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戴菲菲，刘国刚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 100044）

会馆建筑是于明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公共建筑类型，多作为客籍异乡人在异地的聚集地。北京的会馆建筑兴起于明代，繁盛于清朝。由于清代实行“旗民分治”政策，不允许汉人居于内城，所以南城便成了汉人聚居地。全国各地方的“驻京办”——会馆也多在宣武门外选址修建，促使宣南地区成为会馆集中地。但如今，随着老城的衰落，历史环境发生巨变，会馆建筑功能也发生了改变。大量会馆遭到破坏或拆除，因此，对这一特殊类型建筑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宣南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中，学界目光多集中于湖南会馆、绍兴会馆、浏阳会馆等保存较好、文物等级较高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馆上，而对数量众多的其他会馆则缺少关注与研究，殊不知这些会馆对于研究客籍旅京人士在京活动、地方文化与北京文化的交融都具有重要意义，东莞会馆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文章以东莞会馆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对该会馆的历史沿革、院落布局、单体建筑特色等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价值，并设计了东莞会馆建筑保护与再利用方案，希望能够为此类会馆建筑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探索道路。

1 历史沿革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法源寺历史街区的东莞会馆位于烂缦胡同127号，旧时门牌号为49号。现状占地约1 410.34 m2，总建筑面积约909.00 m2。院落南北约25 m，东西约70 m。院落坐西朝东，东临烂缦胡同，西临七井胡同，南北两侧紧邻其他四合院建筑。

据记载，北京的东莞会馆共有3处，最早的东莞会馆原在南横街的珠巢街（现名珠朝街）上，其内祀先贤袁崇焕，但在2007年该会馆已被拆除，无从考证。另两处分别是位于西城区烂缦胡同131号（现为127号）和上斜街56号[1]。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位于西城区法源寺历史街区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127号，又称“东莞老馆”，最早建于明代；而位于上斜街56号的东莞会馆，又称“东莞新馆”，建于清末民初。文章的研究对象以下均称为东莞会馆，上斜街的称为东莞新馆。

1.1 明末抗清名将张家玉故居

东莞会馆为南明抗清将领张家玉故居。张家玉（1615—1647）为广东东莞人，字玄子，号芷园，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他于明崇祯16年（164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担任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六部。曾先后投靠义军李自成和南明弘光帝，多次组织义军抗清，在与清军大战中身负重伤，33岁壮烈殉国。就义后受南明永历帝追授为太子少保、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太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增城侯，谥“文烈”。他与明代后期抗清将领袁崇焕素有“东莞二烈”之称，且与明末抗清英雄陈邦彦、陈子壮合称“岭南三忠”。由此可见，张家玉在东莞先贤中地位之高。

近代名人居士叶恭焯曾书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悬挂在会馆大门之上。康有为也曾于1917年为东莞会馆题额“莞园”，其上有叶恭焯的题跋，“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重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我国著名的藏书家伦明曾居住于东莞会馆，其孙伦志清也曾谈及东莞会馆是为张家玉故居。

1.2 清末初建期

东莞会馆是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置，系东莞县明伦堂留置公产。明伦堂是我国古代学宫之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的地方，一般只是象征性的机构，无实权。至少从宋代开始，文庙、书院、太学、学宫便皆以明伦堂来命名讲堂。但是，东莞县明伦堂则不同，其于万顷沙（今属广州南沙区）拥有六七万亩田产[2]，由本地豪绅地主掌握。可见，由于明伦堂的功能定位，东莞会馆与读书科举紧密相关。

乡人偶从旧文残片中觅得张家玉居住于烂缦胡同时所写诗句，故在清光绪初年（1875年）东莞人邓蓉镜以白银925两购得今日此馆[3]。由此可见，东莞人之重情重义和对先贤的敬重。邓蓉镜（1834—1902），字上选，号莲裳，于清同治10年（1871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著有《续国朝先正事略》《诵芬堂文存》《知止堂随笔》等，其深厚家学对东莞会馆的设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民国文人荟萃期

旧时因很多同乡的官宦、士子文人、爱国知识分子等常住在自己家乡在京设立的会馆中，因此会馆群也称“士乡”。于是，很多东莞籍文人名士也都居住于北京的东莞会馆，陈伯陶、冼玉清、张伯桢、张次溪、伦明、容庚和容肇祖等，这为会馆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陈伯陶是最早策划创建东莞新馆的东莞人，他于1892年高中探花，曾任国史馆协修、江宁布政使、广东教育总会长。1910年，陈伯陶与同乡陈锡恭、杨东皋一起商议并捐资购置了上斜街的地块，修建了东莞新馆。他还曾为烂缦胡同的东莞老馆所收藏的袁崇焕督师真像题字，写下“袁云素先生真像”，该像后移交广东会馆保存。

