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俄罗斯在为国防工业转轨反复摸索时，美国已经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保障三大体系中表现出了美式军民融合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美国用三个词：合作（Cooperation）、融合（Integration）、一体化（Interdependence）描述结合的程度，认为目前其已从合作进入到融合（Cooperation to Integration）阶段。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提出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定义：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融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NTIB）的过程。

美式军民融合发展较为顺畅，得益于以下优势：

一是美国单一军工企业很少，大量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在同一企业内进行，适合民用的军事技术很容易被企业转化到民品生产中，使民品生产技术不断得到更新。20世纪60年代垄断国际航空市场的波音707客机，就是波音公司将KC-135空中加油机和B-52远程轰炸机技术向民用飞机转移的杰作，90%的技术均来自军用飞机的技术转移。这种转移使其民用技术获益匪浅，多次尝到“军转民”的甜头。

二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从民间方向为军民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军方也尝到了“民转军”的甜头。目前在计算机、通讯、网络、航空航天、先进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军用与民用已经失去了明显界限，大部分高新技术都具有军民两用的特性。而高新技术越发达，民间拥有的科技人才越多，防务部门和军工企业吸引人才也越困难。现在高科技公司支付的起始工资比防务部门高20%-40%，这一比例还在继续增长，迫使防务部门和军工集团不得不转过来利用民间技术和人才。其结果一方面使斯坦福大学、仙童半导体公司、惠普公司这类硅谷精英成为支撑美军信息化建设的科技骨干，另一方面也使军事研发费用大大下降。20世纪60年代，美军事研发费占国家研发总经费的一半，70年代下降到1/3，现在还不到15%。当民用部门每3年就拥有新一代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国防部门还须10年以上才能研制出新系统的时候，大量用商用技术、取拿来主义就成为自然选择。F-16战斗机训练模拟器原价3500万美元一台，利用好莱坞的电影拍摄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图形制作技术后，单价直线下落到300万美元。军方由研发主体变为研发用户，军费使用效益大大提高。

三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从1942年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1961年实施载人登月飞行的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ject）、1983年实施星球大战性质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1993年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都可见到美国政府在完成国家重大战略开发项目过程中，对军地资源的有力整合。冷战期间，美国的军工部门雇用了十几万人，制定了800多项法律，近万份指令、指示、通知和手册，3万多个军用规范和标准。繁琐的管理审查程序，人为地制造了国防军工与民用科技工业之间的鸿沟壁垒。1992年。美国政府颁布《国防转轨、再投资和转移法》，开启美国两用技术发展的序幕。1993年克林顿就任总统后，提出必须打破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采用不同技术、不同规范标准、不同经营策略、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壁垒，构建军品民品并举的统一工业基础。同年度，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在国防工业主管参加的晚宴上发表演说，要求军工产业实现“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产业化发展”。这次晚宴被西方军工界称为“最后的晚餐”。此后不到10年，美国50个主要军工企业整合成为5个高度集中的集团（波音-麦道、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企业组合不再以作战平台划分，而以能力需求划分，为更多企业参与竞争提供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