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宏， 詹 伟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晚明统治阶级无心理政，朝纲废弛，一经农民起义便彻底崩塌。尔后清廷也得以入主中原，中国由此步入最后的封建王朝。有趣的是，在这样动荡的政治条件下反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市场。而且，对外贸易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的大宗货物得以合法或非法地输往世界各地。在此社会背景下，景德镇制瓷业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万历三十五年后，景德镇官窑一度衰落，而民窑则由于市场需求而兴盛，在景德镇瓷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官窑衰弱，而民营兴盛的制瓷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陶瓷纹饰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往官窑中常见的龙、凤、缠枝莲等不再成为主流，而多见清新的花鸟和山水画面，并出现了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具有强烈文人气息的装饰风格。其中不少山水人物题材充满诗意，引人入胜，与当时的文人“游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文人“游道”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级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旅游理论。当时旅游之风兴盛，主体涵盖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对于好山乐水的文人，这无疑是一种身份象征，他们希望以“游道”来标榜自身的品味，从而与大众有所区别。如陈继儒就曾对当时的旅游风气和现象做出评价：“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操其边幅之技，佐挈贾而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装于稠橐。施于今而游道矣！····今游士非独产吴，然出无津梁，往往借口子长氏以为游祖，马蹄车毂凌竞道傍，甚者青山白云不以税驾，而耽长安中，如深帷卧踏青莲。有云：「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游道之贱也，宁独今日哉！”[1]“游道”除了批评低俗的旅游风气和习惯，还要阐述如何旅游才是有品位的、高雅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游地、游具、游伴。而这些理念也都能够在当时的陶瓷纹饰上找到相应的图像载体。

1 游地——以青花西湖景色图瓶为例

选择旅游地点是文人“游道”中常常叙述的部分，因为可以作为休闲旅游的场所非常多，选择一个好的地点则颇为重要。从众多的文人笔记中来看，如果因为距离遥远或者经济能力有限，身边的一些不知名的景点也可以选择，但必须遵循清静优雅的原则，最好有古迹、奇峰或清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名山、大湖与园林是最值得选择的。而这些地点中，如果是历代文人先贤多有游览并留下文学佳作之所，则更受推崇。

江南有名的西湖，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赞美，在明末清初也成为文人旅游选择必不可少的一个景点。如康熙时期的孙嘉淦在其《南游记·游西湖记》中就赞美道：“登万松岭(在杭州城外)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峰紫翠，楼台烟雨，绮丽清幽。向观图画，恐西湖不如画，今乃知画不足以尽西湖也。”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花西湖景色图瓶(见图1)也是康熙时期的作品，其身以青花通绘西湖八景，分别为“钱塘门”、“三义庙”、“百岁居”、“湖心亭”、“祭禅寺”、“学士桥”、“涌金门”和“玉虚楼”。八景之间错落有致，并有众多人物陪衬点缀，全器共绘三十三个人物，皆为文人雅士、书童僧侣，体现出一派“雅游”的场景，而刻意回避了其它旅游群体的描绘。这种回避与当时西湖名气过大而人满为患有直接关系，文人们特意“错峰”游览，一来可以提升旅游质量，二来可将自己身的品味与大众品味分开。如张京元说：“苏堤度六桥，堤两旁尽种桃柳，萧萧摇落。想二三月柳叶桃花，游人阗塞，不若此时之为清胜。”[2]这里他就回避了西湖人最多的春季，而选择落木萧萧的秋季。袁宏道也做出了“错峰”选择，不过其错开的是早晚时段，并且以自己的“游道”阐释了其中之美妙：“西湖最盛，为春为月。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3]所以在选择景点的同时，选择时间也极其重要。

图1Fig.1

2 游具——以赤壁赋碗为例

游具，这里所指的主要从文人旅游的交通用具来讲，他们会视具体地点和环境的不同而进行选择。登山时主要以肩舆为主，如皇甫信与诸人游金碧山时就写道“诸君各乘小肩舆入天平，余与泽民、继之漫步。”如果没有乘坐肩舆的条件或者想体验徒步的则需要配备一根手杖。如王世贞在《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提到：“质明起僦肩舆，不及舆者，杖而从。”手杖的样式和制作也是有讲究的，这在屠隆的《考槃馀事》中有专门对于“杖”的描写。

