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石英 张国琦 段亮彩

萧克是我的三叔公，我一直叫他“三爷爷”。1948年，我被三爷爷从形势险恶的老家接到北京抚养，与他一起生活了10年。

当年初到北京时，我才7岁，年纪尚小，对三爷爷的身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打“鬼子”，闹革命，是个厉害的人物，现在是京城的“大官”。可是很快我发现，三爷爷身上根本看不到“官样”。

“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

三爷爷家生活很俭朴。他非常爱吃红烧肉、扣肉，每次都可以吃上好几块，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吃的都是清淡的五谷杂粮，小麦和窝头一星期起码要吃两三次。穿着也很普通，三爷爷上身通常穿一件旧的白布衬衫，下身是一条军裤，俨然一个普通士兵形象。

三爷爷家浴缸旁一直放着两只大桶，三爷爷、三奶奶每次洗完澡、洗好头，都要把用过的水倒进大桶，用来冲马桶。还要求全家人都这么做。他在家里常说：“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国家一直在号召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要响应号召，不能浪费水。”

三爷爷为人低调，要求我们不能在外面炫耀家里的身份。当时，我被三爷爷送到北京八一小学读书。记得四年级上学期的一堂作文课，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我的家人》的作文，我毫不犹豫就写了三爷爷萧克将军打仗的事。老师见我有这个家庭背景，于是在统一给班上学生发作业本时，破例给我多发了一本。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比别的同学多得一本作业本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啊。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三爷爷、三奶奶，不想三爷爷脸一沉，厉声说：“家人多的是，谁叫你写我呀！”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我感到委屈，回应道：“我这是实话实说呀。”三爷爷严肃地说：“孩子呀，这不是实不实的问题，只是我的身份敏感，学校老师难免会优待你，你会有种优越感，变得飘飘然。这样对你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记住！明天到校后，把多得的作业本退还给老师。”第二天，我把作业本退给老师，听了我的解释后，老师一脸惊诧，继而敬佩地说：“这样低调、认真的将军真的少见！”

我17岁那年，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三爷爷对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我們要带头响应，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石英呀，你从农村来还是回农村去，记住回家后一定要多积极参加劳动，现在社会不劳动的人是没有用处的……”于是我从京城返回老家务农至今。

在老家，我遵照三爷爷的教导，一直摸爬滚打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犁田、插秧、收割……十八般农活我都得心应手，干得又快又好。现今村里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夸我：“石英插秧特别快，根本看不清他是怎么插秧的。”

三爷爷非常反对“走后门”。他对家人说，我不会为你们的工作帮忙，路全靠你们自己走，靠职权“铺路”是可耻的事情。我这一辈的兄弟姐妹有10多个，大多在老家务农，有个侄儿曾写信给三爷爷，要求照顾，三爷爷回信给他：“我是不会帮这个忙的。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是正道，假如你没真本事，找到靠山又有什么用？”这个侄儿听了三爷爷的教诲，发奋读书，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大学老师。

三爷爷对自己的儿子、孙子同样要求严格。

生于1943年的萧星华是三爷爷、三奶奶在战争年代生育的3个儿女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但也没得到父母的溺爱。在学校里没人知道他是萧克的儿子。所在学校离家有8公里路，家里让他住校，每周回一次家。三爷爷从来没有用公车接送过他。萧星华周六从学校走到家里时，一般天都黑了。有一次他发烧，赶到家后大病一场，三奶奶十分心疼，但病好后一切照旧。他上小学、初中时所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大人衣服改制的，都是补了补丁的。如今在萧克故居内，有一张三爷爷、三奶奶和萧星华的合影。照片中，萧星华身穿一条背带裤。我对这条背带裤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在北京三爷爷家生活时，这条裤子从小学穿到初中，裤腿短了就接上布加长继续穿。

20世纪70年代末，三爷爷的孙子萧云松也上学了，也是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有补丁的衣服了，老师都以为他家很困难，也不知道他爷爷是谁。

萧云松在北京师大毕业后想参军，但体检时体重差半公斤，在外人看来，这根本不是事，只要其爷爷萧克说半句话即可。但家里还是放弃了，不想为此坏了规矩。最后，萧云松没能入伍，当老师去了。

三爷爷时常告诫我们家属说：“我是为中国四万万同胞闹革命，不是为你们、为我们萧家闹革命，因此，我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背靠大树好乘凉这类古言在我萧克身上是行不通的。”

