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珊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从商代出现至明清繁荣，中国古代驿站在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长城的形成过程中，沿线建立了许多驿站。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驿递系统逐渐消失，成为不可避免的遗憾。

宣府镇作为京师“锁钥”，首先决定了这一带驿站的重要地位；其次，明宣府镇地处高山险阻之地，受现代城镇化建设冲击较小，驿站相对保留较好，是文章研究的重要佐证。

目前，对古代驿递系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学、古代史学等方面；关注的主题主要是各朝各代驿递系统的组成和变迁、政治制度、人员管理及律法等内容；而从规划、建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多见，更多的是从某一具体的驿站进行保护及规划方面的研究[1]。文章以明长城沿线驿站为研究对象，探讨长城沿线驿站的选址特征，旨在完善关于驿站的研究。

1 明宣府镇长城

自元灭亡，残余势力不断南下侵扰，明王朝为稳定统治，在北部边疆地区陆续修建长城，并设立9个军事重镇，分别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时称“九边重镇”[2]。

宣府镇“外逐边寇内拱京师”，《九边图考》载：“宣府镇山川连绵巍峨，地势险要且狭，气势完固，易守难攻”。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宣府镇更是防备残元势力侵扰、捍卫京都的军事要冲之地。《读史方舆纪要》曰：“南可护卫京师，北控蒙元沙漠，西挹居庸关的险要地势，东面联合云中的坚固防御，实乃边陲重地”，是守卫京师的关键屏障。宣府镇凭借其险要地理位置，使得明王朝历代君王都不敢轻视，并在此修城筑堡，屯聚重兵。

2 长城防御体系下的宣府镇驿站

2.1 驿站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驿站历史悠久，商代出现驿站雏形，秦汉时期邮驿制度发展迅速，元代全国普设驿站，明清时期驿站制度高度发达。历代驿站的演变如表1所示。

表1 古代驿站的时代演变

2.2 长城防御体系下的驿站

长城作为一项巨大的军事工程，其修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边防军队驻扎迫切需要粮草给养，交通网道的畅通无阻乃是重中之重，对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

《明太祖实录》载：“量地理远近不同，都要设立驿传——防遏乱略，边境无虞”。九边作为防御前线地区，沿线的主要道路基本上都是驿路，形成复杂便捷的交通网络，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信息沟通和军事布防、人员调度等系统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图1）。

图1 长城沿线驿站驿路分布图（嘉靖、隆庆年间）

《明史.兵志》载：“明以武功平定天下，自京师至各郡县，均设立卫所……军士起解，皆佥妻”。尤其在九边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卫所既是军事管理机构，又是行政管理机构。明初，卫所军屯制度在九边地区大规模兴起，明代军户世袭，隶属于卫所制，世代从军，携家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不仅要服兵役、还要屯田产粮。

九边地区的驿站处于军事化的治理之下，隶属于卫所制。《明实录》载：“各堡守卫军队数量，独石驿有二千，云州、赤城驿各有五百、雕鹗堡有三百……凡犯罪充军者，都要被派往新立城堡”。可以看出，驿站由正规官军、刑徒戍守。九边地区的驿站除了驿传基本职能外，还兼顾屯田驻守等边防职能，《宣府镇志.团种条例》载：“每个驿站守卫耕地，每丁给耕地一百二十亩，为驿传”。

由此可见，相比于内地的驿站，九边地区的驿站既是驿传机构，又是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更多地表现出军事服务属性。

2.3 宣府镇域内的驿站兴筑

为理清驿站之兴筑，需要梳理宣府镇域内驿站的兴建时间。宣府镇域内驿路交通分4个方向，以镇城为中心。《宣府镇志》（正德）记载：“西路有得胜驿、东关驿、东门驿；东路有怀来、土木和榆林驿；北路有开平、云州、云门、浩岭、丰峪驿等；南路有蔚州、鸳鸯、香山、倒马、秀岭驿等；中心宣府镇城有宣府和鸡鸣驿。”

驿站资料散见于各种史籍，由于其编纂体例不同，成书年代不一，有些语焉不详等原因，很难对驿站作精确统计。根据《明代驿站考》的记载整理得到宣府镇域内的重要驿站（表2）及分布图（图2）。可见，宣府域内的驿站自明初开始设立，到嘉靖时期已非常完备。

图2 明宣府镇重要驿站分布图

表2 明宣府镇部分驿站建置表

3 明长城宣府镇域内驿站特征

3.1 驿站选址的影响因素

长城沿线驿站的合理布局关乎整个长城防御体系运营，不仅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还受驿站制度、经济发展、军事和传统风水理论等因素的影响。

3.1.1 自然因素对驿站选址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影响驿站选址最直接的因素。第一，作为长城防御体系中重要的运输和通信中转站，出于边防需要，驿站必须具备防御功能。孙武曰地形者，兵之助也。《孟子.公孙丑下》载：“天时不如地利”。东汉赵岐注：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地利”的内涵正是指导堡寨聚落选址的基本原则。第二，长城沿线驿站作为古驿道线性空间中的重要节点，道路体系通畅与否极为关键，因此驿站选址多根据地势水文条件，顺应河流、山脉走势而设。