图2Fig.2

图3Fig.3

如果是游名湖大泽的话，则乘船就必不可少了。明末清初的陶瓷纹饰中有不少是描绘文人“舟游”生活的，其中有一款赤壁赋碗(见图2)在这一段时间极为流行，甚至远销海外。其纹饰特征通常在碗外壁书写半周《赤壁赋》，所写文字或有潦草难以辨认。另小半周则开光描绘带顶蓬的轻舟，蓬下坐三人饮酒交谈，分别是僧侣佛印，苏东坡与黄庭坚，船的后头则有船夫二人。这款纹样设计显然来源于《赤壁赋》，但也有很大原因是当时文人对于“赤壁游”的一种追求和模仿。如在“万历号”沉船中就出水了一件残破的赤壁赋纹盘(见图3)，其纹样也基本遵从了“赤壁赋”的构图，但不同的是并没有搭配《赤壁赋》的文字，而是书写了一首佚名的诗：“五百年来续此游，水光依旧接天浮，徘徊此夜东山客，恍惚当年壬戌秋。”由此可知，图中人物并非是苏东坡一行，而是五百年后追慕效法苏轼当年舟游赤壁的晚明文人。而且这种追慕不是个例，如文震亨也相当羡慕苏东坡的这种才情和生活：“····长公声伎適于西湖，烟舫翩跹乎赤壁，禅人酒伴，休息夫雪堂，····其韻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4]因此，“舟游”并不单是文人旅游的一种交通选择，而是蕴含着诗意和对先贤的仰慕。不少文献表明，时人还赋予了旅游时所用的船更多的用意。如在《考槃馀事》中单独纪录了对“舟”的要求：“舟，形如划船，底惟平，长可三丈有余，头阔五尺，内容宾主六人，僮仆四人，中仓四柱结顶，幔以篷簟，更以布幕走檐罩之。两旁朱栏，栏内以布绢作帐，用蔽东西日色，无日则悬钩高卷。中置桌凳，列笔床香鼎，盆玩酒具，花尊之属，后仓以蓝布作一长幔，两边走檐，前缚中仓柱头，后缚船尾钉两圈处，以蔽僮仆风日，用二画浆，泛湖棹溪，更着茶灶，起烟一缕，恍若画中，一孤航也。”[5]其中不单单对船的样式有要求，还包含了船游生活应该有朋友同好、僮仆相伴。更为重要的是，船中的布置甚至是文人书斋的精简版，集焚香、饮酒、赏玩等诸多功能于一体，而最终达到船在画中游的深远意境。

3 游伴——以青花山水人物图笔筒为例

当时文人旅游通常都会叫上朋友和同好一起前往，从大量的游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约友朋出游的记载。如袁宏道在信中写到：“近日游兴发不？茂苑主人虽无钱可赠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6]虽然自己近况不佳，但是只要有朋友一起游山玩水，有酒有茶，就不会显得落魄。合适的游伴有了，旅游的趣味性才能够展开。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崇祯时期的青花山水人物图笔筒(见图4)，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文人结群游玩的景象，并告诉我们文人是如何在山水之间寻求乐趣的。竹林荫边，四雅士围着石桌，石桌上放有棋盘，应是两人对弈，两人观赏。其中一人手持茶杯，余三人或站或立，或侧坐倾听。不过从四位文人的状态来看，对弈显然没有那么严肃，其目的也并非是棋艺的比拼。而是伴有谈笑，更或者一边吟诗作对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明代文人的结伴旅游，大多数都带有文会的性质。如焦竑在《玉堂丛语》一书中的讲到：“柯潜供职之暇，时偕二三知己，穷览胜概，雅歌投壶，分韵赋诗，襟度豁如也。既综院章，就词林后圃结清风亭，亭下凿池莳莲，决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7]再回到笔筒的图像上，在四雅士左侧有一名童子忙着吹火煮茶，热气腾腾的开水从壶嘴冲出，水蒸气直冲云霄，在旷野中飘扬。当时的文人旅游生活也确实会带上随从，如谢肇淛在《五杂组》提到他游方广巖、灵羊谷历险的过程中讲到：“余与诸友奴仆六七人，仅一小奴过之。”[8]仆从在路途上为文人们背负旅游所用的器具，到达游玩地点则进行一些烧火煮茶的工作。喝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山名川中有优质的水源，这对于文人而言显然是不能错过的。如王光美在游大龙湫瀑布的时候写道：“徐步沿溪而下，····诸君徘徊不忍去，更相踞石濯足，欹坐莓苔间，取所携竹炉，汲泉烹龙湫茗。啜之，觉清风习习生两腋间，回顾飞泉，微茫云际。”[9]所以，文人结伴而游实际上一方面包含着对自然风光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文化集会的体现，这正是他们所宣扬的“游道”特点。

图4Fig.4

4 结 语

明末清初文人所宣扬的“游道”实际上并不单是如何游玩的理论，而是一种文人书斋生活的延伸。如何选择游地、游具、和游伴，都体现出风雅的价值取向。有趣的是，这些理念在当时的陶瓷上实现了图像化，并通过商品交易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种传播一方面是文人的主观促进，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的跟风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