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明

1979年8月，一本叫做《民主与法制》的杂志在上海创刊了。

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驱散“文革”阴霾……

那时，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刚刚史无前例地同时颁布了七部法律（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那时，一些政法部门（如司法部直至1979年9月才恢复），包括我的母校华东政法大学在内的政法院校还没有恢复招生（当时只有西南政法大学刚刚恢复招生）……

那时，我国律师工作刚刚进入恢复重建的议事日程，当时正由各地法院系统出面着手筹建“法律顾问处”……

可以想象，历尽“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是多么渴望“民主与法制”的春天早日来临啊！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与法制”首先是作为一句口号，其次才作为一个刊名，就在党的一大会址所在地上海正式诞生了。

第一份法治期刊诞生记

1978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郑心永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工作。此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年浩劫中亲眼目睹民主与法制遭受践踏的郑心永先生，开始萌发了创办一份与民主与法制有关的刊物的想法。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份法治期刊。于是，在上海市领导夏征农、魏文伯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当时简称“社联”，后来才叫“社科联”）领导徐盼秋的指导支持下，经过多方协调，借用当时尚未复校的华东政法学院被停刊多年的《法学》刊号，于1979年8月终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法制月刊《民主与法制》。

创办之初，杂志一无行政经费，二无人员编制，全体人马只有两个半人（包括一位兼职的）。为此，他们承担了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及其他杂务等所有工作。当时，“社联”与上海社科院共用一个大楼。《民主与法制》杂志办公的地方，就是一间从“社联”借来的像“鸽笼”一样狭小的房间。同样，办公桌也是借来的。正如后来郑心永先生回忆所说，“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特别是为受屈的伸张正义，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注意”。因此，刚刚创办的《民主与法制》立即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欢迎，第二年就从创办之初的两万份猛增到了期发80万份的订数。

1982年，《人民日报》以“做党和群众的喉舌”为题，对《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了专门报道。报道认为，《民主与法制》之所以越办越出色，是因为有正确的办刊方向：一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努力把刊物办成群众的刊物，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为此，《民主与法制》一举成为全国知名刊物，以至于今天许多人还对这本杂志津津乐道，甚至是念念不忘。

三年后，郑心永从《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岗位卸任了。

七任总编的努力与坚持

1982年，受组织委派，年过花甲的丁柯先生来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先任总编辑，再任社长。他在任期间，又创办了《民主与法制画报》（后改名为《民主与法制时报》），从而将民主与法制社一报一刊推向了顶峰，杂志最高发行量曾达到近300万份。许多人对那个年代的《民主与法制》印象深刻、迄今难忘的美好记忆，主要就是指丁柯先生担任总编辑的《民主与法制》最风光的时代。

2009年10月27日上午，纪念《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人士充分肯定了《民主与法制》30年来的办刊成绩和经验，并对该刊继往开来、更好地担当媒体责任寄予厚望。

作为唯一一位出席纪念座谈会的前总编辑，丁柯先生深情地回忆起了当年的激情岁月。他说：“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终结‘和尚打伞’。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民主与法制》适应历史发展潮流，应运而生，抚育她的正是我们党的许多英雄前辈。我们都记得，就在这座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老前辈们有过多少次聚会？王首道、伍修权、刘英、曾志、曾三、陈丕显、张友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是《民主与法制》的创始人，真正的掌舵人；五、六两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79年9月，叶剑英委员长；1984年12月，彭真委员长，都情意恳切地为《民主与法制》题词，刊名就是彭真同志亲笔题写的。党的老前辈对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殷切期望，永远深深地刻印在《民主与法制》工作人员的心坎里。”

1987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上级主管机关由上海社科联改为中国法学会。

从1990年开始，《民主与法制》杂志陆陆续续迁到北京办公，上海编辑部主要负责《民主与法制画报》编辑出版工作。为此，作为新一任在北京办公的总编辑，钟沛璋走马上任了。

因为种种原因，钟沛璋任职时间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尽管如此，当时的编辑记者对他印象深刻。尽管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北京，但也经常到上海编辑部去。他到上海时一般住在延安饭店，那时上海的最高领导江泽民同志还去饭店看望他。由此可见，他在党内是很有身份的。所以，大家认为钟沛璋总编辑是一位有水平、有思路、有身份的业务性领导。

与钟沛璋一样，《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四任总编辑沙洪任职时间也不长。不过，与钟沛璋不同的是，沙洪在担任总编辑一年多之后就转任社长了。无论是担任总编辑还是转任社长，无论是工作作风还是工作风格，沙洪的朴实、热情、坦率、正派，都给民主与法制社同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对《民主与法制》杂志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树人在担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的后期与时任《民主与法制》社长的王厚德同志共同拍板作出了将《民主与法制》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的重大决策。