3.1.2 社会因素对驿站选址的影响

社会因素是驿站规划选址的潜在推手，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等方面。首先，《洪武实录》规定：“各地设置水马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因地制宜设置（驿递），内地多在六十至八十里之间，边远地区可达百里”（1里=500 m）。其次，明蒙互市贸易自明初开始到中后期往来频繁，形成众多通道，如宣府镇开辟张家口堡等[3]。一则为便于互市贸易，驿站选址更偏近蒙古部落；二则考虑到防卫问题，驿站多设于地形复杂之处，以防御蒙古势力入边侵略。

3.1.3 军事思想策略对驿站选址的影响

军事思想是影响驿站选址的深层内涵。宣府镇作为京畿腋肘之地，战事发生极多，从宏观的选址到微观的防御都深深影响着驿站。《塞语.形势》曰：“天下形势，得之胜，失之败；有形势之体，有形势之用；‘体’可谓地利险隘、轻重之分是也；‘用’可谓人事规划、缓急之序也”。古人“因山设险、以河为塞”以及 “进可攻退可守”的丰富经验就是凝聚其中的军事思想与策略，在驿站选址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3.1.4 传统风水理论对驿站选址的影响

驿站选址还要考虑适合人长期居住的条件。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要求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藏风纳气，驿站选址也遵循此项原则，许多驿站因占据吉地，故在几百年以后依旧人烟不断，如鸡鸣驿、榆林驿等。

3.2 驿站选址的特征

长城沿线驿站的选址特征大体可概括为如下2个方面。

3.2.1 基本遵循每30 km设置一驿站的原则

《清会典事例驿程》记载：“从皇华到独石口驿，一共五百二十里路程，经七十里到达榆河驿，经六十里到达居庸关驿，经六十里到达榆林驿，经六十里到达土木驿，经六十里到长安驿，再经过六十里到达雕鹗堡驿，五十里到达赤城驿，四十里到达云州驿，又经六十里到独石口”。可见，除兼顾地理等条件之外，基本符合每60里设置一驿站原则。

3.2.2 顺应地形，选址于地势低缓之处

《乡约》载：“……左背山陵，右前水泽。”首先，九边地区多高原、山脉；其次，在古代兵法中，多临水设防。山脉重在屏障，水源是防御的天险，山间盆地及河谷地带地势低缓，乃是重要的交通孔道。总之，马作为古代交通的重要工具，从便捷考虑，古道驿站必然多开设在山坳、河谷、盆地等海拔低、地势低缓之处。

鸡鸣驿，因其西北的鸡鸣山而得名。从风水学角度看，鸡鸣驿“背山望野面水”，占据了“风水之利”；从地理学角度看，鸡鸣山遮挡西北方的风沙，形成大片河谷地带（图3）。鸡鸣驿所处地形可谓是“山峙西北，川绕东南”，地势险要。

图3 鸡鸣驿

3.2.3 守险

长城沿线驿路、驿站的建设首先是出于辅助军事的考虑，宗旨就在于“守险”，守险无外乎是为了抢夺有利位置、占据有利因素，“险”既可以是“因险设塞”中凭据的自然天险，也可以是军事地理中的关键要塞节点，又可以是复杂交错的交通要道[4]。

独石口驿地处宣府镇长城最北端（图4）。《畿辅通志》曰：“守卫京师关键在于控制宣府镇，守卫宣府镇关键又在于独石口”。《宣化府志》曰 ：“独石口是宣府镇北路防线的要塞，孤悬绝塞，为上谷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足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图4 独石口驿

鸡鸣驿历史上号称“极冲”之地。“幽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控御契丹之险也，居庸之路必由鸡鸣。”鸡鸣驿防线处于居庸关西行的必经之路，乃守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凭借其关键的交通优势成为京西一大驿站。

3.2.4 近沃土

中国古代许多兵法都强调对膏腴之地的控制，一则“耕稼无夺时之苦”，二则蒙军是游牧民族，粮草常常短缺，肥沃的土地多是其抢夺的目标[5]，守卫沃土也是明王朝保卫边疆的任务之一。驿站要屯兵积粮，选址时必须考虑耕地情况。

榆林驿，因榆树林而得名。元代黄晋曾写道，“榆林驿为边陲重地，现在出现风俗农家气息，道路两旁皆是农田谷物，牛羊散步于郊野”。榆林驿一带风景秀美，土壤肥沃，出现了“守卫士兵不用加强警戒，田地作物生长茂盛”的太平景象。

3.2.5 多与防御城池结合

宣府镇是“虏警屡至”的紧张地区，故驿站多依附于卫所城堡而建，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也保障驿传系统的安全性。如：浩岭驿为明初置，永乐时期增设雕鄂堡（图5）；丰峪驿为明初置，永乐初改设长安岭堡……而榆林、鸡鸣驿等独立设置在交通要道上的驿站，都建有城墙防御。榆林驿于景泰五年筑堡障卫（图6），鸡鸣驿于成化年间筑堡卫之……”

图5 浩岭驿

图6 榆林驿

4 结束语

长城沿线驿站主要表现出邮驿和军事防御双重结合的职能；在选址上除考虑交通通达等自然地理因素外，更多结合九边地区军事属性，将战略因素纳入其中，选址影响因素概括为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以及传统风水理论；基本特征总结如下：基本符合30 km一驿的设置间距；位于地势低缓之处；守险置塞；近沃土；多与防御城池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