为国家，能省则省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三爷爷虽然身居要职，但他不爱名，不爱利，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本色。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不行的。

三爷爷在北京的住所是一幢旧房子，20世纪50年代住进后，一直到80年代都没有修整过。“文革”时期他被“扫地出门”，房子被造反派占住，几年下来，房子破坏得不成样子。1972年，也就是“林彪事件”后，政治气候得到缓解，三爷爷被调回北京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仍住在这里。看到房子损坏厉害，营房部门计划重新翻修。三爷爷却说，不要大搞，房子还可以住。简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房子墙壁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漏雨。经北京市房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门检查，房子被列为危房，必须翻修。三爷爷说：“学院新调来不少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在他们的住房没有解决好以前，不能翻修我的住房。我是院长，不能带这个头！”

就这样，三爷爷的住房翻修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80年，军事学院干部的住房大部分得到安置，营房部门再次进行检查，认为他的住房住人实在是太危险，三爷爷这才同意重建。但他又当着有关同志的面作了两条硬性规定：第一，修建面积只能少，不准超过规定标准一平方米;第二，造价只能低，不准超过规定标准一块钱。

20世纪70年代，组织上给三爷爷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他却提出要换一辆普通车。有关部门考虑他年事已高，每天上班往返二三十里路，有时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和外事活动，普通车不方便，因而一直拖着没换。1978年，当三爷爷了解到国家油料紧张，“红旗”车比普通车耗油量超出1倍时，又一次找到车管部门坚决要求换车。车管部门只好给他换了一辆“上海”牌车（上海牌小轿车诞生于1963年，至1991年下线，共计生产了79525辆，是当时我国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主要车型）。

虽然配有专车，但三爷爷并不是出门就用车。有时办事地点路近，他就干脆自己步行过去。一次去医院看病号，天下着雨，工作人员让他坐车去，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打着雨伞走过去的。他说这样既节省了汽油，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说，车是国家配给我作为办公用的，你们不能随便用，更不能用来办私事。

1978年以来，三爷爷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钱标准不能超过。回国后，他都检查零用钱的使用情况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一笔一笔汇报清楚。1981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返回时取道香港。他立马反对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绕道而行，勢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

三爷爷不送礼，不受礼，不要额外照顾。有一次去河北某县视察学员野外作业，他坚持不开小灶，要同机关干部在一个食堂就餐，吃一样的饭菜。吃饭时，细心的他发现自己这个桌上比别的桌上多了一盘菜，立即放下碗筷，追问原因。一位管理干部回答：“考虑到首长年大体弱，便加了一个菜。”三爷爷听了，严肃批评了工作人员，叫人把这盘菜撤走后，才坐下来吃饭。他说：“我是军事学院的院长，军事学院是干什么的？是训练全军高级指挥干部的。我若带头搞这一套，下面的学生跟着干，上行下效，岂不搞坏了部队的作风！在战争年代，我军的干部和战士一个样，同甘共苦。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什么‘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流传这么久、这么动人？实际上当时井冈山有6000多名指战员，并不一定需要朱德去挑粮，但他去了，这个头带得好啊！”

萧克在介绍他自制的木工钻

劳动是把好手

三爷爷一生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保持着热爱劳动的品格，他虽然是个军人，是个作家，可干起体力活来也是把好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全国叫得很响，军队更是如此。虽然我军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我军还没来得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新成立的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结果引发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时任训练总监部（负责全军的教育和训练）部长的三爷爷萧克上将等人首当其冲，受到了错误批判（1987年，中央军委发文为在“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1959年，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等职务的三爷爷降级转到农垦战线工作，任农垦部副部长。

隔行如隔山。刚到农垦区，一切都那么生疏。但军人禀性练就了他不服输的精神。下水才见两脚泥，他决定从头学起，从普通工人的体力劳动做起。

根据农垦部工作的特点，三爷爷重点学习了两方面的知识：一是农业知识，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是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他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了不少农业谚语，如“乌鸦燕子飞得低，明日大雨凄凄”“天上起鲤鱼斑，明天晒谷不用翻”“好钢用在刀刃上，好肥用在攻穗上。麦追黄芽谷追节，玉米追的七个叶”“苗黄施粪水，苗黑施草灰”等等，三爷爷说，这些农业谚语虽然简短，但却是我国世代劳动人民的经验积累，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另外，当兵要有当兵的样，工人要有工人的样，务农要有务农的样，干一行就得爱一行，专一行。

