治者所建立的礼法秩序，因此民歌才形成了其含蓄克制的表达特点。但是先民在创作民歌时究竟有没有顾及统治者呢？恐怕还不得而知，因此这个观点只作参考，抛砖之用。但第二点原因当是不刊之论。

《诗经》是官方辑成，但原始的民歌又不免俚俗，所以在搜集中首先一定要“择其雅而优者”，接下来还必须进行改订，改动韵律和句式，使其符合礼乐的法度，疏正语意，使其与官方的道德标准相合。在这个改订的过程中，民歌的本真的特点就会被削弱，而官方道德的意志逐渐强化。这时的民歌，在反映民情之外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谏”和“教”的意义，因此在表达上也就越发含蓄而克制了，以达到讽谏和教化的目的。《诗》的教化作用在这时就已初露端倪，所以也无怪乎后来的理学家曲解文意，牵强附会，其实周人就已开了先例，不过是后世的理学家尤甚罢了。

至于楚辞，其瑰伟奇丽的想象与极富代表性的象征手法的运用，都有着浓厚的浪漫色彩与理想意味，其目的都是为了表达作者强烈的情感，这些特点相比于《诗》更具有标志作用，包括后世的拟骚作品也概莫能外。

那么楚辞的情感表达为何相较于《诗》更激烈呢？这里也提出两点原因。一是楚辞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产物，表达的是个人情感，而不同于《诗经》中的诗篇（表达的是广泛认同的集体情感），因此情感的波动性也更强，再加上创作的风格在创作的过程中也会影响作品情感的表达，所以在理想主义风格的影响下，个人的地位更加突出，个人的情感也更能充分表现，这样而后我们所看到的激烈的情感就在楚辞中大放异彩。第二点原因是比照《诗经》而言的。楚辞是个人的创作，没有经过官方的整理与修正，因此也没有过多地承担讽谏与教化的功能，所以其情感没有受到裁剪，保留相对完整，仍具有民歌畅达激烈的遗风。

值得肯定的是，无论《诗经》和楚辞在情感与表达上有多少迥异之处或是同工，但中国诗歌赖以生发的基石一定是由二者共同奠定的。无别高下，只作比较，在比较中二者的特点更加鲜明，《诗经》与楚辞也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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