1997年5月，经组织推荐并应中国法学会盛邀，从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职位上退休不久的王强华同志来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任总编辑，直到2004年4月离任。

2004年，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李明信同志调入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任总编辑，因此而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七任总编辑。

正是在七任总编辑的努力下，《民主与法制》逐渐成长为一家具有较大影响力、拥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央级法制类刊物。《民主与法制》杂志先后荣获中政委、中宣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领导机关授予的“首届国家期刊奖”“全国十佳读物”“中国法律类核心期刊”“全国法制好期刊”“全国普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全国社会科学期刊优秀时事政治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的48种“双奖”期刊之一等奖项。1998年4月，由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等单位完成的《98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形态调查结果》，把《民主与法制》列为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在北京，居民将它列为“经常阅读的杂志”之一；在上海，居民同样认为它是“最受居民欢迎的杂志”。199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知，把《民主与法制》列入全军《订阅报刊标准》，规定为连队、营部必订的十种刊物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彭真、李鹏、乔石等先后多次为《民主与法制》杂志题词勉励。

从半月刊到旬刊再到周刊的蜕变

23年前，《民主与法制》杂志从月刊改为半月刊；6年前，《民主与法制》杂志从半月刊改为旬刊。伴着依法治国的步伐，带着永不止步的追求，怀着化茧成蝶的梦想，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2016年1月，《民主与法制》杂志正式由旬刊改为周刊。

《民主与法制》杂志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路陪伴、一起成长的数十万读者、作者及给予关心和支持的社会各界人士。

改周刊后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全彩印刷，并对栏目及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法治、经济、热点等栏目板块，更具有新闻性，也更接地气，删去了旬报、服务等跟网站、微博、微信新媒体内容重叠的栏目。按照当时的杂志定位，要通过优势互补和不断创新，与数十万的广大读者一起将《民主与法制》杂志打造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治类新闻周刊。

改为周刊后的《民主与法制》，以更专业、深刻、严谨的精神，每期努力做好一个封面主题，着力解决发行量和影响力的两大难题，用力平衡深度与速度、宣传与监督、趣味与品位等三大矛盾，大力完善制度改革、案件追踪、事件挖掘、现象分析等四种报道，以及时引导社会焦点热点事件，反映群众呼声，弘扬社会正义，关注百姓生活，普及法律知识，倡导文明新风，抨击违法犯罪行为，从而真正办成一份主流、权威、有影响力的法治周刊。

未来的《民主与法制》，希望能和数十万朋友们一起，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以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司法改革的鼓吹者和法学前沿的探索者的身份，通过一篇篇法治报道的潜移默化，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变革离不开新任领导班子的激情与魄力

2010年5月，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安排，周占华同志与我同时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常务副社长与《民主与法制》杂志副总编辑。令我们感动又感谢的是，中国法学会党组在任命书中还给我们俩各自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的文字是“正局级”。2011年6月，经过了一年的任职试用期考察后，周占华同志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党委书记、社长，我则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由此，揭开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第一次由40多岁年纪接任社领导的历史。从那时到现在，八年过去了，我们俩也均已进入年过半百的知天命之年了。转眼之间，《民主与法制》杂志也已由当时的半月刊发展为2011年的旬刊乃至如今的周刊。

现在，即将迎来创刊40年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又一次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这些年来，在中国法学会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民主与法制》杂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宣传工作方针，以让读者满意为办报办刊标准，既重视法制宣传，又重视民主宣传；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重视合法的舆论监督；既配合形势积极宣传中央精神，又体察民情重视反映群众呼声；既作宏观阐释，又作个案报道；既重法，又重情理，形成了融新闻性、思想性、战斗性、服务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办报办刊办网风格，深受广大读者和网友的喜爱。

这些年来，在民主与法制社党委的统筹部署下，《民主与法制》杂志始终紧跟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始终坚持弘扬正义、关注民生、宣传法制、服务百姓的办刊宗旨，并以其前所未有的法治视角、发人深省的案例报道、耐人寻味的特色评论……在全社会播撒民主、法治、文明的种子，启蒙了一代人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法治思想，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同凡响的成就,镌刻了独特而深刻的历史印迹。

作为一本法制期刊，39年来，《民主与法制》从创刊到辉煌，从上海到北京，无疑达到了一个最高境界。但是，“民主与法制”仅仅是一个刊名吗？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难道不正是追求民主与法制、崇尚民主与法制、张扬民主与法制的真实写照吗？

其实，“民主与法制”不仅仅是一个刊名，而是一句口号，也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制度。如果说，民主与法制是一句口号，那就表明我们都希望将其作为一种理念而深入人心；如果说，民主与法制是一种追求，那就表明我们都希望全社会以此真正奉行法律至上的理念；那么，如果民主与法制是一种制度，那就表明我们都希望“民主与法制”既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不再只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不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的习惯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