别看三爷爷年纪大了，可学习新技术的劲头十足。他得知海南农垦局机务科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很棒，便拜他为师，学开拖拉机。从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到左转、右转、刹车、熄火等整套操作程序他很快便学会了。徐文高兴地对他说：“你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不过因部里有事让他回京，挂犁就搁下了。但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对三爷爷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1969年初冬，已年过花甲的三爷爷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被打倒的对象赴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出发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给三爷爷带个炊事员，三爷爷谢绝了这一安排。尽管他年岁已高，但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三爷爷不仅自己种菜，砍柴，烧饭，衣服破了也自己缝补，还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他先买了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然后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要是在柴堆里挑出可用之材，他便试着做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

为了使这些家具更美观，他特地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怎样刷油漆。师傅告诉他：上油漆之前，先要打砂纸，把家具打磨一遍，再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妙诀是“横刷坚顺”。他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又没气泡。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三叔公有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喜悦和白豪。他笑着对旁人说：“家有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行武出身的我，有了这些生产技能，也算是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千金不换的传家宝

“离家半纪经百战，至今耄耋始还乡。全村老小倾家出，季子归来无锦裳。”三爷爷在1981年写的《还乡吟》，如今被刻在故居铜像的底座上。功成名就之后衣锦还乡，是许多人的愿望，但也许是担心给老家带来迎来送往的负担，三爷爷一直到1981年12月7日，才第一次回到了离别50多年的家乡。

萧石英（左）在给游客讲解萧克将军生平

在嘉禾县招待所，他跟前来迎接他的我们订规矩：明天回小街田村，吃饭就吃小菜，不准杀鸡，不准砍肉，不准买鱼，不准打酒。他交代了3次，直到我们点头方罢休。老首长、老将军好不容易回一次家乡，袁家镇镇政府想尽地主之谊请他吃顿饭，好好招待一下，他却一口拒绝，说：“我的家人在这里，还怕没饭呷？没必要再破费公家的钱为我办招待了，更不准送什么礼物给我！”就这样，这次三叔公在老家住了两天，都是在侄孙家吃便饭，没让乡政府和村委会花钱。

2008年春，101岁的三爷爷重病住院，我赴北京看望他。常言道：“不怕千斤担，只怕四两病”，病魔的折腾明显使身板硬朗的三爷爷消瘦了不少，他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在病床上，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石英呀，你代表老家亲人来看望我，我感到很高兴。我心里明白自己来日不多了，真想再回一趟老家去看看，可是做不到了……”

说到这里，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滴浊泪滑出了眼眶。顿了顿，他又道：

“其实，老天已经很眷顾我了，让我活到了101岁。而1928年，跟我一道上井冈山的80多名‘梭镖营农军兄弟中没有几个人看到了革命胜利，他们中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连革命烈士的名号也没得到;每每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刺痛。

“曾有不少人为我授衔低鸣不平，其实，我并不在乎功名的高低，更不感到委屈，因为我跟党闹革命，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天下老百姓过上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基于这个初心，所以，我虽然做了将军，做了‘大官，但我绝不躺在功劳簿上伸手向党向政府要这要那，也不容许亲人打我的招牌向党向政府要这要那。扪心自问，这一点，我做到了。儿子星华一家没沾我一点光，你和老家亲人更没沾我一點光。这是我们萧家的家风，是千金不换的传家宝，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他越说越激动，眼里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说实话，过去在与三爷爷相处的日子里，类似的肺腑之言他不厌其烦地不知说了多少遍，但这一次，我却特别地心潮翻滚和难受。是啊，三爷爷他十几岁就离家干革命，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但他却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谋私利，更不为家属荫庇，无不体现一个老党员、一个革命家“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此刻，我也忍不住眼泪直流，但我说什么都感觉多余，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青山低头，江河呜咽。2008年10月，三爷爷在北京因病逝世。我们老家20多人前去参加追悼会。返回时，中央军委治丧委员会提议给我们报销差旅费，我们都婉言谢绝。虽然三爷爷走了，但他生前对我们的谆谆告诫永远铭刻在心里，他一生勤勤恳恳，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最后一步路，我们要让他走得安心！

附注：萧克（1907-2008），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7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排名第一）。

萧克在党内有“儒将”之称，他热衷文学创作，其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得了1988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责任编辑：叶筱）

（邮箱：wind.0116@163.com）