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晓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可谓是风雨兼程，跌宕起伏。但是我们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逢勃发展。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以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为基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参考，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处的时空境遇和历史场景为背景，锚定世情国情党情，在理论构建的高度上展示了党在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在意义阐述的深度上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阐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而其思想形成有着坚强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

一、根本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国开始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外界条件和共产党人自身认识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的探索起起落落，历经沉浮。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内嵌于中国的发展之中，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与中国国情又一次结合的产物。

（一）国家治理的前提：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揭露其本来面目，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不同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从经济角度出发，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有了现实基础，不再是空中楼阁。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从“人与人相依附”社会逐渐进入到“人对物相依附”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现代国家的发轫之地。“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变化，而这一系列发展与矛盾在各要素中相互联动并共频发酵，必然要求政治的变革和发展，换言之即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开拓市场的需要，迫切需要改变南方的奴隶制，美国的南北战争使美国形成了统一的资本市场，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是美国南部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中国亦是如此，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生产力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多元导致社会的多元，政府的职能划分也不断细化，日益完善。

马克思从生产力的维度梳理了国家产生的历史脉络，而恩格斯在其基础上阐发了国家的基本含义。首先，国家是伴随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利益的多元和矛盾的尖锐化，而避免经济利益和阶级矛盾激化，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的存在必不可免。而现代国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职能划分日益细化，社会管理职能从统治职能中独立出来。“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9.社会管理职能的独立是生产力发展在政治发展上的表现。因此，从无产阶级建党开始，不单单要求在经济上的解放，更期望精神上的解放，摆脱政治上的枷锁。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共产党人面临的共同任务。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推动着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日渐完善，要求共产党人治理国家人性化、科学化、现代化。而今我们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从根本上践行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向前推进。

（二）国家治理的目的：为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我们党在成立之日起，就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紧紧相依。而我们实现国家现代化，就是要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以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为己任。正如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不可否认，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推动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掩盖其剥削的本性。尤其在这个相互交融的时代，资本主义不断借鉴人类发展的有益成果而不断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向其提出的难题：如何在国际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面临时代的拷问，中国率先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这是继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但是它又不同于“四个现代化”，是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成熟。不仅要解决人们的生存需要，更要创造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演变都是围绕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展开的，但是在国家建设和变革过程中，政治结构并不是都能真实反应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如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最后国亡政息。社会的日益多元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被西方学者称为林德布鲁姆“泥泞前行”，但也显示出我们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从理论和实践高度确立我们党今后执政的努力方向和目标，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二、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从历史创造的厚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其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样，并非一日之功，也经历了从无到有，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过程。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遵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丰富其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期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决定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基于对文革的反思，党和人们开始重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这片土壤中才刚刚扎根，但是在实践中孕育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首先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二是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145.。其中邓小平重点提到了加强法治的重要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虽处于萌芽期，但是党和国家对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由于时空境遇和历史场景的限制，其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并不成熟，我们党提出加强对社会管理。“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9.从“管理”到“治理”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根本思想就是党要与时俱进，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情况。而从“管理”到“治理”虽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的转变，不仅要解决问题，更要把问题解决好，要让人民满意，彰显以人为本的思想的本源诉求和底色。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对党和国家治理的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指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0.经济改革是表象，政治改革是内核，目标在于政治改革，邓小平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社会日益多元，社会问题和矛盾增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我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也体现着我们党和人民的智慧，假如制度建设和现实需要背道而驰，终将会被历史所抛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期（1992—2002）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尤其是苏联解体直接使欧亚10个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很多共产党改旗易帜，放弃了社会主义信念。中国应该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也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而党的建设，在这一时期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充分肯定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其次，党中央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波诡云谲的世界局势面前重获新生，得益于我们党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执政党能否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回答。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突出强调了党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67.此外，江泽民提出了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纳入中国政治建设中，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铺平道路。依法治国，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良法善治的应有之义，而以德治国更是对我们的领导干部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为官者，为民也，要求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要讲官德，守纪律。这和我们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从严治党一脉相承，更是与“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前后呼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期（2002—2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是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凸显。尤其是2003年“非典”的爆发，更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拷问：中国应如何发展社会主义。

胡锦涛全面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广大领导干部转变发展思路，改变领导干部的“为政绩论”“经济增长是压倒性指标”思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管理的职能，要求政府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经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法律的关系。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经济建设保持高速发展，也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速的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仅要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更要满足人民幸福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是社会的存在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周围发生着联系。微观来讲，党和国家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良法善治，不只是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其目的更是使每个人在社会中有获得感。宏观来讲，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与党和政府能否适应现代化需要而不断进行调整紧密相连。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党和人民一起，不断把改革推向纵深，破除体制旧窠，获得新生。

三、实践逻辑：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们党独自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40年，其成功经验决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实践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其实践逻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进程，是彰显中国特色的时代音符。

（一）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有了新要求

从1978年到2018年，短短40年我们人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转化就要求我们党和政府重新检视工作方式和方法是否能回应社会和人民的期待，因此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仅我们的经济建设翻开新篇章，对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进步。改革理念从刚开始的简单粗放型的管理也日益细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要求经济增长是压倒性指标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国经济结构也在各种要素的相互碰撞中不断优化调整。新时期我们要实现经济供给侧改革，提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要挖掘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需要掌握核心科技，用创新带动经济的发展，带动社会的进步。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与西部的差距、中部地区是否依靠新的经济着力点，实现新的崛起，这些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阵痛都是我们面临新的难题。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指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高精尖的技术产业能否成为我们经济新的增长点，产业能不能升级转型，需要党和政府的引导，需要我们社会各方面的配合。

经济的发展也带动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现今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新的要求，在生活中更确切地表现为对环境、生态、住房、医疗等关系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是逻辑推演出来的，而是在解决问题实践中建设出来的，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是人民交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这过程中会继续提高我们党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党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理念和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对于每一个政党来说，“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列宁.国家与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开始发生转变，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党执政方式的转变，即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向发展。

政党建设自古以来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在我国，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并居于核心地位。党的建设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持续发挥领导作用的永恒命题。从三湾改编到长征，从新中国建设到改革开放，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我们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世界的风云变幻和国内的发展变化都证明“党的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永远在路上，党的建设也永远在路上。一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不松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领导一切、把握全局的能力，在时刻警醒自己，在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清醒认识。二是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强调反腐倡廉建设性的重要性，并清除了一大批党内“毒瘤”，受到了人民的一致好评。人民不仅仅需要绿色的生态环境，更需要“绿色”的政治生态环境。我们不仅实现党内民主增量，更拓宽人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减少党的错误。三是党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科学执政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要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如果之前是出现问题才解决问题，那么，在新时期要求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把控全局的能力，维护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世情：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党要提高自己能力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切相关，我们不仅仅要处理好自身事务，更需要解决与各国的关系，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世界局势越渐不稳定，右翼势力崛起、中美贸易摩擦、生态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频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并未消除。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中国怎样应对，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越是在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抓住主要矛盾，追根溯源，认清事件本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期，政治体制改革在所难免，民主法治建设需不断完善。我们不仅要妥善解决改革的阵痛，更要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分歧。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也承担起我们在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惠及沿线的国家的发展，和各国一起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问题的治理开辟新路径，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何我们党和国家有自信提出这样的回答？关键在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和一系列的天灾人祸，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西方国家的疑虑和质疑，中国要以实践行动，重塑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

结 语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其根本逻辑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为历史条件，是几代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赓续。新时代我们要借鉴全球治理的有益经验，在复杂博弈关系中提高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和国际局势变化的理论自省力和实践自觉性，审慎推进中国的改革，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