约于1906年，莞中诗人尹庆举成为东莞会馆的管理负责人，他于光绪21年（1895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1911年，他负责上斜街东莞新馆的改建与管理工作。同年10月，辛亥革命战事频发，尹庆举离开北京回家乡避难。于是，东莞新馆的改建工作转而由当时居住于东莞会馆的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张伯桢负责，1917年东莞新馆竣工。总之，清代北京的东莞会馆主要作为科举试馆，后逐渐演变为同乡居住场所。由于东莞县在京无商务行业会馆，因此，当时东莞商人赴京也会至东莞会馆暂住，促进了莞京两地经济的发展。北京的会馆一直沿用定期选举馆长的制度，因此当时的上斜街东莞新馆和烂缦胡同东莞会馆的组织管理是分开的。

学者伦明（1875—1944）是清代光绪庚子、恩正两科举人，通晓国学、文史、古书版本、诗词等，是民国时期的知名藏书家，还曾开设京城著名的“通学斋”书店。1915年，伦明全家迁居北京，分别曾住过新老两座东莞会馆，见证了他藏书治学的生涯。他在东莞新馆的家中装满藏书，另有数百万册藏书放在烂缦胡同东莞会馆西小院。抗战前，因历代忌讳、遗漏的书较多，伦明立志续编《四库全书》，还将东莞会馆的西小院藏书的建筑称为“续书楼”。在2010年第1期《悦读时代》杂志中，《东莞藏书五家》一文就将伦明的续书楼与邓蓉镜的诵芬堂、张伯祯的息影庐、莫伯骥的50万卷楼、容庚的宝蕴楼并称。这5人中居然有4人与东莞会馆渊源深厚。

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张伯桢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他曾赴日本留学多年，接受革命思想支持革命党人，曾撰写过很多关于同盟会、兴中会等组织革命的史学资料。1913年，张伯桢携其家人定居于东莞会馆伦明“续书楼”小院的东邻院落，他与儿子张次溪住在正房。1916年，张柏桢在北京左安门一带修缮袁崇焕墓并建了纪念袁崇焕督师庙。1958年，其子张次溪将位于龙潭湖公园内的私宅“张园”捐给国家后，搬回东莞会馆居住。

民国21年（1932年），由于东莞会馆是明伦堂的留置公产，因此明伦堂出资向北平财政局申请税契，领得了第4695号建筑契。同年又在北平地方法院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取得了党字第65号据照。当时的东莞会馆有青砖瓦房49间，占地2.073亩。据记载，当时在东莞会馆大门内，正对靠南房山墙上砌有精致的影壁，往右转有月亮门，右边有4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5间房，房前有一条较宽阔的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4个独立的四合院。

许多进士、举人出身的文人学者曾在此居住，使得东莞会馆的藏书众多，这些文人的图书编撰功底也积累深厚。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曾在东莞会馆居住的文人学者很多都成了高校教授，并迁出会馆。后来迁入的住户大都是莞籍文人后代以及来京读书、谋生的莞籍知识分子或商人。此时会馆只收取低廉房租作为房屋维修基金，不接纳外籍人居住。

1.4 新中国成立后功能转变期

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东莞 会馆的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新老两座东莞会馆的房产按照有关规定转交给北京房管局统一管理。当时，“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的匾额还悬挂于会馆大门之上。据文件记载，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办公室曾接到市文化局的广东省文物古迹处理意见，经讨论后批复，“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化组接管，并保留……东莞会馆悬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纪念横额，均由文化局文化组通知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负责保管，不得丢失。”此后，东莞会馆逐渐演变为居民大杂院。

2 东莞会馆建筑布局与特征

2.1 五路院落并列组合式布局

东莞会馆建筑群总体布局东西向呈长条形，分5路院落，由4座四合院和倒座院由西向东并列排布，大门及倒座在东侧紧邻烂缦胡同，5座院落由1条甬道贯通连接。从东侧起，第一座院落为倒座院，带大门；第二座院落为规则的四合院落，有带前廊的正房及其东西两侧耳房、东厢房、西厢房、南房，其中南房向西侧延伸较长；第三座院落有正房及其西侧耳房、东厢房、西厢房、南房，其中南房位置偏向西侧，位于西厢房正南；第四座院落有带前廊的正房、东厢房、西厢房，但东西厢房较短；第五座院落有带前廊的正房、南房及两者中间面向西侧七井胡同的大门。该建筑的1954年平面图（图1）和现状建筑总平面布局（图2）相比变化不大，基本保留了原有格局。单体建筑除大门和最西侧院落正房以外，其他建筑均经过翻建整修，为砖木混合结构，瓷砖或木板铺地，整体较新。

图1 东莞会馆1954年平面图

图2 东莞会馆2018年现状总平面图

2.2 蛮子门楼

位于该会馆东侧胡同临街建筑东南位置的门楼是东莞会馆的特色建筑之一，形制为蛮子门，与《宣南鸿雪图志》中记载的老照片（图3）对比[4]，基本保持原样，未经翻修（图4），但门楼旁边的建筑已被翻修，老照片中的屋脊已不存。曾经的匾额已不在，门楼平面呈长方形，屋顶为硬山屋面仰合瓦。

该门楼现状安装有朱漆木门，老旧且有残损；屋顶瓦作保存较好；门道内为水泥砖地面，部分地面凹陷，中间过道两侧为石板；大门内部檐墙上尚存有大块石板，其余为灰砖墙并被灰色涂料粉刷；木构架保存较好，但柱础佚失，木柱开裂；梁架木构和檩条被漆成黑色，看起来保存尚可，轻微残损，但檩下有后加木块用以加固；椽子亦被漆成黑色，部分椽子已用普通木材替换，未刷漆；望板部分红木板保存状况一般，部分内表面腐朽变黑，且部分已用黄色木板替换。

图3 东莞会馆门楼旧照

图4 东莞会馆现状门楼

2.3 续书楼

“续书楼”为东莞会馆最西侧小院内的正房，是民国著名藏书家伦明的藏书之处。如今的续书楼院内私搭乱建，正立面（即南立面）已被加建建筑完全遮挡，无法进入，具体情况不明，屋面仅能到满铺油毡，瓦片、屋脊等无一可见（图5）。从七井胡同可看到其西立面和北立面的一部分，屋顶为硬山顶；西立面残损严重，外墙部分抹灰脱落，部分红砖墙裸露；北立面为灰砖墙，墙皮脱落严重，残损更为严重，保护状况堪忧（图6）。

图5 东莞会馆院落内续书楼现状

图6 东莞会馆续书楼西北立面现状

3 价值评估

3.1 历史价值：东莞与京城文化融合的集中展示地

东莞会馆前身为南明抗清名将张家玉故居，记载了明末清初民族英雄的历史；同时，从清末东莞人邓蓉镜在此购置东莞会馆开始，此后这里多作为东莞旅京人的主要活动场所，留下了众多东莞名人在京文化活动轨迹，他们对北京的文化、思想和教育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会馆见证了北京文化与东莞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研究会馆在文化与思想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意义重大。

3.2 科学价值：单进多路并列式四合院的典型代表

东莞会馆保留了完整的原格局，由4个南北向的四合院和1个倒座院横向并列排布组合而成。其建筑空间布局展示出北京四合院规整且富有变化的格局，但其由南北向四合院进行东西依次排布的组合

方式，与北京内城的多进式四合院完全不同，它并没有形成递进式的院落空间布局，而是由各个院落厢房与南倒座房之间的1条甬道贯穿连通5个院落，规整又蕴含变化，展示出北京四合院民居布局的丰富性与灵活性，同时也反映出北京南城城市建筑肌理的自由性和适应性。

3.3 文化价值：图书收藏编撰与文化传播的见证地

东莞会馆于清末及民国时期曾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他们大都为进士、举人出身，在政府担任重要的文史类编撰官职，对我国国学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人通过求学海外吸收革命思想，其著述对我国的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近代民主革命等都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近代我国的历史、文学、藏书、教育等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东莞籍在京人士对我国国学文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东莞会馆的文化价值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表1）。

表1 曾在东莞会馆居住的部分文人学者简介表

4 现状与保护修缮

文章基于现场实地调研，对东莞会馆的院落环境现状与建筑真实性进行了评估。将院落环境现状分为环境较好、环境一般、环境较差3个评估等级。如图7所示，总体院落因存在大量加建建筑侵占院落空间，遮挡了原有建筑立面，地面铺装凹凸不平且质量较差，所以被评为环境较差；院落东侧烂缦胡同南侧路边停车问题严重，使得尺度本就较小的胡同空间显得更为拥挤，所以环境评价为较差；烂缦胡同北侧因存在临时施工情况，使得道路脏乱拥挤，所以被评为环境一般；院落西侧七井胡同整体道路洁净，风貌协调，所以也被评为环境一般（图7）。

以真实性为主要评估原则，将院落内的传统建筑分为真实性较好、真实性一般、真实性较差3个评估等级。如图7所示，现东莞会馆中共有3座传统建筑，其中仅大门和门楼的建筑真实性较好，原有朱漆大门及木构架尚存；大门正对东起第二个院落南房的东山墙，南房整体已经过翻建整修，仅存较少的台基痕迹，故真实性较差；紧邻七井胡同的院落中“续书楼”，由于加建遮挡和屋顶满铺黑色油毡布，其真实性较差（图8）。

关于东莞会馆的保护修缮工作，应当从宏观到微观综合考虑。在街区层面，应当符合法源寺历史街区的总体保护规划，在街区发展定位的前提下去制定并实施会馆的保护方案。在院落层面，以院落现状及周边环境与建筑的真实性评估为基础，根据东莞会馆的特点，遵循保护传统建筑的真实性原则进行。

在总体布局层面，应当从研究东莞会馆的历史格局演变入手，保存其多院落横向并列的组合式布局。在此基础上针对院落内的现状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方法，如拆除院内大量的加建、临建建筑，腾出院落空间，露出建筑立面，还原街区肌理；修整地面铺装，改善院落环境；保护古树名木，保留历史环境要素等。

在单体历史建筑层面，根据各建筑的不同残损情况进行保护修缮。大门蛮子门楼，修复风化酥碱的地砖，更换破损的屋面瓦，对开裂、虫蛀的木柱及木梁架进行针对性的专业修缮，对内墙面重新抹灰；南房，修补还原部分原有台基；续书楼，拆除屋面油毡，按原材料原做法进行修补，对原有传统门窗进行修补或更换为原样式相同材质的门窗，对风化酥碱的砖墙进行掏砌修补、重新抹灰。

图7 东莞会馆现状院落环境评估图

图8 东莞会馆现状院落真实性评估图

5 再利用设计

东莞会馆位于烂缦胡同与七井胡同之间，再利用设计方案在朝向两条胡同的两端各设有1个出入口，以保证会馆的可达性和内部流线的通畅。从总平面图（图9）上可以看出，再利用设计方案在遵循院落原始格局的基础上，对其内部最大的院子加建了玻璃罩封顶处理，将院落空间变成室内空间，增加了建筑面积，提高了日常使用效率。

会馆建筑的再利用最重要的是对其功能的策划与设计，既要了解北京新版总体规划对核心区的定位，又要考虑到街区产业的复兴和社区居民的生活功能需要。综合考虑之后，文章拟将东莞会馆设计为集文创办公、历史文化展示、茶馆、图书室、商业服务为一体的小型社区服务中心（图10）。在再利用设计平面图中，东侧入口为展览区入口，包含纪念品售卖和东莞文化展示区。跨过第二进院落是文创艺术作坊，作坊内有法源寺历史街区中现存的各类手工艺制作，既能传承历史文化，又能发展街区产业。并将该院落空间加建屋顶，增加室内使用面积。依托于广东茶文化，将西侧两个院落设为广东茶馆商业区，为法源寺历史街区注入活力。几个功能区之间，按照历史记载用传统月亮门分隔，既能使各个功能区之间互不干扰，又保证了必要的安全流线通畅（图11）。

图9 东莞会馆再利用设计总平面图

图10 东莞会馆再利用设计功能分区图

图11 东莞会馆再利用设计平面图

6 结束语

东莞会馆有着近400年的历史，自建馆至今已有143年，是北京法源寺历史街区会馆建筑的重要代表。它经历了从名人故居、东莞会馆到大杂院民居的转变，留下了张家玉、冼玉清、伦明、容庚、张伯桢等东莞籍历史名人的辉煌足迹，承载着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它既是昔日东莞籍旅京人士的活动场所之一，又是北京四合院民居单进五路东西向开门的院落典型代表之一，还是众多科举士子、官宦文人、革命志士的艺术才华与革新思想的展示地。未来建议将其改造为集文创办公、文化展示、茶馆商业于一体的小型社区文化中心，保留其原名“东莞会馆”，为会馆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代表性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